办公室，人生的驿站

在鹿寨西闸塘路的那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建起来的办公楼中，一个独立的小空间暂时可让我使用，这是我19年职场生涯中辗转了8个单位的第10间办公室，每一间呆过的办公室都在丰富着我的人生阅历。

人生中的第一间办公室，是在洛清江上游那个山村教学点。办公室是一间只有一个窗户的低矮小土屋，墙壁上满是黄黄的泥浆印，里里外外，活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当年，学校正推广普及普通话，我与其他4位乡村教师，每天操着夹生的普通话谈论工作，办公室虽简陋，但充满着和谐的欢声笑语。最有趣的是，有的老师将调皮的学生带到办公室，先是用普通话批评学生，说着说着，又变成了本地方言，幽默的言语，滑稽的腔调，事后令我们开怀大笑。山村单调的生活，让我觉得每一分钟都是那么漫长，而这蹩脚的普通话，却让这枯燥的生活变得有趣了多。

三个学期后，我被调到一个叫做幽兰的小山村。这个教学点没有老师办公室，全校4名老师实行语数包班制，办公桌便安放在自己的教室一角。无论是上课还是下课，总是跟孩子们呆在一起。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游戏的嘻闹声，顽皮的调打声，不断地敲打着耳鼓，让你无法静下心来想自己的烦心事。

幽兰的时光一晃五年过去，我调到一所当年全乡教学设施最好的乡直学校。这是一幢新投入使用的教学楼，办公条件相对以往好了许多。全校30名教师中有27名女教师，大伙儿挤在一间大教室里办公。俗话说，三个女人一条街，这不，我们的办公室便有了9条街，其繁荣程度可想而知。课余时间，老师们在一起高谈说笑，其乐融融，谈学生学习，讲自己的家庭、孩子、老公，论美容时装轶闻趣事，办公室里常常充满着欢声笑语。在这样的环境办公，训练了我在吵杂声中思考难题，批改作业和备课的能力。而当自己忍不住参与讨论而耽搁业务，又到了下班时间，我便奢望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清静一点的办公室。宽大的大班桌，真皮的老板椅，将自己与大家隔离开来，能躲在里面做一些事情而不被大家干扰。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离开了学校到新闻单位，又换了几间办公室。同处办公的有新闻业务强、阅历丰富的老记者，也有朝气蓬勃、思维活跃、文笔清新的小弟小妹，我成了老记者们的小廖，小记者们的廖大。日子就这样在一个又一个行所当行、乐所当乐中慢慢地流淌，人也奔向了而立之年，但追梦的脚步却一刻未曾停过。

2007年，我有幸换口辗转到了一座耗资1.2亿元打造的写字楼，在四楼办公室的格子间里抒写了我的后青春。郁郁葱葱的室内植物，素净小格子的落地窗帘，窗明几净，脚步匆匆，等级森严的行政长官，让我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

六年来，我送走了一拨又一拨老同事，也迎来了一拨又一拨新同事，我与我的同事们每天准点或者提前来到办公室后，便开始高跟鞋急促敲打光亮的地板，鱼贯出入在装有中央空调的各间办公室分发呈送文件，处理文稿，制发政府权威文件，接听此起彼伏的工作电话，撰写校领导们在大会上作的报告。许多抽屉开了又关，电梯上了又下，电话响了又响。每天的忙碌分不清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分不清是欢喜还是忧伤，甚至忙得没有时间痛哭一场。

繁忙紧张的工作氛围，让人感觉到无形的压力，让自己不自觉地抛弃那种想停下来打打盹的惰性。在这个人人都力争上游的团队中，人人都在表现自己，努力尽职尽责地协调处理各种会务、各种事务，唯有让自己打起精神，充实完善，才不掉队。

如今，离开了繁忙的四楼，带着一手的笔茧，一脸的沧桑，甚至还有几根白发，又回到六年前曾为梦想战斗过的地方。办公桌也由灰白色的格子间换咖啡色的办公电脑桌。虽然是老式的楼房，墙壁也有点斑驳陆离，但素雅的窗帘，郁郁葱葱的室内植物还是给办公室带来了些许生动。工作状态也由原来的紧张陡然变成另一种紧张，看来适应还需要一段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