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

我小时候，生产队里每年都要种很多红薯，在饥馑的年代里，那时红薯是我们这一代农民的重要粮食。

每年秋末，其它的大秋作物都进场入库了，只有红薯依然孤独地留守在地里。一场秋霜过后，完成了使命的红薯叶悄无生息地蜷紧了身子，平时被覆盖着的地皮裸露了出来，红薯拱起的一个个大蘑菇仿佛在向人们展示和诉说着什么。生产队长说，该收红薯了。男女老幼齐齐出动，年纪稍长些的用镰刀割薯藤，年轻的用大锄刨，他们配合得相当默契。刨红薯是个技术活，会刨的一锄或者两锄刨下去，一个个红彤彤的红薯整个被兜出来，不散不伤，煞是好看；不会挖的，两锄三锄刨下去不净不说，而且刨出的红薯净是伤口，齐齐的创面向外渗着乳白色的汁液，让人深感遗憾和可惜。如果有人接二连三地总是把一块块好端端的红薯切成几瓣，人们就大笑，笑声活跃了气氛，冲淡了人们的劳作疲劳和生活的苦涩。

当然，那时最高兴、最无忧无虑的还是我们这些七、八岁的孩子，我们头上戴着用红薯蔓编成的帽圈儿，嘴里嚼着用衣服角或红薯蔓擦去泥土的红薯，在地里跑来跑去，常常为谁的父母刨出的红薯块头大而争论不休，有的干脆顺着父母刨出的红薯垄到前边去找"蘑菇"大的地方，猜想下边的红薯有多大，盼望着能拿到一个第一名，好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显摆。现在想来，刨红薯之所以能引起我们那么大的兴趣，全在于它有用的部分（块根）深埋长在地下，这一部分的大小又可以在地上显现出一点，半隐半现，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不像落花生，把果实全部隐藏起来，让人看不出一点端倪，也就少了猜测的兴致。也不像玉米、谷子，把果实全部展示出来，让人一览无余。所以收获玉米、谷子、落花生时，跟在大人们身后的孩子总没有收获红薯时多，田野里没有那么多的争论声、笑声、惊叹声和欢呼声，没有那么多的人气和生机。

红薯刨完之后，生产队长便按一家一户的人口、工分统计计算分红薯。红薯分到手，人们不是全部运回家去，而要挑选一部分就地擦成红薯干或放入薯窖。这时全家人都全力以赴来帮忙，中年人擦，老人孩子在地上晾，家家忙得热火朝天。有些人家图快，红薯干只要不重叠着就行，简单地在地面上一晒了事；有的人家摆出来的红薯干横成行、竖成线，方方正正，引来人们一片赞叹声。远远望去，黄褐色的红薯地上仿佛落了一场大雪。

擦完了红薯干，我们就天天盼着红薯干能够早一天晒干，好给我们腾出地儿来让我们拾红薯。拾红薯是拾荒的一种。每每想到"拾荒’这个词，我脑海中就浮现出苍茫、空洞的田野和孩子们在其中弯腰低头、细心搜寻的样子。那个年代，我们什么都拾，譬如拾柴、拾麦穗、拾玉米等……而拾红薯对我们来说有一种别样的吸引力。放了学，把书包往家里一扔。趴着水缸喝上一碗凉水，小伙伴们便三五成群，争先恐后地跑到刨过的红薯地里去了，一锨接一锨地掘起来，总盼望着一锨下去能翻出一个惊喜、一个欢笑。尽管已是深秋，天气已凉，小伙伴们却个个干得满头大汗。把褂子脱下来架在自己的筐上，甩开膀子挥锨猛掘。直到天黑得再也看不见了，才比比看谁拾得多，哼着自编的儿歌"小伙伴喜洋洋，放下书包背起筐，拾把柴火打把草，也比玩强…"奔回家去。到地上霜冻的时候，村里的红薯地几乎被我们翻个遍。

说到拾红薯，有一件事我至今让我难忘。那年我10岁。一天下午，到村边一块红薯地拾红薯。那块地显然已被翻过红薯少得可怜，连小拇指大的红薯都少见。天快黑了，才拾到一筐底儿。有个岁数大点的小伙伴看了看旁边的红薯窖（那时，生产队里也要储存一部分红薯，红薯窖挖在地里），说出了一个让我现在想来 都惶恐不安的想法。我的任务是负责放哨，空荡荡的田野静得可怕，我提心吊胆地张望着。不一会儿，半筐半筐的红薯提了上来。不一会儿，半筐半筐的红薯提了上来。那个带头下地窖的小伙伴三砣按人数把红薯平均分成几堆，临装筐，他还和小伙伴们互相拉了钩，发誓谁也不能把秘密泄露出去。那一次，比我以往拾的红薯多了一倍还多，背起来沉沉的，压得我直不起腰来。回到家，母亲问我红薯在哪块地拾的，咋这么多。我脸红红的，支吾着说了另一块地的名字。好在母亲并没有注意我的神色，也没深究，只是叹口气，说："有的社员拿着队里的东西太不当回事，丢下这么多，多可惜。"当时，我不敢正视母亲的目光，心里像压了重重的秤砣。从那以后，一直到地上霜冻时，我再也没有拾红薯的兴致，也没有再拾过一次红薯。

红薯作为农民主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有关红薯的故事和记忆，却让我难以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