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勇敢奋斗的女人 ——记我的奶奶潘三妹
我们村叫宰大溪，位于锦屏县茅坪镇东面，距镇政府驻地茅坪3公里。清代至民国时期，与阳溪同属天柱县，1959年随天柱县并入锦屏，1961年天柱县析出时，宰大溪和阳溪就近归属了锦屏县。我们村地处锦屏、天柱两县交界地带，东接天柱县坌处镇地冲村，南与锦屏县三江镇令冲村相邻，西和北与茅坪下寨村交界，与茅坪上、下寨和镇政府隔清水江相望。全村120户，526人，苗、侗杂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村中统一使用的是苗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出生的人均被汉化，现全村使用汉语。有龙、周、蒋、杨、潘、王6姓，龙姓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
由于我家这个分支在家族中人丁发得很快，在我们村里，我家的人辈分最小，从村里出来一个小孩，我爷爷都有可能要叫他爷爷或叔叔。别人叫我家的人，年龄比我家的人大的，直呼我家人的名字，年龄比我家人小的就在前面加一个"哥或姐"字。唯独村里人对我奶奶的称呼不同，大家都叫她"奶光".这里的"光"不读一声，要读四声，苗语是：说话圆泛有理，办事老道公平的意思。"奶"字就不用说了，长辈叫晚辈加这个字，那肯定对她是很尊敬的了。
村里人这样尊敬我奶奶，是因为我奶奶是一个比男人还男人的女人。
辛亥革命的头一年，1910年，我的奶奶潘三妹降生在天柱县坌处镇雅地村的一户农家里。
雅地村位于天柱县坌处镇东南部，距坌处集镇6公里，东抵中寨，南抵平茫，西抵地冲，北抵长滩，是一个两百多户的苗族村庄。当时匪患猖獗，加之败兵流窜，地方治安很不好。为保一方平安，雅地村民农闲时都会在武师的指导下练武强身，提高自己的技击水平。不但雅地的男人个个尚武，就连雅地的女人，没事时也会跟着练上几套拳。
我的奶奶潘三妹出生在这样一个尚武的村寨里，加上她的父母身材高大，父亲既好练武，又传承了家族的医道，所以她和她的弟弟潘祠隆也继承了她父亲的这些基因。潘祠隆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十六、七岁就被选去给地主潘祠扬家看家护院，没两年就当上了家丁们的头，骑大马，挎双枪，那真是威风八面。我奶奶也长得高大，又是个闲不住的人，没事时也在一旁跟着练武的人瞎比划，遇到有人叫他父亲看病她就跟着去，十几年的耳濡目染，竟让这个一字不识的村姑学到了不少治病救人的知识。二十岁那年，我奶奶嫁到了我家。
那时候我们这里的风俗跟现在不同，并不是出了嫁就马上住到男方家，而是要经过好几年的"转脚"、"回门",（也就是出嫁后女方仍住在娘家，隔几个月或半年，男方安排自己的姐或妹去把女方接来，住上一两天又把女方送回娘家去，然后再隔几个月，又安排人去把女方接来住一两天，再送回娘家去。如此往复，有的"转脚"、"回门"一两年，有的会长达数年。）直到女方怀孕，才真正住到男方家里来。
1934年我奶奶生下了我大伯后，我爷爷他们三兄弟就在我曾祖父的主持下分了家。我爷爷三兄弟各分得两片杉山一间木房。因为我家是佃农，种的田地都是租地主的，所以没有田地可分。分家后我爷爷奶奶互敬互爱，勤俭持家，带着我的大伯，租种了几亩稻田，小日子过得风风火火，有滋有味。可是好景不长，1937年，国民政府为了解决抗战兵员不足，在南方几个省开始抓起了壮丁。
国民政府规定，全国青壮年"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也就是说，一家有三个男丁，必须有一个去当兵，如果一家有五个男丁，就必须有两个去当兵。但当时的役政舞弊弄权，十分腐败，贪污成风。应征的富农、地主、资本家们利用其财、势，买通办理兵役事务者后不去应征，不该应征的广大劳苦人民却被强征入伍。
被强征入伍的劳苦人民都是家中的主要劳力，撇开过去有"好男不当兵"的旧思想不说，一旦他们被抓丁当了兵，家里犁田耙地、扛木打柴的苦活重活就没人干了，一家老小就只能等着挨饿受冻了。而且那时战争不断，去了就很难有命再回来，所以他们从心里是不愿当兵的。更有甚者，在新兵到部队的途中，为防他们逃跑，兵役事务者们不给他们吃饱，也不给他们穿暖，还经常遭受他们的殴打。有些兵役事务者为了走私，沿途让新兵为他们挑、扛货物，新兵们只能忍着饥寒伤痛负重行军。所以，途中累死饿死是常有之事，因而造成大批新兵逃亡。而前线又催着要兵，于是国民政府的兵役机关就成了拉兵、抓丁的强征机构。
他们带着团丁（地方武装），在甲长、保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组长）的指引下到处抓人。穷得叮当响的，因为榨不出油水，抓来后直接就送去当了兵，从此归期无限，死活认命。稍有家底的（当时的农民是相当的节俭的，省吃俭用，稍有盈余，就会买山买地，视山地如生命，甚至把山和地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抓回来先关押在乡公所（民国时期的最低层政府，相当于现在的乡政府）里，等着他的家人卖山卖地，拿钱来把人赎回去。有些地主或甲长、保长看中了穷人的山或地，因为出价低，穷人不愿卖，就与兵役机关串通好，把穷人的男丁抓走，逼着他家贱卖山地赎人，使一个原本勉强能够维持生计的家庭，一下变成了赤贫。
我爷爷在三兄弟中排行最小，大爷爷年龄大了，免除了兵役，所以我爷爷和二爷爷就成了他们的抓丁对象，从此就再也没有了安宁的生活。
为了躲避抓壮丁，我爷爷基本不敢回家，就是在田里犁田、插秧，也是由我奶奶守在路口给他放哨，稍有风吹草动，奶奶就会通知爷爷跑。晚上也不敢睡在家里，因为抓丁的会在半夜人们睡熟的时候来，把人从床上直接抓了去当兵。所以吃过晚饭，我爷爷就会上山，或是露宿于荒坡、河沟、稻田之中，或是藏匿于炭窑（烧制木炭的地窑）、薯窖（储藏红薯的地窖）之内，或是干脆爬上大树，坐在树杈上用布带把自己绑在树干上睡觉过夜。
一次我爷爷在犁田，我奶奶回家去做午饭，也就离开了一个小时左右，等我奶奶背着我大伯送饭来给我爷爷时，见犁和牛都在田里，人却不见了，田埂上有明显的打斗痕迹。我奶奶意识到我爷爷被抓了，马上背着我大伯跑了十多里山路，到雅地村叫她弟弟潘祠隆，骑马带着家丁抄近路把我爷爷抢了回来。
一次是冬天，天实在是太冷，我奶奶可怜我爷爷，叫他今晚就在家里睡一晚，不要出去躲了，说这么冷的天可能不会有人来抓了吧，于是我爷爷就在家里睡了。睡到半夜，因为我爷爷长时间没睡好，睡得很沉，没有听到异响。但我奶奶听到了，她感觉好像有好些人把我家围住了。她马上穿衣起床，出门查看。刚出大门，就见六、七个团丁已经上到楼上了，正要进屋抓人，恰好被我奶奶堵在了大门口。我奶奶一边大叫："老海他家（老海是我大伯的小名，"家"在我们这里既指家庭，也是爸爸的意思）快跑，抓壮丁的来了！"一边挡在门口，不让团丁们进去。团丁听我奶奶叫喊，急了，就动手想把我奶奶拉开，可他哪拉得动，我奶奶一米七几的身板像根木桩戳在门口，纹丝不动，而且还一个劲的叫我爷爷快跑。后面的团丁见拉不动，调转枪头就想用枪托砸我奶奶。我奶奶伸手抓住枪托，开始跟团丁们打了起来，六、七个团丁被我奶奶打得节节败退，退到了楼梯上。这时楼下有团丁在喊："跑了，跑了，跳窗跑了。"此时，楼下乱着一团，有喊追的，有说追不上的。楼梯上的六、七个团丁听说跑了，也就转身下了楼。
第二天，我奶奶打团丁的事经周保长的口传遍了全村，大家都赞叹说："一个女人打六、七个男人，啧啧，这个女人不得了！"
一年四季，不管是春夏，还是秋冬，只要我爷爷在家时间稍长一点，就会有团丁来抓他，所以我爷爷根本不敢在家呆太长的时间，也不敢跟大家一起去拖木头（我们这里盛产杉树，每年老百姓的大部分收入基本都靠给人砍伐木材，搬运木材而来。过去没有公路，没有挖机、卷扬机，二十多米长，直径四、五十公分左右的杉原木，砍在山里晒干后要运出来，全部得靠人工拖。这是一项非常耗费体力的活，也是工价最高的活，一根杉原木小的有两百多斤，大的五六百斤，甚至上千斤都有，如果是松木就更重，这种拖木头的活，一般个子小一点，力气小一点的男人都不敢去干）。我奶奶舍不得丢掉这份收入，就跟着男人们一起去拖木头，成了周边几个县唯一一个拖木头的女人。拖一天木头下来，大家都叫累，可我奶奶拖一天木头回来，还要做饭喂猪干家务，看她那样子仍然是干劲十足，根本不觉得累。我们村的那些男人把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我问过我奶奶，她当时真的不累吗，她说累，而且很累，但为了这个家，为了她的孩子，也为了不让别人笑话她和她的男人，她忍着，就是再累也不让别人知道。
平时村里有谁有个头疼脑热，或是伤筋断骨，甚至是生小孩难产，都是找我奶奶给看，我奶奶用些草药就帮他们把问题给解决了，也不收钱，稍微殷实点的人家叫吃饭，我奶奶就去吃一顿饭，穷的人家，她连饭都不吃人家的。我奶奶还会一种叫七公掌的掐指算法。她用左手的大拇指掐着四个小指的关节，心里默念着一些口诀，就能准确的算出快生产的女人几点生产，也能算出你丢的东西是否还能找到，在哪个方向能找到，那个东西是在高处还是在低处。我懂事后经常看到有村里人到我家来找我奶奶，或是要草药，或是喊我奶奶去接生，或是因为丢了牛或其它的，来找我奶奶问去哪里找。
我对我奶奶的七公掌很好奇，问过我奶奶是谁教给她的。她说这东西在他们家传男不传女，是她碰巧偷学到的。她说在她还没嫁到我家来，还在家做姑娘时，有一次她准备上楼去取东西，上到楼梯的一半，正好从楼梯旁的窗户看到她父亲在屋里给她弟弟讲解七公掌，她觉得好奇，就站在窗外偷看，听她父亲讲解一遍她就记住了。
1942年，我奶奶生了第二个儿子（我的父亲）。由于我爷爷跑壮丁，帮不上我奶奶，我奶奶带着两个小孩，还要干这么多的活，实在是忙不过来，就跟我爷爷商量搬到锦屏县的乌坡村去住。民国时期不像现在，那时是各县管各县的，如果在锦屏县违了法，只要跑到天柱县，就没人追究你了。所以我们家就搬到乌坡，找了块空地，搭了个茅棚就住了下来。我爷爷租种了几亩稻田，我奶奶在山上开荒种地，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但好景不长，在乌坡住了一年多，我爷爷就被抓了壮丁。我奶奶只好卖了一块杉山，去把我爷爷赎了回来。
在乌坡住了两年，我奶奶想，在乌坡住久了，怕再被抓壮丁，我们家的山林和房屋都在宰大溪，跑了两年，宰大溪应该不会再抓我爷爷做壮丁了吧。我爷爷也这样认为，所以又搬回了宰大溪。但在宰大溪一年都没住上，我爷爷又被周保长带人给抓了。我奶奶是个要强的人，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自己的男人去当炮灰。所以她把我家仅剩的一块杉山也卖了，把我爷爷又赎了回来。
我爷爷再次被赎回来后，我奶奶跟我爷爷说，宰大溪不能再住了，我们已经是一无所有了，如果再被抓，就再也没钱去赎了，搬家吧，搬到令冲去，那里有房族，又属外县（锦屏），宰大溪（当时属天柱县）管不了那里。于是我们家又搬到了令冲。
在令冲住下来后，由于令冲与宰大溪只是一山之隔，相距只有三公里，周保长还是会时不时的带人去抓我爷爷（周保长都是趁令冲的龙保长不在家时带人过去，龙保长在家，周保长不敢公然进令冲抓人），所以我爷爷还是经常要躲到山里去。有一次龙保长外出，忘了告诉我奶奶，结果被周保长安插的眼线通知了周保长。那晚，我爷爷奶奶我爸我伯他们睡得正香，就听外面周保长在叫："光寿（我爷爷的名字），你乖乖的出来吧，我们已经把你家包围了，你这下跑不了啦！"我爷爷一听，心就凉了。"跑，又跑不了，藏，又没地方藏。完了，这次完了！"我爷爷着急地悄悄对我奶奶说。我奶奶说："别急，把你的衣服穿好，跟我来。"我奶奶把我爷爷带到正焙着谷子的焙笼前，把焙笼端起来，让我爷爷蹲下，用焙笼把我爷爷罩在了焙笼里。我奶奶把移出的火盆放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就回到了床铺上，对着外面喊："老海他家不在，你们走吧。"就听周保长说："不可能呀，不是说天黑还在吗？去，进去两个人看看。"我奶奶马上起来装着穿衣服。两个团丁推门进来，到处找了一遍，没找到，就出去了。我奶奶的沉重冷静使我爷爷又躲过了一劫。
我家在令冲住了六年，直到1950年锦屏县和天柱县和平解放，我家才搬回宰大溪。
在令冲住的六年里，因为有龙保长保护，我爷爷不用天天躲避抓壮丁，只是偶尔龙保长外出时躲一躲，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我爷爷都可以进行生产劳动，头五年生活过得还算可以，我大伯和我爸都在令冲上了学。到第六年，我爷爷因过去躲壮丁常露宿于山林野外，落下了严重的风湿关节炎，已经做不了重活了，只能在家做做家务，种种菜什么的，像扛木头，拖木头，打谷子这些重活都是我奶奶做。
搬回宰大溪后，我奶奶成了我们村的义务接生员，我们村所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生的人都是她接生的，甚至八十年代后，遇到难产，接生员处理不了，也要叫我奶奶去处理。这期间我奶奶又相继生了我叔、我大姑和我小姑。我奶奶还是我们村的义务调解员，而且这项义务一直持续了她的一生。谁家婆媳间吵架，兄弟间吵架，父子间吵架，或是相邻或不相邻的两家吵架，都会有人来叫我奶奶："奶光，你去看看吧，某某跟某某在吵架呢，你去劝劝，叫他们不要再吵了！"围观的人见我奶奶去了，就会对吵架的人说："奶光来了，奶光来了。"吵架的人听到，吵架的声音马上会小下来。经过我奶奶的调解，他们（她们）会高高兴兴的重归于好。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爷爷就已经行动困难了，别说种菜，就是做饭都做不了啦。但我爷爷吃饭跟我们有所不同，他一天三顿都要吃热的，连酒都是温过了才喝。我奶奶跟着生产队劳动，别人都是把中午的饭包到干活的地方吃，这样中午可以有一点休息的时间。我奶奶为了照顾我爷爷，她不包饭，不管干活的地方离家有多远，每天中午她都要跑回来给我爷爷做饭，看着我爷爷吃好了，她捡拾好了，才回去继续跟大家一起干活。即便是跟男人们一起拖木头这么重的活，她也会跑回来为我爷爷做午餐。我爷爷如果去谁家吃饭，她会叫我爸、我叔，或是我姑姑他们把我爷爷送到那家，估计快吃好，又叫他们去把我爷爷接回来。我奶奶去别人家吃饭，估计她快吃好，我爷爷也会让我姑姑她们去接我奶奶。别人来我家吃饭，吃好后我家的人也必须把人家送到家才回来（这活到我大伯、我爸、我叔他们都参加了工作，我姑姑她们也相继出嫁了，就成了我们几兄弟的必修课了）。
我家在村里，从来就算不上富裕，但只要有人来我家吃饭，我家随时都有摆得上桌面的菜。干肉，干鱼，干鸡，干鸭，随时从炕上拿下来就炒。钱也是这样，只要是急用，找我奶奶，几十块钱随时可以拿得出（那时的几十块相当于现在的几千块）。我奶奶常说，任何东西，有的时候都要想到没有的时候，不能一次吃完用完，得留着点，防着没有的时候。
从小我奶奶就要求我们：出门时，不管去哪里，必须告诉家人，得到家人同意才能出去。回来，也必须让家人知道。进家门时，如果家里有客人，不管认识不认识，必须向客人打招呼后才能去做别的事。去到别人家，也要按辈分称呼别人，说明自己的来意，不能像做贼似的来无影去无踪。所以，在我们村，如果谁家的孩子礼貌上做得不好，他（她）的父母就会对他们说："看看老海（我大伯的小名）老木（我爸的小名）他们家的那些小孩是怎么做的，跟人家学着点！"
1983年，我爷爷过世后，我奶奶去了湖北，跟我叔一家住在武汉。七十多岁高龄的她，因为闲不住，竟利用电视的字幕开始学习认字，并拿我堂弟（我叔的儿子）的课本做识字本，有不认识的字就问我堂弟。四年，从一个全文盲变成了能读书看报的"文化人".不知道底细的，看她戴个老花镜坐在桌边看报，还以为她是个退休的老知识分子呢。
由于不适应城市的生活环境，1988年，我奶奶回到了宰大溪，跟我家住在一起。当时我爸在湖南工作，我弟跟着我爸在湖南读书，我在部队当兵，家里其实就我妈和我奶奶两人。我奶奶见村里的年轻媳妇和姑娘们都在织毛衣，快八十的她也迷上了织毛衣。叫我妈给她买来毛线，她自己用南竹削成扦子，整天跟那些年轻媳妇和姑娘们在一起学织毛线。开始织袜子，然后织手套，后来织毛裤、毛衣。1993年，她用她那已经弯成弓型的背，背着我刚出生几个月的大女儿多吉，一边晃动着腰身，摇着背上的多吉，一边手上还在织着毛线裤。她说要给我和我爸各织一条毛线裤。我的她已织好，正在织的是我爸的。
1993年的冬季，我奶奶毫无征兆的走了。我奶奶八十三年的历程，是勇敢奋斗的历程，是充满爱的历程，是完全奉献的历程。在吃完送她上山的酒席后，我家一下子少了两百多个碗（我们这里有个风俗：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去世了，在她安葬的酒席上，要从她家拿个碗，装点饭菜带回家给家人吃，希望家人也做一个跟她一样的人）。在帮忙的人清点完碗的数量，告诉我妈后，我妈显得很高兴，也很自豪。
由于那时没有高铁，从湖南的长沙到我们家，需要三天的车程。等我爸和我叔到家时，我们已经送我奶奶上山回来了。当我把我奶奶给我爸织的毛裤交到我爸的手里时，本已哭得声嘶力竭的我爸，再次哭得差点虚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