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拍两碎

就我个人条件， 在青少年时代，至少表象上看去不普通，面白唇红，个子也可以，爱看书学习，会吹笛子，爱唱歌，字写得也不一般，也因此，来宾馆干楼层服务员，没两三个月，就有人和我说，财务科看上你了；也没来得及反应，一日在大院，财务科长真叫住了我，问我是否愿意到财务上去，我呢，心理准备不充分，态度也不够积极，可能是说了行或愿意，但因没有热切的向往，更没有感激、巴结之意，可归之为不开眉眼，这事也就没有再进行、不了了之了。

我失去这样改换工作、工种的好机会，一点也不在意，其主要在于，它原也不在我人生兴趣的考虑范围。

再有往上走的机会，是第二年北京人民大会堂来挑人，楼上服务员挑的也就一两个，可我恰恰就是让人家看上了。我还动过一点心思，但是一样不热络，感觉不到它对我有多大的吸引力。

大会堂那一男一女两个干部上午9点左右来我宿舍，我还在蒙着头睡懒觉，楼上打水、打扫卫生的工作，都快要让其他人做完了；我宿舍里那个脏、乱、差，特别是地上，扔了好多写满了毛笔字的废报纸。

就此二位，我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散漫、怠惰的孩子，万分不适应到人民大会堂去。

但这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遗憾。说去人民大会堂，首先想会对咱有更大的调教，更严格的约束，更苛刻的管理。

我青少年时，不自由，毋宁死，就是一种生理性、气质性的，是生命或者至少也是半生命状态的；却非这三四十年混过来，被修理得面目全非，当真以为，不自由就不自由吧，这也没个啥。

这时，老楼东楼进行改造，需要抽人手下夜，这业务科长就点了我的将。

这16岁的冬天，倒能伙着个有口吃的青年炊事员，一起在东一楼左边头一个家，混着睡沙发了。当然，要求不能睡，但那是要求，不等于没有沙发可睡；睡不着，那是另一回事。

若干年后，是一位本就从客房部经理升上去的副总，似乎挺愿意帮助我改变工种。他专门找过我两次，一次问我愿不愿意当电工；一次问我愿不愿意当炊事员。

而这时我都有一点年纪了；特别是后一次说炊事员，我就笑着和他说，我要当炊事员，小孩子来时，不就可以。这里存乎一个深层次的文化背景问题。我来自太行之巅的陵川县，在有些古老观念上的封闭程度，包括这仕工农商，偏狭又愚痴，破四旧之火，对它也没有产生根本的效力。

祝大同，不多的几位良师益友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能进行小说创作，就和他多有交流；他在《山西文学》当小说编辑，扶持起来很多位来自基层第一线的作者，别说吕新、房光、常捍江了，日前他翻出一期旧杂志，发现了当年他给贾樟柯发的处女作；他对我的帮助，非常之大。

我此生混文学，一个最大的错觉，即我不靠外界的力量，凭自己写作，应该能养活自己。

祝大同也是替我发愁，说你像人家福克纳那样，一边写小说，一边烧个锅炉，不也可以嘛。

当然还是，恼得个我呀。

我1986年上赵树理作家班后回到原单位，就因无心上班，还酗酒这些，单位也不知道能给我找个啥干的，这时柳巷派出所向各单位要人，我被抽调过去，与从街道找去的老妇女、老头儿，临时组成了一支灭鼠队，二三十人，如我者年轻人，寥寥无几。

我在柳派灭鼠队的工作，有往各单位发宣传资料的事儿，实际消灭老鼠，人人知道重要；有发老鼠药的事儿。这年里老鼠药已变出了花，是五颜六色很彩色、很鲜亮的那种，将其一盒十二色彩色粉笔砸碎，用核桃油、凡士林拌亮，就像我们分发给各单位、各商店、各饭店的新型老鼠药；但这一期的新鼠药效果不佳，不仅灭不了老鼠，尤其中小老鼠十分爱吃，吃多了，顶死转转圈，吐一吐，很快又恢复机灵劲儿，钻烟筒这些，跑了。

可你要收用鼠药单位的费用呢。尽管价格不甚高，可钱也还是钱，不是自鸟洞掏的，这人家就反映，你们这是发的宝塔糖吧？

管我的大个子老汉儿，住柳巷五拐巷，早以前拉过烧土，在山大剧院当过收票员，有点驼背，戴顶蓝单帽，黄黄的老脸面，多少带浮肿。

他对我也不能说是两面三刀，只是，一找不见我，就戳火地给宾馆打电话；我见了他吧，他气也就不大了，正可以教育我，一番说教，把我的懒惰当成劳动人民内部矛盾。

不过，他随后还是知道我会写诗了。因之，批评我的时候，也上了一点词儿，如：知礼而后耻；如：蛇不蜕皮树活得个啥？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啥意思。实打实说，我跟着他干灭鼠队的事次数也有限。是有一次，他走在我前面，到了长风剧场那边，突然感叹，萝卜芹菜，瓜拍两碎。不觉让我一愣，我当时就想，他可能是指他的婚姻。他像个鳏夫。

这后来我就是不管它，直接不去了。由他往宾馆打电话吧。打了好一段。还是不打了。

关于我在柳巷派出所灭鼠队，是我们在赵树理作家班的班长彭图老哥——他整大我一轮，认为这是个绝好的小说题材，充满荒谬感，特别写了一个中篇。

我这么胖，二百多斤，但在他小说中，却变成了瘦诗人。

所以说，小说本就是虚构产品，不可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