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角度以汪曾祺看京派文学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始于“五四运动”带来的思想上的解放使北京的文学、思想、文化活动变的十分活跃。在这一基础上，到三十年代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之后，留下来的文人墨客诸如老舍、废名、沈从文等人与当时北京几所大学的师生组成了一个并未正式结社却有着自己文学阵地的流派——京派。

汪曾祺与京派的结缘来源于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上的那所大学——西南联大，西南联大被称为“京派文化的大本营”。在这里他遇到了对他影响极大的一位老师，也是30年代京派文学的主张坚持与代表人物之一的沈从文先生。在1940年，他成为了沈从文的真传弟子并在沈从文的直接影响之下写出《异秉》、《复仇》等小说，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有人说汪曾祺是一个京派文化哺育出的新苗，在京派作家扶持出下成长的原因所在了。

作为京派文学的继承者，京派文学“一面揭露社会的不平，一面惧怕革命与破坏”的风格也影响到了汪曾祺。在建国后的第一个十年汪曾祺曾一度安于现状，没有什么创作。虽然这与他被“增补”为右派有一定的联系，但是，想当初汪曾祺前往西南联大的时候可是一个不惧路途的艰险，即便身患重病也毅然带病参加入学考试的不折男儿！他颓废的状态到后来还是沈从文的极力劝勉才得以改善，从而使得汪曾祺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诞生。由此可见，京派对汪曾祺的影响不仅触及了他的写作风格，更是直入他的思想与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是他被认为是京派文学第三代继承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继承者一词在优秀的人身上所反映出的就不单单是对于前人成就的接收了，更多的是继承后的创新与超越。1950年汪曾祺在《北京文艺》担任编辑，时任北京文联主席同时也是京派老作家的老舍先生曾言：“北京有两个作家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可见老前辈对汪曾祺的认同与期许。汪曾祺对京派的超越其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文学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他成为一个京派作家也不是他故意为之。京派文学所强调的是自然美、人性美和乡土人情美，汪曾祺的作品对其的突破在于他不仅仅吸收了老师沈从文的乡土民俗风，更是将与之相对的城市文明风纳入其中，用一种更为宽广的胸怀去理解、学习他人，从而使得自己的作品有了一种新的独特气息。

京派文学到底是什么，又代表了什么，从汪曾祺的身上是可见一斑的。虽然京派这一文学流派在40年代便因政治原因趋于消亡，但“明亡实存”。汪曾祺的人生社会经历从某种程度往大的方面说也是京派这一流派的时代延展，他也的确有资格做那样一个流派的传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