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里的枪

男孩子大约都是有些喜欢枪的。当然我们只有自己动手，用竹棍、木板、钢丝、铁条做出一杆杆长枪短枪，打火柴，打火药，“砰”……

但有一年，村子里忽然出现了许多真枪，据懂一些的人说，什么三八大盖、冲锋枪、机关枪……都有，它们或背或扛在我们本村和外村的青壮年农民肩上。

他们都是队上的民兵，是来演习的。正是“要准备打仗”的时候，所以全民皆兵。他们趴在一个大草坡上练匍匐、瞄准、射击，当然不是实弹，也可以就地休息。这让我们十来岁的孩子一下子兴奋起来，便悄悄地走近他们。很快我们就拿过他们的枪，也趴在草丛里“练”射击——闭合枪栓，扣动扳机，听见一声轻轻的撞击声。虽然偶尔也被这些大哥、大叔们警告，说是空枪也可能打死人的，它有撞针啊……但我们到底不怕，仍饶有兴致地把玩着各种型号的枪——它们都是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旧枪。这一天，我们仿佛见到了电影里的场景：打鬼子、打反动派的子弟兵来到了乡亲们中间。

这样的情景我大概也只见过三四次。后来，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这么多的枪。

但我听说还有两支半自动步枪留在我们村，一支在大刘手里，一支在小陈家。那些天，我感觉到大刘似乎变了一个人。他过去特别爱争利，哪怕是蝇头小利也要争，但现在变得大度了。队里开会时，他无论如何也要发表一通“高见”……

当然这只是我们几个小朋友的判断。他到底有没有枪呢？这仍然是一个悬念。于是，我们找了个借口，跑到他家里，说村西头来了两只狼，要他赶快拿枪去打狼。他识破了我们的谎言，不动声色地摇了摇头，继续坐在里屋抽烟，但他不自觉地瞥了一眼他那花床的蚊帐。我们乘机贴近他的花床，果然看见一枝擦得锃亮的长枪倒挂在蚊帐的横杆上。谜团解开了。

没想到，过了几天，村子里的两支枪就公开地露面了。大队要开批斗地主的大会，叫各个生产队把地主押解到会场。我们队的地主就是我的一位本家奶奶，一个60多岁的孤老婆子。大刘和小陈端着枪，押着她，从村口走出，奶奶花白的头发在风中凌乱地飘着，身后是黑黝黝的枪管。我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看见的，心里一紧，说不出话来。我才知道，那枪不是像我过去所想象的，充满着战斗的豪情、理想的浪漫，而是黑洞洞的枪口、说一不二的准星、隐忍待发的扳机，甚至还有无情地穿透一切的子弹……

开了两次批斗会后，那两支枪又告隐退。但大刘在村子里说话的声音似乎更大了，甚至主动分派任务给社员，很快连队长也要听从他的意见。大刘走在村道上的脚步也更响了，头似乎也有点微微地昂起来。

但村子里并没有别的什么需要斗争，日子过得也相当安静。我从大刘的脸上却看到了一点点烦躁不安。不久，他把我们十来个正上小学的学生召集到了一起，给我们讲了一通话，大致是要求我们排成一队，整齐划一地齐步走着去上学，放学回家也得如此。我们都静静地听着，眼前浮现的仍是他家蚊帐后面的枪。

但大刘对我们的军事化要求失败了，我们最多只坚持了一个星期，很快就回到自由散漫的状态。

再后来，田地都包产到户了，那两支枪也上缴了。大刘也很少在村子里抛头露面，又恢复了过去不声不响做事的习性，偶尔在村道上遇见，他总是低头匆忙地走。人们还发现他有夜间活动的习惯，村里偶尔会传来骂声，有人骂自家的包心菜少了，有人骂自家的麦秸被偷了。这样的情况并不算多，人们骂得也不激烈，毕竟大家还是要为彼此留些脸面才好。村子基本如一潭静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