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良，一直在路上
初夏，气温渐渐高亢，像唱到紧要处的歌声。听说黄州有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在这个开始热乎起来的季节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作为基层作协的负责人，我决定专程去看望他，顺便送去几本我所主编的杂志。
周五的下午，我们一行三人自驾从黄州出发，沿赤壁大道东行，出喧闹市区，过波光潋滟的白潭湖，在赤壁大道尽头右拐，上江北公路，再缓行两百米，目的地就到了——黄州路口镇祠岗村丛树塆。那位出书的农民，就住在这个塆子里。临近道旁有一座平房，被收拾得约有八九分整洁，就是他的家。
他叫陈国良，喝白潭湖水长大的一位农民，今年54岁，发已花白，讷于言辞，带着口罩，但眼神是灵动的，有光芒，有温度，像我们刚刚经过的那片白潭湖。经过不断地启发式提问，我终于从陈国良口中，搞清楚了他那部长篇小说背后的故事。
原来，高中毕业的陈国良有个隐藏心底的梦想——写出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样一部小说。理想虽然很丰满，现实却实在骨感。上有老，下有小，沉重的生活压力，使他不得不面朝黄土背朝天，整天忙于田间劳作，爬格写书几近奢望。2006年，陈国良开始外出打工，辗转于内蒙古、新疆等地，干的是电焊。漂泊在外，孤独常常是一夜的无眠，潜藏在他心底的那个梦想便时常涌动，而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强烈。2008年，陈国良终于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开始写作。在工地上，不可能有安静的写作空间，纸笔也不是常备用品，他就在手机上一个字一个地“戳”。那时，还没有智能机，能满足输入和存储的是短信，每条短信最多300字。陈国良就一条一条地编发，把构思好的小说情节转化为朴素的文字，一段一段保存下来。于是，陈国良的工友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每到工间休息，陈国良就独自蹲在角落里，对着手机戳戳点点，时不时会兀自一笑或者摇头叹息，整个人仿佛都“变得不正常了”，在下班的路上还曾因专注于“戳手机”而撞到他人，有一次竟撞在树上，头破血流，缝了好几针。
这样的日子，过了不是一天，也不是两天，而是整整八年。从老人机到2G智能机，陈国良前前后后换了5部，到2016年终于一个字一个字地“戳”出15万字的小说初稿。由于一直是默默创作，没人知道他“戳”手机是在写小说，连他的妻子也不知。有一次，妻子无意看到他手机里一条言语暧昧的短信：“亲爱的美玲，我会爱你一辈子……”气得大发雷霆，摔坏了那部手机。直到那时，陈国良才坦白自己在写小说，那暧昧的短信，其实是小说人物的一段对话。
小说完成后，陈国良又反反复复进行了多次修改。对于这部书稿，他看得比命还重要，渴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出版。但是，他，一个农民，对土地是熟悉的，对庄稼是熟悉的，对电焊是熟悉的，可是对出书这件事，则完全一无所知。2019年的夏天，陈国良在网上认识了一位作家，并向他讲述了自己创作小说的前前后后。作家朋友深受感动，答应全力帮助他实现梦想。2020年4月，陈国良终于梦想成真，其15万字小说《一直在路上》由四川团结出版社出版。
其实，农民出书，并不鲜见，不过，陈国良还是打动了我。应该说，他是第二个打动我的农民作家，第一个是安徽阜阳的姚启中。姚启中，一位北漂农民工，以卖菜为生，仅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硬是靠着一本新华字典、一大摞稿纸和一堆圆珠笔，在卖菜间隙写出20万字的《卖菜叔日记：写给孩子们的奋斗史》，并于2013年出版。记得当年，我在感动之余，写过一篇文章《成功是裹在蒜皮里的瓣儿》，文中感叹道：“在姚启中的菜摊中有一种最常见的货品：大蒜头。细细想来，这么多年，姚启中跨过横在面前的一道又一道坎儿，最终梦想成真，其过程与剥除蒜皮何其相似：一层接一层，耐心地剥下去，最终获得的就是光亮莹润的蒜瓣儿。人们常问：什么是成功？其实，成功就是裹在一层又一层蒜皮里的瓣儿。”该文发表之后被转载过近百次。这一次，陈国良也打动了我，就像当年的姚启中打动我一样。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多么了不起，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学情怀和执着精神，让我着实感觉到有一种需要仰视的高度。
但凡长篇写作，要才华，更要毅力。有些写作者不是没有写作长篇的功力，可为什么没有写出长篇呢？很大程度上恐怕还是因其毅力不够，难以抗拒各种干扰而致流产。很多成功的作家都习惯“闭关写作”，也就是关起门来，排除干扰，目的就是让自己做到绝对专注，一门心思搞创作。当年，为了写作中篇小说《人生》，陕西作家路遥就曾告别妻女，远赴延安甘泉县，把自己关在县招待所，每天工作18个小时，不分白天和黑夜进行创作。无独有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也是“闭关”达人，为了写作《长日留痕》，他曾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四周，不见任何人，不拆任何邮件，不接听任何电话，甚至不看任何报纸和电视节目，每周一至周六的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半，除了写作，他什么事都不做。
相比于有条件可以“闭关写作”的专业作家，陈国良和姚启中这一类业余草根作者，写作条件可以说基本没有，面对生活重压和各种外部干扰，他们完全有一千条理由放弃写作，但是他们不仅没有放弃，还最终搞出大名堂，就不得不令人钦佩了。尤其是在当下，大多数人都在为物质利益忙碌，陈国良们却能在为“物”而忙之外，努力去开掘和坚守一片精神领地，他们就不再是穿梭岁月的“工蚁”，而是在花间酝酿嬗变的“蝶蛹”。我一直认为，工蚁和蝶蛹之间的美学等级之别，不啻于泥淖和云天。
傍晚，从陈国良家告辞出来，返程时我们再次经过白潭湖。那里，岸柳扶风，水禽翔集，一叶轻舟荡漾湖面，渔夫稳立舟中，抛撒渔网，在夕照中剪出一幅动人的初夏捕鱼图。我不禁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这方灵秀之域，陈国良生长生活，并培育出超凡脱俗的情怀，应该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福分。
其实，对于我们更多人而言，一生当中如果能够长存一种美好情怀，哪怕它一直在路上，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和福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