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过年时

年前的一天，下了一天的雪。老伴说，你再唱《白毛女》，不会再流泪了吧？

我说不会了。

但是，思绪还是回到了故乡，回到了童年。

童年是苦涩的。几岁时，父亲就病故了。家里很穷。缺吃少穿。哥哥到城里当学徒了，后来母亲也到城里了，哥哥和母亲每月能给三五块钱的生活费。那时我只有十二三岁，但也能带弟弟生活了。中午烧点稀粥，吃两三碗，留一点；晚学后，再热一热，吃两口，一天就过去了。

但那时的精神生活很丰富。故乡的小镇曾是“李府”的粮仓，有几百间大瓦房，抗战后做过安徽学院（即安徽大学），1952年后又做过省里的康复医院，来了从朝鲜前线回来的伤员。每个礼拜都演戏、放电影，慰问伤员们。还在邻居家设过图书室，有小人书看。那个时候看电影《白毛女》，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了那么逼真的雪花，看到喜儿赤脚在雪地里、在山洞里奔走。为她的命运牵挂着。

1954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冬天，又是百年不遇的大雪。春节临近时，我们家还欠着丁家的一些债务。要到城里去找哥哥和母亲要点钱。积雪很厚，盖了路。那时从故乡到合肥的火车票是二角一分钱，我们没有钱，我们只得顺着到合肥的铁路线走。在雪地里赤脚走，很慢，一天还走不到。在一个叫钟油坊的地方，丁叔叔有位朋友在那里，于是我们到那里过了一夜。那家人给了我一双旧布鞋，我穿在脚上，觉得好暖和好暖和。

第二天，我们又赤脚再走，终于在傍晚时到了合肥。哥哥和母亲都给了几块钱，还了债，也过了年。1955年的冬季，是几十年中最冷的，零下一二十摄氏度。

我在小学时就喜欢书法、画画，更想当作家。但是缺吃少穿的日子还在继续着。后来母亲让我到城里当学徒，为了解决肚皮问题，只得先放弃学业。

想当作家，就得写作。于是开始记日记，天天记，这就是我的写作，一不小心居然就记了60年。发点工钱就买书，没有棉衣不要紧，关键是没有棉被盖，只好和别人“捣腿”，今天跟这个挤一挤，明天跟那个拱一拱。工作6年，也还没穿过棉裤。直到1962年1月，车间给厂工会打了报告，批了5块钱，专款专用，才给我解决了一条棉裤。没有棉裤穿也不算什么。喜儿在深山里有棉裤吗？也没有。那年在雪地里赤脚走了两天，不也没有棉裤、棉鞋吗？不也熬过来了吗？少年不知愁滋味。

只是每年冬天下雪时，看着那纷纷扬扬的雪花，就会想起电影《白毛女》，我就会吟唱《北风吹》，或者吹着口哨，眼里还会噙着泪花。这种情结一直持续了许多年，许多年，一直至今。

有一年参加全国文代会，和演《白毛女》喜儿的田华老师在一起开会，人民大会堂的人海中，她的满头银发特别显眼。按说早已过了追星的年龄了，我还特意和田华老师照了一张合影。

过年期间，我在没事的时候，就在电脑上搜寻《北风吹》，把各种唱法和音乐都糅合到一起，反复地循环播放，我也就反复地听，听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