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木屋
外面，是竹。竹里，有风，风声沙哑。傍晚的棒槌坡，有燕儿，低低飞翔。坡梁里，静静地，木屋站在那里，廊坊上似乎还晾着他的衣服，或者，是他一直舍不得丢弃的那床泛黄的草席罢。他还在家的，我喊，阿伢（父亲），伢……没有回应声。我静静地，站在柴门外，没有人，给我开门。他在哪里去了，到姨妈家讨酒喝去了么？或者，还在山梁上，放着牛么？
木屋的木柱上，还挂着过年时的红联，对联是我写的，一笔大，一笔细，潦草，疯狂。他从柴门进来，放了肩上的锄具，走到我面前，斜着眼，看了看说，写认真点，是过年呢。然后微笑着，关门进了屋。不一会儿，屋梁上便升起了一缕缕细瘦的烟，是他在点燃了夜宴的炉火。接着，他取下那两块用竹鞭穿的贴锅布，端出一鼎黑亮的土锅，参了水，倒进了米，拌匀后，放到撑架里烧，直到饭熟。
大抵我10岁起，他就这样了的。半边当爹，半边做娘。天没亮，就出门，天透黑，才回到木屋来，草草地抹一把澡，累了，连澡也省了抹。但饭，他是一定要做的。他说，再难，我们也要好好活下去，为你死早的娘。
渐渐地，别人的炮声不断炸开了，可以看见冲天的炮火，远远地穿过木屋外的竹林。许多欢歌，在村子的那边，或者这边，飞扬。过年了，能不高兴么。他端出了酒，放在火炕边，然后又摆放了三个泥碗，斟上酒，一个给母亲，一个给我，最后那个，是他自己的。他爱喝酒，酒是他自己酿的，偶尔，木屋里没了酒，他便到隔坳那边的姨妈家借酒喝，半月后，归还。他抬起酒，说，满崽，喝！我端起酒碗，一饮而尽。我一直坚信，我的酒性，以及，我为人的秉性，准是得了他的真传，要么，我不会那么多的爱酒，吃酒，像喝水。
他是1947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生的，他出生时后就被套上了“富农”的高帽子，别人骂他是剥削阶级的子女，是“四类分子”。
他天生聪颖，从小就长心眼。据说他曾偷偷地观摩老屋上坎的吴进士写过不少字。吴进士家是地主，家境好，读了不少书，是旧社会的文化人，写字深得颜体楷法，在后来的阶级斗争中惨遭批斗而死。我朦朦胧胧的年少记忆里，似乎还记得吴进士家的子孙变卖他家老房子的时候，许多村民背着竹篓去刨挖他家的老屋场，他们想挖出吴进士藏在地下的银子。整块硕大的屋基被挖了米把深，但最终空喜一场，连银子的半边影儿都没见着。我由此而断定后来的吴进士一定是清贫的，倒是那些拆散下来的屋壁木板，刻满了字，或是《三字经》里的佳句，又或是《增广贤文》里的美言。那字一律颜楷写就，雄浑有力，肥而稳健。他看着那些渐渐被人扛往山外变卖的板壁，疑着神，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他凭借偷来的一手好字帮别人誊写过不少酒歌和山歌，他记忆力极好，抄写过的酒歌和山歌都被他记在了心里。他因此特别喜欢玩山，后来他被别人判为“玩山头子”游街示众。不过，玩山仍是他的唯一爱好，只有在玩山的时候，他才不遗余力地将他心中的山歌和才华唱出来。他嗓门大，音脆，有磁性。他的山歌一出口，好几个山坳外都听得见。每逢节日良宵，待得他喝过了半盅苞谷酒后，木屋里，于是到处都塞满了他的歌声。他的山歌不但唱得好，他还能临时应阵，待得别人的歌声还未落下，他的对唱便脱口而来了，一时名播湘黔四十八寨。却因为若此，他惹了祸害了。他无缘无故被人捆绑着拉到了公社，母亲在家里急得团团转，到处求人，均无济于事。就只是喜好玩山，公社里的领导不知道给他定个什么罪，他被关押两天之后，一个“玩山头子”的罪名便落到了他头上。他后来很少提及玩山的事了，而玩山这一活动一直延续至今。
那年，父母官们决心将玩山这一活动闹大闹红，派了几伙人来请他出山唱歌，他一口回绝了他们。但我后来却常常看见他横着两池浑浊的热泪，不断地翻阅他的那几册手抄歌本，一边翻，一边轻轻地哼了起来。
其实，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勇气，仅仅上过小学五年级的他，怎么都想把我送进大学的殿堂。那时，家里早已贫贱若洗了，长年患病的母亲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整个担子都落在他的肩上。交不起学费，我的兄弟姐妹都纷纷辍学了，唯有我，依仗多得的几张奖状躺在他的血汗中继续着学业。他一直希望我初中毕业后考师范学校，做一名老师。他特别仰慕我那位当老师的大舅，大舅是寄拜给了外祖父做干儿子，是母亲唯一最亲的兄长。那时，我常常看见大舅穿着雪亮的皮鞋来到木屋走亲，衣服整洁，挎一个公文包，虽然没戴眼镜，却也显得十分的文质彬彬。他大概也是希望我能像大舅那样，好好地做个老师，清闲且受人尊敬。但是我到底是让他失望了，没有考上师范，没有当上老师。
他留给我许多此生无法忘怀的影子，我常常徜徉在他的那些影子里默默地发呆，这么多年来，是他的那些影子催促着我不断奋进。我刚上高中那年，年过半百的他常常从百里外的老家挑着大米去挤过路客车，把生活费和米送到我上学的县城。那一年寒冬，天气冷得特别早，他担心我在学校受寒，连夜碾了一挑米，抓上他的几件棉衣，送到了学校来。他到学校时我还没放学，于是便找来一张报纸垫在屁股下，一直坐在学校的铁门外待到我放学。我去接他的时候，发现他乌黑的嘴唇不断地哆嗦着，眼光凝滞，脸色青乌成一片，一副及其疲倦的样子，我知道他为了给我碾米，准是熬了夜了。我劝他到我的寝室休息一会儿，可是他塞给我一叠皱巴巴的钱，便回了家。那时天空已经飘起了雪花，白茫茫一片。我站在校门口，望着他稍稍弯曲的背影，淹没在大雪远处。
他对我的爱总是默默的，无声的，使得我暖融融的，可是许多年过去了，当我细细地回味以前的他，我方才发现他为了那个家所付出的艰辛和苦痛，甚至是孤寂。我到省城念大学后，他更是倍加关心和思念着我，他常常夜半三更难以入寐之际向我写信，他的信是用他那一手漂亮的颜楷写就的，他逐字逐句地向我倾诉独自守在木屋里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有时候他竟然像做报告一样，向我报告家里的禾苗长势，连他半路偷听来的哪家的姑娘在外面跟着别地的男人跑了之类的琐事，他亦是不厌其烦地写进了信里向我诉说。总之，他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要向我讲。我大学毕业那年，他从木屋七八里外的乡场上打来电话，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满崽，你倒哪里找人去，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他担忧我托不着人，找不到工作。我告诉他，我已经有工作了，我便听见电话那端，他格格的笑声。
他上了点年纪，身体每况愈下，原来那个胖敦敦的圆脸，渐渐地被岁月和病魔削减成瓜子脸，手和脚竟然都长出了老年斑。他相信命相，他说他活到七十来岁应该是没问题的，突然间竟长出了孽疾来，他自己也无法预料得到。但他满以为，只要病好了，他一定可以活到命相里说的那个岁数的。
冥冥中，他似乎已经有了先知了。他艰难地伸出那双枯瘦泛黑的手，对我说，你看，我连血脉都没有了，去医院也没用的。2007年4月10日凌晨两点，当我踏上炕上抱起他的身子，我看见他凝滞的眼神里挤出了几滴泪水，我拼命地喊他，可是他再也不能回答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