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红薯香甜了的岁月
红薯，又名番薯、甘薯、红苕等，别名多样，不同方言区的人用不同的方言来称呼它，所以红薯如乡间毛孩子一样，不管你叫他什么乳名，都能呼得应。它生性淡泊，常常低眉顺眼地躲藏在乡间的泥土里，不求名利，兀自生长。
红薯耐旱，耐贫瘠。你把它种在水肥盈足的洼地里，它享受不了如此高等的待遇，生长得不踏实，结果往往抓瞎；相反，它盘桓在岭头坡地、沟坎边角，越是不起眼的地方，它越是疯长，藤蔓葱茏，绿得铺天盖地。
红薯在过去是救命粮，庄户人家全靠它生活。霜降前后，漫山遍野全是刨红薯的农人，红薯码成一座座小山包。人们和红薯一样涨红着脸，兴奋着，激动着。怀抱一大疙瘩红薯，就好像擎着整个生活。缺少滋养的胃，干瘪得太久了，显然亟须用硕大的红薯来填充。
整个冬天，红薯的香甜会飘荡在村庄的上空，乃至于人们幸福的脸色，就像天空中不可多见的太阳般灿烂。
漫长的冬季，人们喜欢围炉吃粥。红薯没下来的时候，粥多清亮寡淡，喝罢一会儿就又前心贴后心了。而一旦有了红薯，粥就可以熬得甜丝丝的，黏稠而有质感。一碗红薯连带汤汁喝下去，呼呼噜噜，特别有感觉。胃一下就找到了充盈感，沉实熨帖得很。
红薯上笼去蒸，是惯常的做法。在地灶里架上硬柴，使猛火，此间不能着急去揭锅盖探看熟与不熟。这样持续火攻，蒸出的红薯软糯可口，啖之欢喜，特别顶饥，还能代馍吃。农人常常是在百叶凋敝的西风里一蹲，你一颗我一颗，吃得汗涔涔的，满口生香。
那些年，小麦、苞米都是零零星星的，产量低得可怜。唯有红薯争气，亩产几千斤。红薯和受苦的农人站在一起，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抵御冬季的严寒冰霜。在农家串个门子，最高的礼遇就是被请到土灶台边坐着取暖。这时候，主人会从火窝里掏出个烧红薯来，香甜之气氤氲。热腾腾的红薯，要从一只手兜向另一只手，如此反复，待温度稍微散些，剥开黑乎乎的皮，黄亮的瓤就出来了，冒着丝丝热气，带着高温逼诱出的浓郁的甘甜，食之欲罢不能。
“筋红薯”则更好，这是民间伟大的创意。土灶上开洞，晚上把蒸过的红薯塞进去，第二天一早就烤成了韧性耐嚼的“筋红薯”。旧时上学，穿着䦆头小棉袄，怀里揣着颗热腾腾的“筋红薯”。在自习课上，发现谁藏有“筋红薯”，同学就会争抢着去分享，常常滚作一团，谁抢到谁就赶忙往口中塞。“筋红薯”有肉一样的筋道、果冻一样的透亮，腮帮子一鼓一吸，吃起来得劲儿。
困厄年代，红薯真是农家的命根子呢！即便是将红薯吃光吃净，人们还能把瓮里的红薯干翻出来，同小米一起煮粥，那又是另一番风味。红薯干耐嚼，有味，有面香，容易让人联想到白面馒头。吃着吃着，嘴角上扬，神思恍然，只当是嚼白面馍了。
香甜的红薯，和乡亲们的命运有着不可磨灭的关联，它不仅滋养了人们的肉身，还丰盈着人们的精神。乡人自嘲，常说自己的一辈子是红薯命，这不是消极，而是朴素的人生哲学。粗茶淡饭，不慕奢华，低调从容，更接近生命的真味，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