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散文
县城的散文（精选25篇）
老家的红桥
文/木子铁
夏末，滚滚热浪把我从市区赶回了县城的老家。晚饭后，乘凉的人们来到滨河公园散步。走过红桥，便从伊河西岸走到了东岸，过去只能隔河相望的新城区，现在是抬脚即到。
红桥是老家县城新修的一座步行桥，长约400米，因桥面呈红色，人们便称之为红桥。
红桥横跨伊河，两端处于东西滨河公园的中间，连接新老城区最热闹的地方，拉近了老城和新城的距离，像一条红丝带把新老城区连为一个整体。
红桥上满是乘凉的人，或立或坐，静而热闹。玩手机的年轻人，沉浸在网络之中；乘凉的老人坐在路沿上，背靠石栏，拐杖置于腿旁，似乎在回忆过往，脸上露出丝丝笑容；大姑娘、小媳妇叽叽喳喳走过，留下淡淡的幽香；蹒跚学步的幼童、脚踩滑板的少年……这一切构成一幅夏夜红桥风景画。
站在桥上环看县城，想起了那首熟悉的老歌《小城故事》。嵩县原是一座小城，改革开放使嵩县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日新月异的变化改变了老县城灰头土脸的形象，县城变得靓丽、大气、富有内涵。嵩县发展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这里是个充满故事的地方。
县城框架拉大了，一城变双城。
连接双城的是5座漂亮的桥。刚通车的跨湖特大桥，从高速嵩县出口直达洛栾快速通道，横跨陆浑水库的上游，青丝丝的路面，雪白的标线，崭新的路灯，宏伟壮观，这在嵩县绝对是超级工程；伊河大桥双桥并立，车水马龙，风景桥上添新景，风景更靓丽；嵩县二桥固守县城的上游，让货车绕道而行，使县城更安静；脚下的红桥，如红毯铺道，高贵厚重，成为一处新风景。
站在桥上看风景，风景尽收眼底。
身边是一对30多岁的夫妇，手机里反复播放着歌曲《歌在飞》，优美的旋律飘过来，撞击我的耳鼓，我的思绪也飞得很远。
30年前，怀揣梦想，走出大山，学习、工作，如放飞的雏燕，最后又落脚在这山区小城。那时的县城落后闭塞破旧，就那么一小绺，两、三条街道，公路之外是庄稼地、乱河滩。河滩里杂草丛生，砾石遍地。后来交流到外地工作，一晃又十几年过去，原来的荒芜之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公园如画，人流如织。不由感叹时光真快，发展得真快。仿佛一夜之间县城变靓了，变大了，更现代了……
记得伟人说过“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处于日新月异、改革创新的今天，慢一步就要被淘汰，我们怎能故步自封，以老自居，做一名旁观者呢？
三年初中行万里
文/王克俭
1952年至1955年，我在陕西省蓝田中学初中部上学，三年步行万里路，尽管已过去近60年了，但仍记忆犹新。
我老家金山乡北仓湾村地处蓝田县城以北横岭地区一个小山沟，距离县城有23公里路。那时的蓝田县只有县城一所省属中学。我从金山小毕业后考上了县初中部。那时刚解放不久，农村普遍都很穷，要供个学生上学困难重重。父亲不让我继续读书，要我在家帮他务农，说能识几个字就行了，山里娃还上什么初中。我也拿不定主意。后来在舅父的说服下，父亲才勉强同意我继续上学。既然父亲同意了，我也下定决心克服困难，把初中上完。
那时蓝田中学高、初中各有12个班，1400多名学生，我就读于初52级丁班。全校学生不在食堂搭灶吃饭的有300多人。这些学生大部分都在山岭贫困地区，家里穷，搭不起灶，背馍吃。我是其中之一，每周都要回家背馍，往返一次就是46公里，每月4次，即184公里，一年除了寒暑假外上学9个月，3年下来就是1万华里。
那时从我老家到县城要翻山越岭走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步行近5个小时。因为背的馍多，时间一长容易发霉变质。当时背的馍多是扁豆、小豆掺些麦面的杂粮馍，很少吃上纯麦面馍，三年初中吃尽了苦头。
每次回家背馍，天气晴朗还好一些，如遇上雨雪天气就更难行走了。记得上初一的一个周六回家背馍，走到半路天下起了小雨。那时没有雨伞、雨鞋，出门就戴顶草帽。当时雨越下越大，离家还有近5公里天就黑了。泥水路寸步难行，又累又饿，翻过深沟，过了涨水的小河，才回到家里，脚上穿的母亲做的粗布鞋早已被泥水粘掉，一只脚也被路上的石子划破流血，周身上下全淋湿了，衣服脱掉能拧出水来。母亲见状伤心地落下泪水。虽是秋天，我全身冷得发抖，换完衣服就躺在用泥坯盘的土炕上，盖上被子取暖，等母亲做饭吃。这时父亲又埋怨我说：“不让上学非要去，自讨苦吃。”母亲听后狠狠地说了父亲几句：不安慰心疼娃，还说风凉话，哪像个做父亲的。我听后也伤心极了。第二天雨停了，吃过中午饭背上杂粮馍，又走在返校的泥泞路上。
三年初中毕业后，我又考上了有助学金的陕西省长安师范学校。
1958年之后，金山乡也有了初级中学，念初中再也不需要去县城了。改革开放后，从金山乡到县城修通了公路，开了公交车，孩子们到县城上高中都乘公交车，半个小时就到了，而且都在学校搭灶吃饭，再也不用背馍步行了。
鲁班寨
文/白忠德
一峰突起，高耸入云，周围诸山侍立环列，四季里呈现着种种颜色，淡绿、浓绿、墨黛、钢蓝、铁青，紫雾浮罩缭绕，愈发神秘莫测。那梦境一般的摩天高峰处，便是鲁班寨了。
山势陡峭险峻，与刀斧砍削别无二致，崖石壁立裸露处，一律铁灰色，却有古木老藤曲着，或斜伸，或孤立，或倒挂，增加了山的险峻峥嵘。有土的地方，林木极为繁茂，互不相让地高着，密匝匝挤成一团，修长挺拔。山巅之上却寸草不生，只有一堆形状怪异的乱石，远望去像极一位老者闭目静坐，两位后生长跪于前。
相传，很久以前，鲁班带着两个徒弟来到这里，见此处风光秀丽，鸟兽众多，就想建座房子。他安排徒弟先去做些准备，两个徒弟把山中的树伐了，鲁班回来后非常生气，重重惩罚了他们。鲁班一生用木头建房子无数，从没用过石头，见这里石多，便想用石头造房……徒弟们惭愧极了，跪在师傅面前谢罪。后人就把此山命名“鲁班寨”。
高大粗壮的冷杉原始古朴，茂密苍郁，树干上裹着一层碧绿的苔藓，阳光从密实的枝梢间挤进来，洒下斑斑驳驳的一地碎银。行走在由巨大花岗岩体组成的山道上，身边是万丈深渊，险要之处，我们不得不手脚并用。脚下石块间露出的浅浅的土层上面，布满羚牛留下的蹄印。这条路不是人走出的，是羚牛经年累月踩踏形成的。这条路的建造者和使用者是这些野性生灵，我们只是匆匆过客。时至今日，除了巡护队员，几乎无人涉足，因而成了熊猫、羚牛的乐园。作家叶广芩上过鲁班寨，据说她是唯一上到那个高度的女性。向导自豪地对我们说：“我给叶作家带过路呢。”
我们像羚牛一样，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迂回上行，终于登上寨子。最高点只是几块大石头叠在一起，三面是悬崖，壁立千仞，不可见底。攀上寨子的那一刹那，一种悲壮情愫油然而生。天空湛蓝，白云慢悠悠擦肩而过，仿佛伸手就能拈住。云海茫茫，座座山峰像大海中的岛屿虚无缥缈若隐若现。远处的高山草甸上，郁郁葱葱着碧绿的野葱、高不盈尺的多头杜鹃，各色野花把青碧的草甸铺排得斑斓多姿。
处处可见第四纪冰川遗迹：脚下的巨石曾经轰然而下又遽然而止，巨石密布，别无他物，各具形态，气势绝非人力所为，无言的石流渗透出一种亘古流淌的、无始无终的魅力。它使人回到洪荒时代，重新认识生命的底蕴。
向导说，民国十四年，一股土匪黄昏时分从鲁班寨下山，潜行十八公里，杀了俩县官，抢民财，老县城从此败落……
老县城我是去过的。那是佛坪人的根和文化的发源地。老县城不大，从西门到东门走路也就十几分钟，东西城墙只有残墙断壁，两个城门还在，也只是残砖断瓦，伤痕累累。城墙用圆圆的大块河石垒起，上面长满苔藓，城门用大块的青砖筑起，有的砖块已脱落。临近傍晚，夕阳下，光线柔和明亮，绿的山、绿的水、绿色的村庄衬托着残破的城门洞，荒草中的断壁残墙衬托着几棵高大挺立的松树，构成一幅凄凉而美丽的图画。
谷底的云气一股股冉冉升起，让我们有如腾云驾雾一般。奇怪的是山脊南北两侧的雾并不是同时被驱散，而是交替进行，两侧美景交替显现。这时，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脸，天地一片光亮，将山、人、树耀成一片神奇的金黄。大家躺倒在地，阳光普洒，和风轻拂，头顶着蓝天白云，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巍峨绵亘的秦岭，青翠茂密的丛林，为熊猫、金丝猴、羚牛提供了栖息地，漫长岁月中，或古道荒芜，或自然灾害，或战乱匪祸，遗留下不少荒芜城堡、集镇与村落。供人凭吊缅怀，考查人类在逝去岁月中的生存痕迹，是富有历史文化蕴含的旅游景点。
岚皋的新年味儿
文/段祖琼
一进腊月，浓浓的年味便在岚皋县城大街小巷弥漫开来，街头的红灯笼一串串高高挂起，灯笼上“国是家、勤为本、俭养德、诚立身、孝当先、和为贵、善作魂”等醒目的黄色大字在寒风中飘扬。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腊月初八，这个貌似平凡而普通的日子，却是串起岚皋年味的那根线头。腊八粥的味道还停留在儿时的记忆里，如今在岚皋县城的小河口广场飘香，等待喝粥的市民排起了长队，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而满足的笑容，在氤氲着五谷清香的空气里绽放。刚刚从外地打工返城的帅哥靓女也加入到领粥的队伍，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情不自禁地说：“这是家的味道！这是年的味道！”
街头的人流逐日增多，把这个不大的山城挤得热热闹闹、沸沸扬扬。河滨大道宽阔的步道上，一溜儿排开摆了数十张长桌，县书法协会的老师们正挥毫泼墨为群众免费书写、赠送春联。穿过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苍劲有力、墨香四溢的红对联：安宁康泰吉祥地，盛世和谐幸福家；澎雨含情情有韵，春光带梦梦长圆……字里行间体现了岚皋人与时俱进的追求，也寄托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愿。
年味不仅浓烈在岚皋县城，延伸到乡村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农村最热闹的莫过于杀年猪，一家猪叫，全村男女老少都来帮忙。有动手的，也有围观的，最主要的是图个热闹，等刨汤肉端上桌，看着远的、近的、老的、少的，挨挨挤挤坐满屋子，赶走了一年来的冷清，主人家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就这样一家一家地赶着吃刨汤肉，外出打工的人们利用坐席的机会增进交流和感情，把平日里疏远了亲情和乡情融入浓浓的肉汤里。
由社区老人自发组织的演出队正紧锣密鼓地排练，正月里，一队队社火演出人员，画着彩妆，穿着喜庆艳丽的服装，手执各种道具在大街小巷穿行。走在最前面的是一条金黄色的长龙，在演员手中翻飞跃动；金毛雄狮一路摇头摆尾，看见路人围观，还会摇头晃脑眨眼睛；彩船队的大爷大妈模样俏皮夸张，迈着秧歌步悠闲自如；队尾的跟着一群手举各色花灯的金童玉女。一路浩浩荡荡，给各机关单位，商铺和小区居民纳祥送福。不少乡村正积极策划“乡村春晚”，演出的主角，登台亮相的都是普通老百姓。唱歌、跳舞、小品、三句半，歌颂的是如今的好政策，称赞的是一年又一年红红火火的好日子。表演的人激情飞扬，观看的人喜笑颜开。新年的喜悦不再是一家一户的团聚，而是全村、全社区的欢聚和热闹。
岚皋的新年一直要闹到正月十五才算结束。元宵夜，巴文化广场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广场四周挂满了五颜六色的纸条，上面写满了灯谜。一年一度的猜灯谜活动如期举行，这些灯谜谜面都是本地有名望的文化人根据县情精心设置的，有地名谜、人名谜、日常用品、节庆年俗等，更有与时代息息相关的政策、巴文化、核心主义价值观等内容。谜面趣味无穷，谜底寓意深远。从猜谜人怀中收获的奖品可以看出老百姓的文化素养，男女老少乘兴而来，满载而归。
夜幕中，县城的灯火绽放出妩媚妖娆的本色，岚河两岸闪烁的霓虹倒映在清澈的河水里，和夜空里的星星在流光溢彩的水波里嬉戏，犹如天上人间令人沉醉忘归。小小一座山城，真是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板车谣
文/谭喜爱
上世纪70、80年代，是我在大队读小学的时候。离我家5里远的地方，有座邵东钢厂，每天清晨7点半就能准时听到“呜、呜”悠长的工人上班报时的信号，犹如火车的鸣叫声，也成了我上学的时间信号。孩子们上午只管开心地上学，但放学后常要回家与大人一起劳动，我大约从10来岁就在小队跟大人一起出工。劳动力一天7个工分，而小孩子一天才2分，折算下来不到1毛钱。为了多挣钱，大人们除了地里的繁重劳动，还要搞些加工业。
像我们大队，就有石灰厂、片石场、园艺场等。农忙之外，妇女到片石场锤石子，每天“嘭、嘭”的锤击声此伏彼起，像和尚在敲木鱼。一堆堆石子慢慢长高，像小山。这时，就叫小队的板车夫拉往邵东钢厂。每个小队有几辆板车，全大队有20—30辆板车。我父亲拉过板车，每当放学后，或星期天，我们小孩子就帮大人在板车后面推。
我跟在父亲的车后，下坡时跟着跑，有时踩在车后的撬板上，省点力气。撬板似个尾巴装在车后做刹车用，以便下坡和地面摩擦时减速。父亲下坡时开始放下撬板慢慢地走，有时石子太重，父亲控制不了车速，或前方若路况不佳需躲避时，只见他拼命拽着扶手，两脚忽而凌空，忽而似蜻蜓点水。一不留神，就会发生翻车。走平路就轻松些，我也只需稍微出出力。主要是上坡，一车上千斤的石子，压在父亲的肩上，特别沉重。我就会在后面费尽吃奶的力气推，但往往还是很难。父亲头上挥汗如雨，不停地用汗帕擦着，弓着腰，像个虾米似的。在半坡上要歇几趟，每停下，我就用石块塞在车轮后，以防后退滑下去。
一大车石子好不容易运到钢厂，进大门有一传达室，里面还要上一个小坡，来到过磅处。若是大热天，我们会急不可耐地到下面的冰厂接些冰水喝。冰厂是钢厂开的，给工人免费提供，我们也可免费享受。父亲这时豪饮三大杯，似乎还不解渴，但等着喝冰水的队伍总是长长的，只好在一片催促声中放下。但他会立即给我一杯，我捧着冒着凉汽的杯子，一下子把满杯冰水喝个精光。
石子过完称后，翻倒斗车里，斗车有钢轨连到炼钢炉顶，工人师傅开动斗车，只听“嘭”的一声，斗车的石子倒进炼钢炉，又慢慢滑下。我常会望着爬上爬下的斗车出神，真想自己也能坐一回。
钢厂的地上到处堆满小山似的生铁块，随处都有废铁，有时我也会手痒痒，趁工人师傅不注意，顺手牵羊拿一块，飞快地藏到衣兜。回家是一件轻松好玩的事，我会主动帮父亲拖空板车，甚至让父亲坐到板车上。当然上坡还是父亲拉，我主要走平路和下坡。
一回家，立刻把废铁拿到大队代销店卖了。熟铁5分一斤，生铁2分一斤，一般每次能卖2毛钱左右，那是开心的时刻。当然这2毛钱虽来得不光彩，但那时也人穷志短，管不了那么多。大人是不会允许我做的，这事也是瞒着父亲的。至今回想当初偷铁的情景，还真觉得这事不是人做的，那心虚的感觉真让人窒息。不过哪个小孩子能抵抗诱惑，偶尔犯错在所难免，好在父母为人善良，知道我干坏事，是会责骂的。
我后来虽也偷过大人晒的薯渣卖，但我的零花钱绝大部分是自己劳动挣来的。我摘过蓖麻籽、挖过臭瓜蔸，和小伙伴一起拉着板车到街上买过喂牛的青草。用自己一分一分积攒零花钱，买几毛钱一本的连环画，像《雁翎队》《小兵张嘎》，以及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板车除了拉石子，有时还运送农资。记得有次父亲说要到离家30多里远的县城拉化肥，我因没出过远门，想到县城看看，就跟父亲的板车一路悠悠前行。到断黑时，我们才到县城，不知咋的，30多里路，我竟轻松地跟在父亲板车走完啦，当然下坡时会坐到车上。当时，老县城只有两条狭窄的街道：东风路和解放路。我们在十字路口的国营饭店吃了一碗米粉，这是我第一次吃米粉。夜晚，到一中熟人家住宿，这也是第一次知道邵东一中。在熟人家吃了一餐油腻腻的茄子，真好吃！家里的菜难得见到几颗油星子。
第二天，我们推着几百斤化肥回家，我跟在父亲板车后面跑。觉得跑起来浑身有劲，轻松愉快，因为我是当时大队唯一到过县城的小孩子。那种满足的感觉让我在伙伴面前有了炫耀的新资本。
后来，改革开放，包产到户，板车就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父亲也不再拉车送石子，而由拖拉机取而代之。我也跨过童年的门槛，走进了邵东三中的大门。
回乡的路
文/雷紫薇
终于踏上回乡的路，
客车出城十几里就开始了盘山公路，不是在半山腰七弯八拐，就是在山顶匍匐前行，要么在山脚左摇右晃。客车在这崇山峻岭间行驶，人，像坐在摇篮里。
清早的太阳斜照着青山。山，格外郁翠，格外明丽。看着这样的美景，我的心情也格外清灵，格外祥和。群山绵延起伏，崇岚叠嶂，蓊蓊郁郁，林海苍茫。汽车穿行，白云后移，山峰倒退，我思绪袅绕，过往飞驰。
这条回乡的路我步行走了四次。此时每一次都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第一次是我十六岁那年的正月母亲陪我走的。那年正月初下大雪，眼看离我开学的时间越来越近，积雪还是很厚，还是不通车。那时通往县城的客车每天只有一班，说是客车，其实是大卡车改造的简易客车，就是车厢四周安有木板，中间有铁杆，去得早，就能抢到“凳子”。我们把这客车叫做“代客车”。可是那年正月到我快上学的时候了，这“代客车”还是没有，一家人都很着急。到正月十四去站口打听依然没有，母亲就决定步行送我上学。这条通往县城的路，母亲也没有走过，又是雪路，走去，很难哦，我对母亲说晚几天去，母亲不同意。就这样母亲打点好我的行李，正月十五一早就陪我走向县城的路。
从我家到县城有一百二十几里，山路，雪路，一天肯定走不到。我清楚的记得那天天已经很黑了，我和母亲都很累，可是离县城还很远，只好找人家住宿。大山里人户本来稀少，那时住在公路旁的人家并不多。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人家，那天那户人家很热闹，一问，在过事情。主户不能安排我们母女住宿，倒是一个走人家的婶婶在一旁听了很爽快地叫我们到她家去住。没有想到她家住在山脚下，我们跟着她绊着很深的雪，走了好长时间才到。第二天我站在婶婶的门前看着远远地快到山顶的公路，想好远啊。那户人家至今还在，后来多少次我坐在车上，路过这里，看着山脚下的那户人家，那夜绊着大雪和母亲走下山林小路的情景总在眼前浮现。
离家乡越来越近了，只有四十几里了，客车一驶进家乡的边界，我就倍感亲切，倍感温暖。这四十几里山路我不知走过多少次，从我十三岁考到镇上读书就开始走这条路。在这条路上，哪段可以超近走小路，哪个地方我装着吃的背篓放在上面歇息过，甚至哪个地方坡陡因大雪我摔过跟头，都一一记得。我更不会忘记每两个星期放一次假上学时，母亲天刚刚亮就送我上学，一直送我把那长长的阶梯似的山路走完，站的山崖口对我说：“明啊，我就送到这儿了。”在这四十几里的上学路上就是这段山路最陡，我们叫它“梯子坎儿”，公路当然是绕山走，若走公路要多走五、六里呢。走完“梯子坎儿”剩下的二十几里就好走多了。客车开过“梯子口”，母亲的话语，母亲的身影，母亲说话时的神情，母亲在风中飘飞的额前头发，母亲凝望山脚公路的眼神，都一一在我眼前闪现。
这条路上不仅洒下我求学的汗水，留下母亲伴我求学的身影，而且见证着我的很多苦和乐。比如我在镇上工作，每逢下雪走着回家走着上班的情景；那年母亲突然去世，我在镇上找不到车，我一路跑着回家，半路遇到一辆货车，跪地拦车的情景；比如我和他恋爱了，那正月下大雪他走 着去我家，又和我一起走着上班的情景；比如我们背着小小的儿子正月回娘家的情景……
我没有调到城里这条路我是经常要走的，即使在镇上安了家，尽管回去匆匆，也隔不多久。
记得我调到城里的调令来后，我回去告诉父亲和哥哥嫂嫂，哥哥说：“小妹，到城里了，也要经常回来。”嫂嫂接着说：“小妹再忙也会回来的，这条路断不了。”嫂嫂的话我心里明白，她不是说我回来看望他们。一是父亲健在，二是母亲葬在这里，我是万万都要回来的。是啊，时隔十几年想起当时嫂嫂的话，泪水依然盈满我的眼睛，依然无法抑制心中的悲伤。
健在的亲人我都看得到，他们也常常到城里看望我，父亲除了炎热和寒冷不愿来城里外，其它美好的季节都会来我这里小住。唯有我的母亲安息在这田边，那矮矮的坟头我怎么不会念念不忘呢？时间长了没有回去，这矮矮的坟头总在我的脑海里出现，我只有回去亲眼看看，亲自祭奠，才会在我脑海里消失。
如今哥哥嫂嫂也在城里买了房子，将来也会在城里长住，可是，回乡的路怎么断得了？回乡的路的那一头连着母亲矮矮的坟头，那矮矮的坟头连着我的心，即使我活一百岁，我也要回去祭奠母亲啊！
初进县城
文/王清铭
对县城的向往大概是从我们注意到对母亲称呼的差异开始的。邻居玩伴的父亲在一所小学当教师，母亲在家务农。我们按仙游乡下的习俗叫自己的母亲为“阿奶”，玩伴叫他母亲“妈妈”，这是我们在露天电影里才听到的新鲜词儿。我们很纳闷，玩伴的母亲跟我的母亲一样粗枝大叶，脸色一样黧黑，玩伴跟我也一样都是撒尿和泥的娃儿，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
我问母亲，母亲说，他们家是吃“头路”（工作）的。于是我就想，县城里大概都是吃头路、喊自己母亲为“妈妈”的人。
我们村就在盖尾公社边上，街道，在本地话里，叫“街东”。我一直疑心“街东”该写成“街洞”，两小排相对而立的旧屋，中间的道路只能通过一辆人力车，房屋靠得太近，光线就暗淡了，黑魆魆的，好像走进幽深的洞中。县城的街道叫法就大气多了，叫“街路”。后来我一直认为街路就是县城的代称，直到听到莆田（当时还是县）人把街道统称为街路，才改变看法。
第一次进县城应该是七八岁的时候，我的耳朵长了块赘肉，也可能是出生时就那样，父亲带我到县医院做手术。我们村距离县城二十公里，那时没有公交车，父亲骑着借来的自行车载我上城。那时瑞沟岭和海亭岭等很陡，汽车上坡都气喘吁吁，屁股冒黑烟，父亲就下坡推着车子走。这一路骑一路推，到县城已经日近中天了。那时也没有手表，不知道花了多长时间。
县医院那时都是平房，从进手术室始，我就吓得哇哇大哭。从此就落下怕进医院的病根。现在回忆起来，其实那只是一个小手术，一点儿都不疼。我得感谢我的父亲，那时乡下都很穷，不是谁都可以住得起医院的。父亲得勒紧裤腰带，下定多大决心，才给我做这次手术，才不让这块赘肉给我的童年留下难以走出的阴影。
县医院在西门兜，那时还不是县城最繁华的地带。包扎好了之后，父亲和我就来到田坅底，那时到县城最大的娱乐就是逛田坅底的百货商店等。乡下人曾风趣地说这是“买街逛”（什么都不买，只逛街）。县城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街道宽大很多，比我们每天走的田垄要大无数倍。街道只能容一辆汽车通过，但那时汽车很少，连自行车也不多，这样自然就显得宽阔了。路上铺满青石板，硬硬的，不似在乡下，不用劲都会在泥土中留下脚印。街两边的房子红砖黑瓦，不似乡下一例的泥墙，抹一点白灰就是高档装修了。
到田坅底后，县城变成了视觉和嗅觉的世界。我很远就嗅出了海蛎饼和葱饼的味道，在鼻翼边缭绕的是海蛎的腥味和油爆葱花的青葱味儿，蒸松糕的笼屉刚打开，那些四处飘逸的水汽都含有隐隐约约的甜丝丝味道。商店里的糖果，隔着包装纸的图案，远远地勾引着我的眼神。我的脚步似乎被粘住了，唯一自由的是嘴巴里的唾沫，在紧闭的嘴唇后面肆意游走。父亲轻微地叹了口气，带我到松糕铺前，花了一角钱买了一块松糕，掰成两半，那大半块的塞给了我。
在我正准备享受我的饕餮盛宴时，有件事突如其来。我看见松糕铺桌子前的石板上有五毛钱，在阳光里泛着蓝色的光芒。第一次进县城，胆怯的我不敢四处乱看，这时整个人都蒙了。对一个平时费尽口舌才在父母那里讨到一两分零花钱的孩子来说，那种震撼感不言而喻。已经走出几步路的父亲，喊了一声：快走。我仿佛解脱了一般往前走了，但接下去的时间我的头脑一直被这到蓝色光芒盘踞着，不顾及其他的事儿，连手上热腾腾的松糕也品尝不出原先的滋味。走了很远之后，我才回头再看松糕铺，那道勾我心魄的蓝光早已湮没在熙攘的人流中。我怯生生地给父亲说了这件事，挨了一顿骂。我却觉得一阵轻松。
在苹果摊前，父亲买了两个苹果，一人一个。父亲说，回去不能跟你母亲说。我嚼着苹果，唔唔应着。这是我第一次吃苹果，苹果的水分与我的唾沫搅和在一起，那种甜咽下时，弥散到全身的每个毛孔，后来读《西游记》，就想孙悟空和猪八戒偷吃人参果，大概就是这种感受吧。
父亲推着自行车在前面走，一会儿，他回过头对我说：苹果的芯不能吃，听人家说，吃了会耳聋的！早已把整个苹果狼吞虎咽进肚子里的我，支吾着回答。从县城回家后的好几天，我都想方设法测试自己的听力，生怕真的耳聋了。
情系朝阳阁
文/韩琇
岁月将激情渐渐磨去，留下的是永远难以磨灭的记忆。
我虽身在异乡，童年时的故乡仍在我的脑海里浮现。记得1948年那时寿阳县城刚刚解放不久，我村离县城15华里，上五年级需要到县一高小。县一高小设在县城的城北，每逢到校读书要经过县城的东关街。矗立在东关街街头中央的那座耀眼的、古色古香的朝阳阁让我印象深刻。它是一座高大的重檐三层建筑木结构，其楹五间，阁顶覆以琉璃瓦，左右两翼钟鼓二楼护持，角柱斗拱式别具一格，整个朝阳阁以石为基础，主体楼阁就在其上。阁楼下正中央呈方形通道，上由石条封顶，下由巨石铺砌，两侧分列24根石柱。构造奇特，工程精妙，故有“锦州狮子应州塔，不敌寿阳朝阳阁”之说。步入阁内的通道时，确有种深沉的历史厚重感。进入阁内，拾级而上，东通紫气，曙光普照。举目四望，又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朝阳阁因起向东南、日出既照而得名，其名真不虚传啊。据史料记载，它是在明代正德丁丑年间由本乡人修建起来的。它是寿阳标志性建筑，也是石太沿线一道别致的景观，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过去听老人们讲，它有24根活络柱，每天有值班的，轮流值班的石柱触手可动，虽说是神话般的传说，可为数不多的石柱能撑起庞大的古建筑，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观，怎能不让乡亲们为之自豪呢。
不幸的是，上世纪70年代受“文革”的影响，如此美的一座朝阳阁却被拆毁了，乡亲们几百年来的夙愿和沉淀在心中的那份情感也随之被拆去。以后每当我回到家乡经过此处时，总觉得不知少了些什么，缺少的正是人们的良知和我们保护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那种责任感。2002年，退休之后的我参加了同乡举办的联谊会。众乡亲们从关心家乡建设发展出发，围绕县域经济的开发，积极献计献策，也促使我发自内心的抒发与呼吁：“寿阳应重建朝阳阁。”当我撰写了这一文稿时，博得了周围乡亲们的支持与认可。这一建议稿交给了联谊会，不久，联谊会会刊《寿阳家》正式试刊给予了刊载。时过两月有余，从《寿阳家》记者采访反馈的信息中获悉，重建朝阳阁的呼声在邑人中引起了强烈共鸣。而且，这关乎民情民意之事引起了县领导的高度重视，此事被迅速提上议事日程，重建朝阳阁被列为全县的重点工程之一，于2004年秋开始动工。
两年之后，复建的朝阳阁横空出世，矗立在县城朝阳广场上，显示了它那壮观的景象。其规模比原建面积还大0.5倍，一个集商业、旅游综合性的仿古建筑，与周边的文化馆、图书馆、东关清文化街相配套，成为旅游观光、休闲购物的大型场所，还原了家乡人民多年的夙愿，也给古老的寿阳县城添上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使我深感欣慰。虽时隔已十余年之久，但仍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父亲的惦念
文/张占武
这些年，每逢节假日，我都会带父亲在周边景区走动走动，散散心。前些天，朋友推荐去豫西小山村大王沟，就开车带父亲去看看。
大王沟村位于豫西伏牛山区嵩县德亭镇的东南部，因地处深山、耕地稀少、自然条件较差等原因，长期戴着“贫困帽”——“山多地少沟洼洼，石头里长不出金疙瘩”，曾经是当地的写照。一路上我和父亲不时扯上几句家常，话题从路况、风景慢慢聊到目的地。父亲突然若有所思地说：“咱们要去的大王沟，附近是不是有个叫大伟沟的村，咱家还有位旧友在那儿住呢！”
父亲便给我们讲起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旧事。
那时候，县城每隔五天都有集市。当时农副产品和生活用品是集市贸易的主角，买两只小鸡仔养三四个月，既能孵出小鸡又能下鸡蛋，可当作是家庭的一份重要收入了。每当东边的天刚露出鱼肚白的时候，通往县城的大小道路上的人便纷纷涌向县里，不一会儿，本不太宽的街道上就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了。
爷爷在县城开了家车马店，供来往旅客的坐骑休憩。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家里来了一位姓高名长青的中年男子，他说自己是从大伟沟来县城赶集的。那时山里到县城并没有公路，只能沿着河道边走水路，后绕蛮玉岭、大章岭。鸡鸣出发，日落才能到县城。跋山涉水地累了一天，高先生本想着在饭馆吃过饭后找家车马店休息一晚，没承想县城的店都客满了。爷爷心肠好，不忍看他露宿街头，便带他到家里住。
高先生也是知恩图报的人，闲聊中得知我家的茅草房准备修葺，再次来的时候便从山里砍了好多桐条，捆成一大捆背来，并搭把手一起把房子修了。又看院子里的梯子破旧，房顶太高爬上爬下不安全，就砍了树干专门做了梯子送过来。这样一来二去，高先生每次来县城，爷爷家里都成了他的落脚地。再后来高先生年纪大了，加之山路又不好走，于是便专门带儿子高奔、女儿高双琴来家里认门，再后来高双琴自己也来过一次。
父亲说：“不过，咱们两家多年都没有再联系了。你赶紧上网查查，大王沟附近是不是有个大伟沟？”
我打开手机地图，根据大王沟定位查了查附近，并没有大伟沟这个地方。父亲喃喃地重复着“大伟沟、大王沟……”然后眼睛亮了：莫非这大伟沟就是大王沟？
眼前就是大王沟。古朴的村庄坐落在山水之中，如诗如画。沿着柏油马路向里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处处崭新的独栋民居、老人小孩娱乐休闲的文化广场、带有中国古典风格特色的公交站台，路两边是崭新的文化景观墙……
这显然没有贫困村的印记，更不可能是印象中的大伟沟啊。
失望之余，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上前向路过的两名妇女打听。没想到，大王沟真是因为口音问题被听成了大伟沟，而父亲口中的高先生，家也的确就在大王沟村！“俺是一个村，熟得很。您要找的高家，从这儿往里走，四五里地就到了，他家盖了个二层小洋楼，院对面还有片小园林，好找得很。”其中一个大婶热心地指路。
看着父亲开心的样子，我和开车的同学也很兴奋，一脚油门直奔大婶指的方向就去了。因为太开心，直到看到“大王沟饮用水源保护区”的牌子时，我们才意识到走错路了，车已开到了村的尽头。
路边一名中年男子笑着告诉我们：“不怪你们找不到，俺村这路太好了，一踩油门就走过了。”按着中年男子的指点，我们很快找到了高老先生家。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带着孩子的中年女子，穿着刺绣的旗袍，笑起来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她自称是高老先生的孙媳。她有些难过地告诉我们，高老先生和儿子都已不在了。我不禁抬头望向父亲，父亲脸上写满了遗憾和痛惜。我忽然问：“那高老先生的女儿高双琴呢？”父亲眼睛亮了起来，满眼期待地望着高家孙媳。“小姑嫁到了隔壁村，在河对岸住，离得不远。”高家孙媳说。不忍让父亲失望，告别了高家孙媳，我们继续踏上寻找旧友的路。
终于见到了高双琴，两人重逢的喜悦深深感染了我们。聊起往事，高双琴感慨不已，她说：“那年雪下那么大，镇上的店都住满了，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要不是遇到张叔，父亲那天肯定要在路边冻上一晚了。”说到这里，高双琴眼睛红了。
高双琴告诉我父亲，如今在政府的帮扶下，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去县城有客运车，可方便了。“俺孙子现在就在城里的双语学校念书嘞！”
他们聊天的时候，我把这份美好用手机记录了下来。
回来的路上，我把手机里的录像拿给父亲看。父亲反复地看着，眼里满是喜悦。我知道，他放心了。
注视小县城
文/茹孝宏
小县城坐落在湟水谷地东部。20多年前，我因工作调动，走出家乡小镇，居住在了这个小县城。那时的小县城仅有两条不长的街道和一些小型楼房，在我的眼里还是个小镇而已。不过在其他乡村人的心目中，小县城就是城，而且他们将我们这些县城的上班族统统称作城里人，那是因为相对于他们的小村庄来说，小县城则显得时尚热闹，小县城具备很多他们的小村庄所没有的设施和景观。
居住在小县城里，为工作为生计忙碌拼搏，不知不觉中20多个春秋寒暑竟像一阵风一样过去了。
现在的小县城完全是一副新模样，一派新气象，真正是一座新型的小城市。信步小县城，就会看到连接湟水两岸的桥多了，有宽阔壮观气势雄伟的大桥，也有小巧玲珑的景观桥，大桥小桥将湟水两岸连成一体。县城面积几倍的扩大，使原县城南缘的湟水河变成了“城中之河”，这“城中之河”给县城赋予了几分灵气、几多情致。街道变多了，大小街道纵横交错密如蛛网，车辆如流；街道两旁绿树扶疏，随风摇曳；夜晚路灯将主要街道照得如同白昼，五颜六色流光溢金的彩灯美丽着小县城的夜景。
小县城被誉为青海高原上的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大县和彩陶之乡。县城中心广场西边的仿古城墙及其护城河全由青砖砌成，城墙之上的两尊木亭青瓦飞甍、雕梁画栋，一派古色古香的风格。城墙外沿犹有如齿状凹凸形城垛。登临这段仿古城墙，驻足仿古木亭之下，令人油然而生一种思古之幽情。中心广场上矗立的6个高大雄伟的汉白玉景观柱，分别刻有柳湾彩陶、中流砥柱、红崖飞峙、水峡飞石、八卦绰楔、央宗丹霞、瞿昙古刹、良田万顷及双龙抱柱的图案，可谓对当地历史文化的高度浓缩。驻足柱前观赏，对这方地域的历史文化特质则会有一个宏观的了解，并会感受到这方地域历史之悠久，文化之灿烂。当然，这个县城的建设在时尚和现代化方面也没有落伍，县城中心广场的音乐喷泉，林立的楼群，看上去都显得大气而美观。令人欣慰的是，古城遗址的保存、标志性建筑的建成和绿地的保留，标志着这个县城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保住了自己的根脉和品牌，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和风格。这实在是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明智之举。
注视这个小县城，就会发现这里的人们有一种精神，有一种健康向上的追求，有一种生活的快乐感和安于乡土的自豪感。每天清晨，在城北的凤凰山上，在县城的几个广场上，在县人民公园里，在县老年活动中心大院内，在大街上，在马路上，很多人在跳舞，跑步，在做各种强身健体的运动，也有立于水涯放歌，或在城郊的阡陌田畴间吹奏管乐器的。至于老年妇女秧歌队、夕阳红腰鼓队、金秋萨克斯乐队、老年民乐队等数百人参与的各种文艺演出队更是一年四季都活跃在小县城的各种舞台之上。夏日的晚上，在城区的每个中心地段几乎都有一支伴有民乐队的歌舞队在演出。他们或挥肘舞扇，或扬臂甩绸，或前移后退，或左右穿插，按着乐曲的节律翩翩起舞；或引吭高歌，且歌且舞，尽情演绎着生命的风采。久居县城的上了岁数的人，听到那久违的《大红袍》《菠菜根》等民间曲牌，听到那完整的《十二个月》《方四娘》《闹五更》等小调唱词，就会有一种异常的亲切感和温馨感。注视这些现象，还会发现一个令人欣慰的特殊的人文现象，许多即将逝去的民间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复苏和传承，而且从不同乡村来到县城居住的这些“演员”们带来了各个村庄最具地方特色的民间曲牌、小调和唱词，加之各演出队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和交流，便使得本县的民间文化得到了比较全面、比较完整的弘扬和传承。而县城对民间文化的弘扬和传承在一定程度上又将影响和辐射到乡村去，又会激活乡村民间文化的复苏，促进乡村民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这实在是可喜可贺的！
居住在这个小县城的绝大多数是本地人。素常，小县城人们的生活节奏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但在一些特殊的时段，小县城则会骤然变得人丁稀少，冷冷清清。这个时段就在每年清明节的前一个双休日和大年除夕这一天，在这两个时段里，小县城的人们绝大多数都回乡下老家上坟祭祖或准备过年去了。回老家上坟祭祖或过年虽然是所有中国人的传统，但如此整齐划一的行动，恐怕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出现的。在另外一些时段，小县城则人众密集分外热闹，这个时段就在每年高中考和腊月正月期间。
从小县城人们居住和生活的习惯，也可以看出这个县的人们对传统文明的固守、对文化的重视和特有的精神追求。小县城和乡村有着大大小小千丝万缕的联系，小县城的居民大都是乡村的移民，小县城居民的乡土感、自豪感、快乐感，尤其是他们对传统文明的固守、对文化的崇尚和重视，显然有这个县固有的人文基础和精神渊源。
小县城坐落在西宁与兰州的中间偏西处，兰青铁路、109国道、高速公路在此横贯东西，从小县城出发，西可直通省城西宁，东可直抵兰州。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交通极为便利，在省城上班在县城居家或在县城上班在省城居家的人也很多，加之这里的生意人经常往返于兰州，这使小县城的人们在赶时髦追新潮的某些方面虽然比大都市慢几拍，但比周边的其他小县城要快得多，而且还影响到了乡村。曾一度在西宁、兰州流行风衣不久，小县城的帅哥靓女们就陆陆续续穿着风衣上街了，继而风衣就在小县城流行开来。曾经有一个冬季，西宁刚流行皮夹克，小县城就出现了很多穿皮夹克的，而且色泽不一，款式各异。在另一个特定时段里，本县乡村的小伙子娶媳妇时，新娘的“上马衣裳”（原指迎娶时新娘子骑马时穿的外套，后泛指迎娶时新娘子在路上穿的外套）必须要一件风衣或皮夹克，娶亲者如没准备，新媳妇就无法娶到男方家。
小县城优佳的居住环境，浓郁的人文氛围，不但使本地人滋生了一种自豪感，使很多背井离乡的游子回来后产生了一种乡土感；而且使许多外地人体验到了一种精神和心灵的归属感，找到了生命的乐土。许多在省城或外州县工作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本地人，退休后大都打道回府，在小县城安家乐户了。还有愈来愈多的外州县的人，退休后在这个县城购房定居、安度晚年、乐享遐龄了。
当然，注视小县城时也会发现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一些人在穿过街道时不管红绿灯，不走斑马线，尤其是在下班后的时段里一些农用车直撞红灯，车速飞快，行人躲之不及。在河湟休闲广场本有用瓷砖铺就的一条条甬道，可随意到达某个休闲亭下或广场边上，可一些人偏偏要在碧草如茵的绿地上踩出一条条小径……也许有人会说，我连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写进文章里，是否有吹毛求疵之嫌抑或有庸人自扰之弊？但愿没有人这么想，也没有人这么说，因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憧憬是人之常情，事之常理啊。
弯弯乡路
文/驼背老桑
一
秋雨淅淅沥沥地连绵了几天几夜，还没有一点歇息的意思，大一阵小一阵，紧一会慢一会。乡村的路满是水洼泥泞，下午又呼啸起了北风，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很是艰难费力。妻子只顾忙着手中的活儿，还牵挂在离家一二里远的学校里上学的宝贝儿子，看到快要放学的时候，她火起一样催我，虽不情愿，但我还是带了伞出了门上了路。
这是一条曲细的小路，只能容一辆拉车经过，象蜗牛爬过去的痕迹。它从田地里倾斜着穿过，庄稼长高了的时候，小路就会被田野淹没，只有本村里的人才识得这条路，走这条路，陌生的人很少涉足。村民提起这块地就皱眉头，都不愿意种这块地，虽然这块地是村里最好的地，因为小路把整块的田地一分为二，一块地本来有两个地头，这样一下子就变成了四个地头，地头多了不好耕作；另一个原因是村里的孩子们每天都要踏着这条小路来来去去，路留窄的时候他们践踏他们的庄稼，路留宽的时候他们照样践踏他们的庄稼，庄稼人看到他们的庄稼被践踏，就是在践踏他们的心头。小路的一端是我的家，我的村野，我的黄土地，它的另一端，是一所学校，一片更广阔、视觉更精彩的天地，以及孩子们根本无从知道，很遥远、很陌生的世界——这是一条村路，确切地说是一条上学路。一年四季里，孩子们的身影便在小路上飘过，成长的岁月，也便深深地定格在小路上。好些年以前，我也曾和他们现在一样从这一端，走到另一端去；不管是在风和日丽，或是像此时的冷风恶雨。
这条路，蕴育着一种希望，一种梦想，一种追求，一种信念。小时候背着书包走出门去时，父母总是千叮咛万嘱托：别在路上贪玩，早点到学校，好好听老师的话，认真地听讲，字要写得工整干净，做算术要小心谨慎。我嘴上满口应得很好，走在路上却仍是漫不经心，依旧和伙伴摔跤，比赛翻跟头，依旧到田里捉蟋蟀，捂蚂蚱，网蝴蝶，挖田鼠。时时玩昏了头，听到了上课铃声响了。才刹住了正高的兴致，一溜烟地小跑奔去了。到了学校受批评，挨棍子，被罚站。上课时趁老师不注意照样做小动作，左顾右盼，窃窃私语。放学了孩子们两个一伙三个一群地走在小路上，说说笑笑，嘻嘻哈哈。两个捣蛋鬼不知为什么竟忘掉多日的兄弟深情，翻脸争吵，继而骂娘，最终憋足了劲攥紧了拳头磕磕碰碰，其它那些孩子们围着他们呐喊助威观斗。我和伙伴们很多时候是在商量着什么时候拿了弹弓去打鸟，如何才能弄到一块沥青做一个陀螺，或者再攒五分钱就能把那本画册买下来，也议论班里的事情，学校里的一些趣闻。我们一边说着，一边慢慢腾腾地踩着小路上软软的青草，或者踢着一个坷垃蛋儿，能从学校踢到家门口。当看到大人正端着饭碗吃饭，散漫的心才“咯噔”一下绷紧了，随即受到严厉的喝斥，甚至是被踢撞屁股：耳朵上就得穿根绳子，不然就没有一点记性！
在这条路上，我走来走去走掉了十几个春秋，走掉了我最宝贵的青春和黄金似的年华，也走掉了顽童的无忧无虑和蒙昧。它是我人生中最原始的奠基，它所赐予我的聪慧，在我整个一生中熠熠生辉。那段岁月，也该是我人生当中最美好，最珍贵的记忆，有好多可敬的师长、好多的同窗挚友的音容相貌在若干年后还依如往昔、依在心头里荡漾萦绕。如果没有这条小路，我没有走过这条小路，我不敢想象，我能不能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去面对未来、面对人生。
这条小路并非我走，村里的孩子们大都走过，应该有更多的乡村，他们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送我一样都把他们送上了这条路，和我的父母一样做着同一样的梦想，梦想着我，梦想着他们从这条路上走出去，走出乡野，走出黄土地，走向外面精彩的世界。
可能，对于每一个孩子，特别是对于那些乡野里的孩子，至今没有哪一条路象这条路一样至关重要，而又合情合理，光明正大，让人自豪和大方光彩。似乎国人早已默契共识：别无选择，这条路是最佳的唯一首选。当然我、乡野里的孩子们根本没有任何理由绕开它，绕开它，便是成长中最大的不幸，踏上它，就是人生中的必由之路。
在这条路上，演绎着千百年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朝代、不同层次的人们的相同地人生：许许多多似曾相识，又很陌生的人们都在这条小路上和我一样曾经走过或者正在走着；前辈还未远去，后辈继续涌来。一条小路其实也是一条河流，视野尽处，看不到源头，也看不到更遥远的未来。
总有一些人，沿着这条小路走到了另一端，再也没有回来，由此改变了命运，也改变了前辈们的世代人生。他们都长长的出了口气，这口气憋了他们十几个春秋，闷在几代人的胸口！是的，他们不仅背负着自己的梦想，也在背负着父母、家庭、甚至是几代人、一个家族的梦想。是他们，把这种梦想变成了现实：是他们，做了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是他们，终于把乡野、把黄土地远远地抛向身后了。
当我在这条路上走时，父母的脸上一直洋溢着农夫们所持有的憨厚欣慰，舒展着让人怜悯的殷殷亲情，迸发着灼人憔悴的甜蜜。然而惭愧，我最终没有走出去，留了下来，留在了我出发的这一端——我的家，我的乡野，我的黄土地。我分明看出，父母双亲的目光倏然黯沉，如霜打过藤秧般的萎焉，我分明听出，他们长吁短叹里的无奈认命，夜深人静时辗转反侧里的不泯躁动。都说时间是灵丹妙药，能治愈一切伤口，不，青年的我曾经并不以然，与之决裂有些悲壮，没想到随着岁月的走远不仅没有被抚慰，遗憾和痛惜反而与日俱增，现在我已经认定，假如上天能够赐予我第二次生命，我只做唯一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在这条路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到最后，发挥到极度完美！事实上没有如果，事实上我就在踏着小路，小路象盐巴一样在曾经的梦想上和现在的假如上浸渍，我必须要自己慢慢地舔舐。
清脆响亮又有节奏的铃声随风而来，震醒了踯躅的脚步。我似乎觉得，就是在昨天，在昨天才告别这条充满着诱惑，充满着灿烂的小路，不知何时，我的儿子竟也如我当年一样，理所当然地踏上了这条既定、一成不变的小路。我把我的希望，梦想，追求，信念及寄托如当年父亲对我一样已经一并潜默移化到了一脸稚气十足、无忧无虑的儿子身上。
当年，父母为我祈祷。
现在，我为儿子祈祷。
二
可能，乡野里的那条小路太狭窄，根本容纳不了那么多的人；可能，乡野里的那条小路太坎坷，庸碌的平常人根本没有能力走出去；也可能，乡野里的那条小路太无奈，贫瘠的黄土地根本产生不出足够用的价值，许许多多的乡野后生们和我一样并没有通过它走到外面的天地和世界，大都半途而废。然而他们的梦想并未泯灭，依然在劈劈啪啪的燃烧，燃烧所释放的能量具有强烈的冲动而又持久韧性，驱使着他们不能不另辟蹊径。
村子向四个方向都有路，但人们出门很少向西和向北，向北二里远就是岗地，乡路更加弯曲纤细、坑洼不平，大多数还是断头路，走着走着就没了踪迹。向西走下去是一个村庄挨着一个的村庄，村庄一直再向西，人们就陌生了，无人问津。村里人出门向南向东的比较多，南面是本乡的镇政府所在地，东面是县城所在地。向南去镇上的最多，只有十几里的路程，路相对于来说较平坦顺当。向东去县城的相对来说就少了许多，一是比较远，二是弯儿太多，出了村向东，走到地头转向北，几里地的样子再向东，然后再向南、向东、向东北奔去……虽然很熟悉，顺着感觉走从来就不会走错，其中究竟转了几次方向，经过几个岔口，一时还真的不能够回答。有一半的路程是丘陵路况，横卧着几个大岗，有的岗头比较陡，有的岗头比较漫长，几个岗头下来，人都是气喘吁吁，双腿绵软。每次向东去县城总觉得走的很远了，回头一瞥，还能看到村子，乡路就象是影子，或者是一根绳索，走在上面，它尾随着你，绑缚你的身体，摆脱它了，你尾随着它，它绑缚你的魂魄。
向南镇上和向东县城有着很大的不同，向南镇上主要是赶集，向东县城主要是办事和出门。
多年前，村里的一位父亲在一段时间里经常就要踏上向东县城的乡路。他大多时候走得很早，村里的炊烟有的刚刚升起，黄牛还没有牵出牛棚。回来的时候有时候很晚，村里的灯火都已经跳跃起来。他走的时候从没有空着手，总要带着东西，比如新下来的庄稼，花生、绿豆、红薯，还有瓜果之类的，比如刚下来的西瓜，甜瓜，柿子，石榴，晒干的大枣等等，或者是一壶的小磨香油，乡下手工作坊里的米酒黄酒，或者是一些农家自制的甜面酱，臭豆腐，腌制的豆腐干，总之是不重样的，城里人喜欢的，让人感到新鲜的。向东进县城从来瞒不掉村里人们的眼睛，这位父亲是从那一年过罢年就开始的，隔三差五就是一趟，隔了最长的时间也没有超过一个月，在农忙是还能看到他匆匆赶去赶回的背影。从春季到夏季，从夏季到秋天，春季庄稼收了，秋季的庄稼又是一番新的轮回，但这位父亲的如此的脚步还没有停下，一直到走到冬季，然后过年，第二个年头。人们都知道，他是为他的儿子找工作的，他的一位亲戚在县城里是某单位的领导，混的挺不错，在县城以西的十里八乡是显赫的人物。
他的儿子每看到他父亲不厌其烦、风尘仆仆地一趟一趟又一趟地跑来跑去，他想哭，为父亲哭，为他自己哭。他想让他的父亲放弃，放弃掉那种多么世俗多么卑微多么猥琐的所谓梦想，因为漫长的等待已经让他极度地疲惫，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还会有信心和耐心再等待下去。在等待中他觉得自己无数次重生，无数次的死去，每一次不用问，但从父亲的神情就能够判断出结果，他父亲回来之后如果洋溢着喜悦，他就象大旱之后的干枯的草儿遇到了雨水，顽强地重新伸展泛起绿色，当他父亲一脸的苍老憔悴，他倏尔一下子就跌入了万丈深渊，穷其一生也不能爬上岸来。但他真的害怕他父亲真的会放弃，不放弃就是一种希望，坚持下去就是一种动力，事实上他的父亲从没有想到过要放弃，一直坚持着在不定的时间里踏上向东通往县城的乡路。他父亲应该更能懂得他的心情，反倒时常来安慰他：“快了，快了。”
这位父亲是兴庆的，他的儿子也是兴庆的，终于在两年之后，儿子总算抓到了那根稻草，那根稻草能把他从苦海里捞出来；总算找到了那把钥匙，那把钥匙能开启他人生的幸福大门——他将有份差事可做了，一种有别于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差事，不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差事。其实他来后才知道，那差事并非真的能养家糊口，并非真的能出人头地，并非真的舒适轻松，但他的父亲知足了，他知足了。只有乡野里的人们才会深深懂得，这知足意味着什么，这知足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和这位父亲，这位儿子一样，村里还有许多人踏上了这一条乡路。
一个村姑，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上门提亲的媒人踢破了她家的门槛，可她的婚事却一直没有着落。许多家境相当富裕，相貌也十分英俊的乡野后生，也都被她微笑地拒之门外，没有知道她内心究竟想的什么。村姑还是出嫁了，嫁给了比她大七八岁，还略有些残疾的男人，条件也很一般，只是那男人的家是在县城。再后来，人们又知道，她过得并不幸福。原来，村姑梦寐以久的美满婚事，是嫁给一个城市人，她也能成为一个城市人，她能够生活在城市里。
村里的的不同年代里的一些年轻人，他们都是从这条乡路出发，参了军，村里便有了几个大小不等的军官。
村里有几家是举家从这条乡路走过去的，走过去之后就身价百倍，惹得很多人羡慕嫉妒，因为这是一次化蛹成蝶的飞跃，点石为金的转折，脱胎换骨的新生，他们是“农转非”，农转非不仅让他们整个家庭获得了荣耀，也获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切身实惠，可以进城，成为城里人，成为有工作的人。
在这条乡路上，再也很少看到他们的背影，他们曾经的脚步，被岁月的尘埃深深淹没。
三
通往县城的村路曾是最遥远最崎岖的路，因为县城在村里人们的眼里曾是一个最大最繁华的世界，村里老一辈里的很多人一辈子就没有走出过县城，到了县城就是到了世界，对于他们而言，世界的轨迹就是一条弯弯的乡路，一头是村庄，村庄是原点，另一头就是县城，县城是终点，他们的人生就是在这样的世界里孕育，生根，忙碌，终至被黄土地所掩埋。一年下来一个人去县城的次数是有限的，屈指可数，去的时候很少信步悠闲，当天去当天返回。好多人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半辈子可能都不去县城一趟，去一趟县城成了他们的一种奢望，去一趟县城很可能寻思了很长时间。在某一时间去了一趟，回来之后他能一惊一乍地炫耀上多日，见人都唠叨，说县城真大啊，摸不着路了摸不着北了，说县城里的楼房真高啊，上去了比干活儿都累，说县城的茅厕真干净啊，比灶房都干净，说什么城里的女人真嫩啊，掐掐能流下水来，说城里的年轻人真不知道羞耻，他们竟然在大街上手拉手，揽着腰，那姑娘是哪家的，把她祖宗八辈子的的脸都给丢青了。现在却不了，从前所有的意识认知一下子全被颠覆了过来，原来县城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不要说世界，就是在国内，一个县城也没有一个屁响亮，简直就是一个村庄，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县城就是“家”，到了县城就是到了家。这样的颠覆，是因为人们走过乡路之后并没有止步，通过县城走向了更遥远的地方更广阔的天地，县城由终点变成了起点，世界也由此变成了一张网，通往县城的那条乡路也变成了一条贯穿世界的脉络。
越来越多的人们踏上通往县城的那条乡路。
我一直觉得，我的村庄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我的这个村庄是中国传统的最后的一个村庄，它的封闭应该就是一个无处可泄的城堡，它不想走出去，外界也似乎无法进入。家乡处于平原，平原里的村庄很稠密，附近周围的村庄大都可以鸡犬相闻。事实上，乡里人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是时代，根本不知道时代是什么，也没有必要过问，时代与他们毫无关系，他们所感触所认识的时代仅仅就是身边人们的事情，身边的事情才能产生出巨大的能量，才触及魂魄。在90年左右，附近周围村庄的人们就有南下打工的，我们村里没有。几年后周围村庄打工早已成了主流，我所指的主流，不是用青年人来衡量，他们数量再大也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流，所谓的主流是那些结了婚的人，在家庭中是支柱的人，原本在农村就是靠种地赖以生存的人。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村庄一直还在重复着千百年来的那种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他们还在相信黄土地里一定有黄金。我们村里在方圆十多里是有名的，有名是农活一直做的很好，地头搭地头，但很容易能区分，我们村地里的草很是明显稀少，庄稼格外好。附近村里的人们在一起总是相互打探打工更多的门路和地方，我们村里的人们还在一门子的心思寻思着该怎样种才能把地种得更好。村里人们对周围村庄那些出门的人们总是不屑一顾，总是在嘲笑；总以为他们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他们不相信麻雀飞走了就不是麻雀。我也叹息农民离开了土地，就是鱼离开了水源，农民生活在城市里，可能更辛酸更艰难。事实上，他们每个人其中经历了怎样的一种磨难，只有他们自己在慢慢地咀嚼，他们是无声的，他们的磨难也是无声的。
渗透、浸泡的力量无坚不摧，我们村的顽固偏执慢慢地不攻自溃。村里开始有零星的人们出门打工，起初是一些毛头日脑的小伙子，继而姑娘们，有能耐的，没能耐的，刚结婚的新人们，接下来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有的干脆拖家带口的全出门了，在晚了周围村庄许多年之后，村里终于迎来了主流，朝夕相处的乡亲们相继踏上了通往县城的那条乡路，然后象飞鸟飞入了林子里不见了。那条弯弯的乡路其实是一根吸管，慢慢地抽去，我的村庄就空了。在平时、特别在农忙之后，除了一些老弱病残，正在上学的孩子们之外，从村庄一头走到另一头，大概不能见到几个有用人了。偌大的村庄，只剩下一具蝉蜕一样的躯壳了。许多家的大门长期紧闭着，锈迹斑斑，院内庭外杂草疯长，伸过了墙头，曾经洋溢着笑声的庭院成了黄鼠狼，野猫，老鼠的出没的好去处。院里的杏树结了一树黄澄澄酸溜溜的杏儿，鲜红的桃子把树枝都压断了，一串串硕大的葡萄已经发紫，但没人去吃。杏儿落了一庭院，桃子招来了嗡嗡作响的虫子苍蝇，葡萄都裂了口子，成了鸟儿的美餐。哪家的窗子不知怎的打开了，在那风雨夜里，“砰嚓砰嚓”地做响。
我曾一直坚信，必定有不同于凡夫俗子之人，才能感悟乡野里的真谛；不是么，自古以来有多少的墨客骚人雅士大儒隐没乡野，却活得那样的洒脱超然，他们用生命的火焰，人生的执著泼墨洒写了那么多字句珠玑般的田园篇章，那样脍炙人口、清新自然、厚重幽远，他们在乡野里高歌低吟，歌声如醉如痴，听者，也已陶醉神往。却不料鲁迅老前辈写出这样的一段文字来：
“ ……真的隐君子是没法看到的。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栋，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夫的著作来？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鱼，至于那些文士诗翁，自称什么钓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游自得封翁或公子，何尝捏过钓竿或斧头柄。要在他们身上赏鉴逸气，我敢说，这只能怪自己糊涂。”
“登仕，是干饭之道，归隐，也是干饭之道，假设无法干饭，那就连隐也隐不成了。”
和许许多多的的村夫一样，一个平凡庸碌得可以的我也终于有一日踏上了那条通往县城的那条乡路，走向了远方。
当我的村庄在无形中形成并坚守的大门悄悄地洞开，我就知道，我和我的乡亲们就再也无处躲藏时代的寻觅，每一人的人生足迹无不被打上时代的烙印。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不幸或者是一种幸运，是一种福祉或者是悲沧，是一种追求或是一种逃亡的沦落。
一些年后，当我面对着我的村庄，或者故乡，我没有了足够的自信和勇气把对它的热爱和依恋说出来，我只是沉默，因为我知道，我的热爱和依恋在乡路的面前都会被脱去伪装、原形毕露，因为只有弯弯的乡路才知道我一面说着热爱，一面却是在背叛逃遁；只有它见证着我一面说着依恋，一面我人生的道路，事实上就是我和村庄、故乡渐行渐远的道路，终至不见它们越来越寥漠，越来越模糊的背影。
我和厨房
文/凌子
人的某些观念，在不同的年龄段，会发生着不一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归结为生活阅历的丰富，也可以归结为自我心智的成熟，仿佛经过了好多年的酝酿，又仿佛一瞬间便悄然完成。
对于厨房，在我心里，就经历了由最初的朦胧向往到超然事外再到如今热衷于当个“精致吃货”的三部曲。
记得第一次独立煮饭，我还是个未满十岁的小学生。那天，母亲因事带妹妹一早去了县城，出门时叮嘱我等她回来再做饭。可我却怎么也按捺不住那颗好奇又想表现的心，自作主张地张罗起来。照着母亲平时的模样，生火、淘米、下锅，等焖了饭，急匆匆到镇上小店赊了一块肉和三块豆腐，做了平生第一道菜：豆腐炖肉。等到夜色降临，母亲回到家闻到肉香，惊讶极了，开心地对我说：“哈，长大了，可以帮妈干活了。”我真是又高兴又得意，吃完饭后又快活地抢着把碗洗了。
母亲的鼓励，像一支兴奋剂，激起了我对厨房的最初热爱。只要放学一回家，我就迫不及待地守在灶台旁想帮几手，可做的一直是烧火和洗菜两件事，所谓厨艺是连边都没沾到。至今，每逢大家庭聚会，洗菜的光荣任务总是留给我的，理由是由于我扎实的童子功，洗出的菜大家可以放心大胆吃。
农村人家的厨房实在是个充满诱惑的地方，除了色香味俱全的饭菜刺激着人的食欲外，还是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我家恰巧住在前后两个寨子的交界处，属于来来往往的中枢位置。母亲除了菜炒得好，还特别热情好客，任谁经过，只要是吃饭时间，都会问一声：“吃了吗？快进屋吃点吧。”所以，经常是七大姑八大姨，或者是挨不着边的人和我们一起吃饭。
她们一边吃一边嘴巴不停地传播着村里的新闻大事，诸如老张家新娶的媳妇不如老李家的漂亮，王家孩子有出息考上大学，昨天来了个仙娘看仙看得特别准等小道消息满天飞，好像不讲出点新鲜事，就实在对不住手里这碗饭。我们小孩虽然插不上嘴，却觉得十分神秘有趣，总是竖着耳朵听，生怕漏掉一个字。
这样的厨房盛景维持没几年，我们全家就从农村搬进了县城。县城住的是父亲单位的筒子楼，家家户户挨得很近，却很少有人会到别人家吃饭，吃饭的队伍立马小了很多。但母亲总是很精心地保持着厨房的水准，一日三餐一点也不马虎，早上是馒头、包子、米粉、面条轮着换，中午和晚上是四菜一汤，荤素搭配，新鲜、精致、养眼，让人垂涎欲滴。
在越来越重的学业面前，我和厨房越来越远。幸好，参加工作后的单位都是有食堂的，一天到晚在食堂混，吃饭问题算是解决了。有时，虽然难吃，但想到自己不用动手，抱怨的话也始终说不出口。
不知是出于对地沟油的恐惧，还是遗传基因的再次苏醒，我终于有了动手学炒菜的欲望。跟着网上视频亦步亦趋地现炒现卖，从横切牛肉竖切姜的刀法，到煎炸焯蒸煮的手法，再到营养颜色的搭配，居然也有模有样，拍了照发到朋友圈，自然引得赞声一片。
每天下班过后，我特别想到菜场转一转，鱼虾的腥味和青菜的土味搅在一起，有一种醒脑提神的特殊作用。穿梭在五颜六色的瓜果蔬菜间，我与四季是如此亲近，二十四节气的每一点变化，都如约而至，没有错过。四季的香味充盈着小小的厨房，穿过我的指尖留在我的舌尖，弥漫着一种踏实又笃定的幸福。
由于家里开了伙，便多了许多贪吃爱吃会吃的朋友。当我拿腔拿调用老掉牙的“吃了吗？”问候朋友时，炫耀的成分是藏也藏不住。生活竟是如此奇妙，我最为拿手的，还是当年跟在母亲屁股后面学的那些家常菜，在母亲离开我的十多年里，我和母亲一次又一次地重逢在这餐桌之上。
我的侄女是标准的吃货一枚，发誓要吃遍中国。当她看到我在厨房忙前忙后时，一脸不屑地说，今后不会做我这样的煮饭婆，而要做一个光鲜的纯吃货。“那家务谁做啊？”我问，“他负责家务包下，我负责貌美如花！”她哈哈大笑，亮晶晶的眼里洋溢着恋爱时动人的光泽。
这是一个女孩子最值得做梦和骄傲的年龄，生活在她的眼里是一个可以随意摆弄的玩具。我放弃了早已准备好了的所有说教，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也曾抱有和她同样的梦想。
观梯田
文/陈逸扬
暑假，总是那么美好，那么令人难忘，它就是一个五彩斑斓的梦。暑假里的一件件事，常常把我带回那美好的回忆。
让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去元阳看梯田。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旅行！
在去的路上，我们一家谈笑风生，开心得不得了。时间飞逝，不知不觉便到了个旧市，我问爸爸：“现在离元阳还远吗？”“不远了，还有五十多公里就到了。”爸爸说。我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梯田的出现。
终于到了元阳新县城，我们一下车，就像进了火炉，热极了。没过多久，爸爸就说：“要不我们去老县城吧，老县城就在山顶上，比新县城凉爽，好玩。”“好啊，好啊，我们快去吧，我也耐不住了”我说。终于到了老县城，望着老县城云雾飘渺，我想：应该会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吧！想到这，我便兴奋起来。我们把住处找好后，便进入景区看梯田了。
一进景区，一股泥土的芳香味儿迎面扑来。一会儿，我们走到一个观景台，从观景台上往下一看，梯田从山顶到山脚，从这边到那边，都成了梯田的海洋，不时还有云雾弥漫，壮观的气势中带了一点神秘感。不过，最具有代表性的还是坏虎村的梯田，梯田有宽有窄，有长有短，在阳光的照射下，梯田波光粼粼，闪闪发光，场面壮观。
红河梯田是哈尼族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不仅是大自然的杰作，也是哈尼族人民的劳动成果。
抹不去的大河洲
文/吴定国
如今，当你乘车下旬阳县城时，很远就能看到高高竖立在老县城原套河和大河洲的部分河床处建起了的一栋栋楼房。可是，崭新的高楼，拂不去土生土长在这里的旬阳县城人对大河洲、还有那环河街面流动的套河的记忆。
思绪一下子就把我拉回60多年前的岁月。那时还是十多岁的我，常听父亲讲述旬阳“八景”的故事，大河洲就是“八景”之一的“铁索连孤洲”，故事离奇而又古怪。
相传那大河洲。每次汉江涨水后，忽大忽小、飘泊不定，时而还有金鸭子浮出水面，而那些来传教的洋人便打起了金鸭子的主意。当然，金鸭子也不是随便逮得着的。不知咋的，此事传到“八仙”之一的铁拐李的耳中。为使宝贝不被偷走，为使大河洲不再漂泊不定。铁拐李便施展法术用铁链子把大河洲和金鸭子牢牢的拴住。大河洲便成为了汉江流经安康境内的一块最大的河中岛屿般的沙洲。
我家祖居旬阳县城最高处的龚家梁子。居高临下，看的远，大河洲全收眼中。旬河流出旬城的东坛外，与汉江在这里交汇，那激流险滩名曰：“月亮滩”。“月亮滩”的上面，就是大河洲的最东端。每当月亮升起时、那皎洁的月光洒在河面上，因这里水流湍急就命名：“月亮滩”。大河洲上起上渡口，东西长约一公里，宽约百余米。旬阳县当时就是个弹丸的葫芦状的小山城，没有宽大的场地。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每到腊月，旬阳就要举办大型的物资交流大会，大河洲就是最理想的场地了。物资交流大会期间，除了展销城乡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外，最热闹的莫过于放电影和从安康下来演出的汉剧团了。会场是用大布围城的园会场。我们小孩子为了看演出，又没钱买票，就从下面钻进去看演出。我记得汉剧老艺人龚敬荣主演的“炼印”，王道中、黄贤明主演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等剧目。没见过大世面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物资交流大会十分热闹，那十里八乡的农民走几十里山路卖掉自己农产品、买回需用的生活用品。
那时的大河洲的鹅卵石、沙子是最为干净的。即使赤着脚，也不会担心被玻璃割伤，更不用说现在布满汉江的塑料袋和各种垃圾了，河水清澈见底，不会生长那光溜不及的青苔了。到了夏季，那环河街面流的是套河。那是我们那一代人最佳的天然浴场。记得1961年夏，我从西安回旬阳在套河中游泳，我童年的玩伴、好友王宝在套河中双手伸开，“啪啪”地打着水面，向我展示他那扁担水。正好河面游来一只小鳖，我一把把它逮住，玩了会儿又把它放生了。
那时环旬阳县城的汉江、旬河水是干净的，水是担回家直接可饮用的。那时水是清清的，天是蓝蓝的、空气也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一丝的污染。游泳上岸后，还到那大河洲的最上游处，栋老鸹黑（石炭），王宝用手伸进沙子中，一掏一个蚌壳。现在的沙洲中哪有这东西呀！
在那个年代，旬阳县城的房子都是土木建筑，没有一栋水泥结构的楼房。到了改革开放后，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河洲又为旬阳县城贡献了不知多少车的沙子，在七、八年前，为扩大县城，推土机昼夜不停地把沙子、石子搂底推铲，全部推在了老县城的边上，扩建了一个长约千余米、宽约30米的场所。自此，大河洲就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定格在了照片中。
别了，大河洲！你是我心中挥之不去、永远抹不掉的大河洲，你是我们那代旬阳人心中永远的记忆！
遇见思南
文/宋扬
“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对于这句流行语，我一直没有太多领悟。直到这个深秋，我因故去了一趟贵州，在黔东与一座小城相遇。它，叫思南。
1 初识思南如一名娴静的女子
曾经，有一个旅行社的朋友告诉我，贵州山清水秀，风光旖旎，它的美不亚于云南，可惜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养在深闺人未识”。
后来，我又听到一种说法“桂林山水甲天下，贵州山水甲桂林”，心想，这不过是一种当地人的自宣罢了，不必当真。
从贵阳机场坐大巴去思南县城，本来还算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霏霏细雨。高速公路上，大巴的玻璃窗被雾气笼罩，看不见外面的景色，只觉两旁不断有青山向后退去。不知不觉睡着了，直到迷迷糊糊听到有人喊：到了！
天已傍晚，大巴穿过绵绵秋雨缓缓拐进一堆建筑物中，还未出山，县城怎么就到了呢？我不禁为眼前的景象惊呆——两山对峙，一水中流，思南就“偎”在乌江两岸狭窄的山坡上。
思南县城就这样存在于山间水畔，如一名安静、娴雅的女子，傲然挺拔，绝世独立，不理会时间的流逝和世间的争端。据说，这里就是思南古城的所在地，早在汉献帝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就已建成，设置永宁县。
夜幕降临，乌江两岸新修的路灯闪亮耀眼，横跨乌江的拉索桥“乌江明珠”点亮了霓虹灯，如彩虹飞架天际，远眺思南县城的万家灯火，在乌江的波纹中缓缓荡漾开来。这里虽没有大都市的繁华喧闹，却自有一番江滨山城的浪漫情调。
2 云雾缭绕，不知不觉闯入仙境
早晨，当我推开乌江大酒店高层的窗户，看不到一缕阳光，却“撷”得几片轻云。细雨霏霏中，思南县城的上空云雾缭绕，近看青山绿水，远望宛若仙境。我是如何闯入这片虚无缥缈的梦幻之地的？恍惚间似乎找不到答案。
于是，走下楼，撑上伞，让自己融入这道美景中。脚步慢下来，呼吸轻下来，生怕打扰了静谧的街道、安静的人。雨下大了，我想搭个车，路上的汽车都不知隐藏在哪里。经人指点，才知道县城依山势分了几层，许多地方都是单行道，公交车很少，偶尔会有出租车。
这里的出租车倒像是公交车：上车买票，起价5元，欢迎拼客。雨大，只有我一个乘客。该去哪里呢？想起才看到一份旅游资料上“万寿宫”这个字眼，便报了目的地。司机大哥热情地说知道地方，路上聊起思南名吃羊肉粉，他说：“可惜不是早餐时间，否则一定满足你这个北方妹子的心愿，带你去吃最正宗的粉。”
司机在一个不起眼的街角停下车，路边红色的围墙和古色古香的门头诉说着建筑的不凡。司机建议我进去看看，说这里是文庙，顺着路走不远就是万寿宫。看我零钱只有5元，本应再加1元的单行道费，他也免了。
我好奇地打量这个文庙，看惯了北方文庙的开阔雄伟，便觉这里有些狭小局促，它依山而建，要登上几十阶台阶才能上得大成殿。拾级而上，大成殿后是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的青山，顿觉这里肃穆巍峨，无须有多么广阔空间便可彰显文化的力量。
3 青山巍巍高耸石崖直上云霄
告别文庙，我穿梭在思南县城的街道上，再去寻访万寿宫。万寿宫一样依山而建，白墙灰瓦，建筑独特，现为思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我从未见过这般小巧玲珑的戏台，雨滴打在其高高挑起的屋檐两角上，再如珠帘般落下，就这样和这个戏台相对，看看雨丝，听听雨声，也是美妙的。
如今的思南，有了旅游开发的意识，在乌江上开辟了游船航线。乘了游船，才知思南之美。游船穿过县城，两岸青山巍巍，房屋鳞次栉比。离开县城后，水面开阔，两岸时而是高耸的石崖，缠绕着绿色的植被；时而是舒缓的土坡，种着面积不大的梯田。天边、山头总有云雾缭绕，仿佛有仙人庇护，午饭时分，乡村农户的炊烟升起，与云雾相得益彰。
我突然想起，客居上海时，我特别喜欢一条名为“思南”的路，路旁茂密的梧桐掩映着花园洋房，文艺小资气息浓厚。虽然它名称的由来和贵州的这个小城毫无关系，却巧合地拥有一个共同特征——美丽。
思南，看来我注定要与你相遇。
带着干粮去高考
文/鲁先圣
1982年的7月6日，母亲早早起来做好了早饭，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和弟弟要去县一中考点参加高考了。那一年，我们村参加高考的共三个人，我考文科，弟弟和同村的另一个同学鲁伟考理科。
我们读书的中学是县二中，在离县城25公里的镇上。尽管那一年我们都接近20岁了，但是我们三个人都还没有去过县城，只是听人说县城在南边，坐公交车可以直接到达。
母亲给我们煮了鸡蛋，冲了鸡蛋茶，准备了三天的干粮。然后我们就各自背了一床被褥，在早6点半准时到达了距离我们村2公里的公社驻地汽车站。
客车是那种前些年在城市里也能常常看到的大通道式，开起来呼呼作响。我们都是第一次坐这样的车出远门，感觉很新鲜。
我们那个亲戚叫侯守顾，他是我们村一位本家的女婿，在县城的汽车站附近的旅馆工作。那个年代，我们村没有一个人在县城工作，父亲想了很久才想起来有这么一个可以攀上的亲戚，提前一天晚上就去他的岳父家里拜托。正巧侯守顾的爱人住在娘家，人家一口答应，让我们下了车就去找他。
侯很客气，但是他说他只能给我们安排一张床，他没有更大的权利。我们很感激，能够在旅馆里住就知足了，好在我们都很瘦小，挤在一张床上勉强还可以躺下。我们下午一路问着去了一中的考场，对照着准考证认好了自己的位置，然后就在县城大街上闲逛。我们三个人边走边看边议论，都在内心里想着即将开始的高考。临来的时候，父亲说，要是你们三个都能够考上大学，咱村里放电影！
父亲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这件事情他能够做到。
高考那三天，我们晚上都去那个叫东方红的旅馆挤在一张床上睡觉，每天一早去考场，吃从家里带的干粮，考试顺利结束了。
还是坐那种公交车，我们一起回到村里。父亲在村口等着我们。我们都感觉考得不错，就这样告诉父亲。父亲很激动，他说，咱村从解放以来就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没有一个人吃公家饭。但是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毕竟只有百分之五的升学率，考上的概率很小啊。
从考试结束到公布成绩是20天的时间，我们三个人每天都在一起，往往在不自觉中就走到了村口的路上。我们知道，如果考上了，学校会派老师来通知我们，老师就会在这条路上出现。
在7月的最后一天，已经是晚上的9点钟，我们的历史老师王继安骑着自行车从学校来到了我家。他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我和弟弟还有鲁伟都金榜题名！
父亲赶快杀鸡，母亲和姐姐在厨房里忙活起来，说什么也要请老师喝酒。老师说，我知道这几个孩子每天都睡不好觉，刚刚知道分数，我就立即赶来了。一整夜，父亲，叔叔，鲁伟的父亲，老师，我们三个，还有我们村里所有的乡亲，都陶醉在无限的喜悦中。
次日晚上，父亲果然把公社的电影队请到我们村。电影队的队长在喇叭里喊：为了祝贺村里三个孩子同时金榜题名，电影队在村里连放三天电影！三天三夜，我们村就像过年一样热闹，到处荡漾着欢声笑语。
这事尽管过去接近30年了，但是，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依然让人充满万端感慨。
回家的路
文/彬子
20多年前，我在县城读书。每到周末休息，我都会骑上那辆陪伴我多年的“泰山”牌大轮自行车回家，风雨无阻。那是一辆老式自行车，破旧不堪，除了铃铛不响外，其它各处都响，更让人头疼的是经常掉链子，骑起来非常吃力。尽管县城离我家也就40多里路，但是我回一次家却要花费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如果遇到雨雪天气，所用时间更长。当时从县城到我家全部通了柏油路，但路面被大车轧的坑坑洼洼，尤其是遇上雨天，路面顿时变成了大大小小的“积水潭”，溅湿鞋裤是小事，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再加上马路弯弯曲曲，岔道口很多，没有路灯，如果赶到晚上，迷路的事情也曾发生过。
记得有一次，天空中飘着小雨，我刚刚出县城，天就黑了，但归心似箭的我没有半点犹豫，依然冒雨前行。两个小时后，大约在离我家4、5里路的地方有一处三岔口，我迷路了。结果，我又摸索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家。当看到跌跌撞撞、犹如“落汤鸡”的我，母亲心疼地直抹眼泪，一个劲地说：“傻孩子，以后赶上下雨天就别回家了，需要钱或者什么东西，让你爸给你送去。”其实，有时我并不需要什么东西，就是想家，总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催促着我回家，哪怕呆上几个小时我就很知足了。看看熟悉的老屋，在那张睡了十几年的木床上躺躺，吃上母亲亲手为我做的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听妈妈讲讲最近发生在村里的奇闻趣事，听奶奶唠叨以前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跟母亲拉拉学校的事情，那真是一件十分温馨、幸福的事情。
父母是家的根基，只要父母在，家就在。家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停靠的港湾，更是我心灵栖息的家园。在那里，父母为我遮风挡雨，不管遇到再大的苦难，我都能坦然面对，我都能看到希望之光。
而如今，我在市里“安家落户”，虽然离家70多里路，但交通更便利了，公交几乎通到家门口，只需50多分钟就到家了。回家方便了，可我回家的次数却越来越少了。刚刚参加工作时，我几乎每个月就回家两三次，可是后来结婚尤其是有了孩子后每个月回家一次就不错了，现在每年回家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我的理由似乎冠冕堂皇：要么单位忙，实在是脱不开身；要么陪着孩子转转或者送孩子上辅导班，没有空；要么不好意思拒绝同事或者朋友事先约好的饭局，身不由己。不知，从何时开始，回家竟然成了一种奢侈。每次我满怀愧疚地向母亲说这次有事又不能回家时，母亲总是淡淡地说：“孩子，我知道你忙，就别回来了，我很好，不要挂念我。”每当这时，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我好像看到了母亲失望的眼神，我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叹息声。有哪个母亲不希望见到自己的孩子。或许母亲更希望我像当年一样受到委屈，遇到一点难事就往家里跑。
其实，人世间最远的不是空间的距离，而是心与心的距离。趁父母还健在，带上孝心常回家看看吧！给父母买件衣服，给父母捎上点心，陪父母说说话……孝心无大小，贵在坚持。小爱攒多了就是大爱。千万不要让“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和遗憾伴随着我们。
水杉坪的路
文/杨盛龙
水杉坪是湖南龙山县的一个土家族聚居村。村的四周是山，去往龙山县城须得翻过沙子坡大界。历史上，村民们到县城都是步行，肩挑背负，上坡十几里，下坡十几里，还得跨过多座小山，行路艰难。新中国成立以后，水杉坪到县城从徒步翻山到通行十八盘的盘山公路，再到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村民们的交通出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1958年龙山县城通公路，这是县里的第一条汽车路。刚通公路的年头，我邀约几个小伙伴，走五六里山路到山坳口公路边，看汽车，看新奇。守候两三个小时，一共也就见到七八辆汽车经过。后来听说，那年头我们全县只有十几辆汽车。
听老辈人讲往日，常讲挑力汉下洗车的事。洗车是龙山县腹地的一个水码头。桐油、茶油等山货土产都经过肩挑背负，路途3天，住宿两晚，挑运到洗车，再买些盐巴、轻工业产品转回程。到洗车的路，上洛塔岩口，下杉树湾，经偏岩，过落水洞，上连五台，挑力汉一路汗水滴落在翻山的石板上。下洗车，到码头口岸交易，进县城到繁华市街。
我们乡村人把县城不叫县城或者龙山，而是叫城里，他是我们乡村人心目中最大的城。
我家在沙子坡脚，这里是水杉坪河源头第一寨。五六千人口地理单元的人进县城，都经过我们寨口。人们翻越沙子坡到县城，卖点山货，买点东西，当天返回，往返几十公里，五更天出门，天黑一阵才能回到家。每到逢场天的早晨，天还没亮，我睡醒来，就看到门外路上打火把的光影透过我家木板壁缝，映在另一侧木板壁上晃过，听到早行人一路拉呱话声。
我也曾走在两头黑进县城的行人中。和几个伙伴，走在近膝盖深的积雪里，翻越沙子坡到县城赶场。一路上，不时有人摔跤，只有我小心翼翼没摔过。我背着二十几个鸡蛋要去卖呢，哪能摔跤。办完事后返回，爬到山顶，天就黑了，打着火把走十多里。
我进县城最艰难的一次，是17岁那年和父亲抬一头猪到县城交售派购猪。我个子矮小，上坡时我走前面，下坡时父亲走前面，两个人拉拉扯扯，速度慢，费劲巴力，上山，下山，抬得腰酸背痛，好不容易抬到县城。收购的人说，猪的重量是达标了，但是不够肥。如果他不收，我们哪还有力气再抬回去？于是说尽了好话，总算送掉了。
沙子坡的公路，转了十几道“之”字拐，载重卡车走上坡，弯来弯去。步行者有时超过汽车，汽车有时超过行人，经常是行人与汽车同时到达沙子坡头翻山处。
沙子坡公路是龙山县城百姓出县境必经之道。沙子坡海拔1200米，每遇天雪凌冻，灌木丛凝结着浓重的冰，驾车翻越沙子坡十分艰难。冰雪路滑，几个人联合，在公路上铺好多条麻袋，汽车往前移动一段，将麻袋从车后撤出，再铺到前面垫路，缓缓开行。
进入新世纪，随着交通条件改善，汽车大量增加，人们到县城到乡镇都乘车出行。从我们寨子门口上山翻越沙子坡到县城的路，已很少有人走了，长满了荒草。
我是一直到1978年去吉首上大学才坐上客运汽车，出了县境。那时候去吉首，需要头天赶到县城住一宿，第二天早晨乘坐班车，天黑才赶到吉首。虽然全程只有276公里，但一路坑坑洼洼的沙石路，汽车时速只能达到30来公里。后来我到北京工作，从家里出发，花了整整4天时间才到达北京。
人们满怀憧憬地慨叹，要是有一条隧道通过沙子坡该有多好啊！
这一愿望在2017年成为现实。吉首至恩施的高速公路从沙子坡穿山而过，将乡村人与县城、州府、省会的距离拉近了许多。
从水杉坪到龙山县城，以前步行翻越沙子坡需要5个多小时，后来乘车走老公路翻越沙子坡需一个半小时，现在乘车走高速公路穿隧洞，十几分钟就能到。
而今高速时代，从州府吉首到我家或者到龙山县城只需要两个小时左右。我家小弟在吉首工作，要回家前，打个电话，点几个喜欢的菜，那边打完电话开车出发，这边的家人放下电话，杀鸡、洗腊肉、择菜，开车的人到家门口停下车，热气腾腾、香喷喷的饭菜便端上桌。
2019年底，在我们水杉坪设站的黔张常高速铁路正式通车，从家乡坐上高铁两个小时就到长沙，我也能当天出发赶回北京。便捷的交通让我们的出行更为方便。
云集的外衣
文/徐文伟
云集，不是一个人，是衡南的一座城——一座县城，一座新城。云集的穿着打扮漂亮，除了投资兴业者的良苦用心外，更在于第一道蓝图的制作者——规划部门的大手笔。
衡南县治2003年12月25日乔迁至云集，从此结束了湖南省最后一个有县无城的历史。我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接下来，云集不断添上的新装，成了云集亮丽的外衣。那是城的外衣，家的外衣，形象的外衣。现在，云集的外衣在渐变中透出大气，魅力中显出霸气。
换一句话说，县城当然得有县城的姿态，小城也应有小城的样子，即使小，也应小得可爱，也得站出姿势。衡南县城这个家当年并不大，只有县四大家机关办公大楼和县人防办等几幢孤守街头的办公大楼，仅有云集大道、黄金大道等三横三纵主干道显出单薄的身影，是小得有些纤细，有些稚嫩，有些弱不禁风。
以至于朋友之间一句“你现住在哪”的亲切问候，我只能回答，“住乡下口罗。”说这句话时，已是2008年的春天后。其实，我并没有无奈与丝毫的不开心。想想，她会随着时间的迈进而上演出好故事。
勿忘的是，云集是我家，建设靠大家，规划靠专家。记得当年搬迁县城的县委书记李荐国在上级来衡南视察时，他常挂在口中的一句话是“衡南有两大特色，一是县城建设工作，另一个是《求实》（现在的《衡南情况》）办刊工作”。2009年我们刊物开设了一个《县城总规修编大家谈》栏目，一时间成为专家学者智者大显身手的舞台与擂台。
还记得，一个单位因某个原因不惜改变办公大楼的规划，大家为此议论纷纷。经有关领导批准后，我还借助杂文的体格，对这个公开的秘密据理力争，狠投了一反对票。文字当时不只在县刊登载，还见诸《衡阳日报》，由此可见，社会各界对规划的关注，云集的决策层对规划的重视。
如今，士别三日，还当刮目相看。云集，我们的家，经年间，便长大了，变靓了。云集的外衣经过规划专家的第一道前瞻性、科学性的细细拿捏，设计的道路宽宽阔阔、笔笔直直，建设区域规规矩矩、条条块块，颇显出诱人的身段。你再细看，云集沿江路的湘江风光带已然魅力十足，文化广场一显身手，绿化轴甩出了巨人的一只胳膊，各种珍贵林木吐放生机，南岳机场落户云集，我们的家又延伸到蒸湘南路，与衡阳市连桥相守，五纵四横主干道穿着打扮整齐有序，道路旁的建筑物鳞次栉比。不仅在发展规模上，而且在发展思维上，县城云集已经逐渐融入大城衡阳。
这些年来，云集按照“东进西扩，北连南移”的思路发展。就在发展中遭遇土地瓶颈时，又邂逅了新一轮的乡镇区划调整，向阳镇和车江镇双双合入云集，云集的面积翻倍增长。在一片欢呼声旋转声中，云集亮出的新装将呈现出更迷人更精彩的元素来。
没错，建设落地，规划先行；可喜，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干到底。有了规划的先行，有了延续的蓝图，我相信，云集的外衣，我们的家，会显得更有底气，更为大气，更具人气。
新城云集，不觉一晃又是12个年头。衡南县城OK，新城云集OK，云集的外衣OK。
不疼
文/闫岩
在屯子里，巧玲是让大姑娘小媳妇羡慕的眼红的一个女人。她男人臭蛋是个货车司机，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也没其他不良嗜好，每次出车回来都会给老婆孩子带礼物，是屯子有名的好男人。
臭蛋只会挣钱不会花钱，工资一开，他就全部交给巧玲。巧玲起初过意不去，就抽两张给他零花，他不留，他说他花不着。后来，巧玲习惯了这种方式，也不再有这动作。
转眼，臭蛋的两个双胞胎儿子该上初中了。臭蛋怕镇上的教学质量差耽误孩子的前途，和巧玲商量着让孩子到县城的私立学校读书。这不，两口子把两个宝贝儿子送到学校安排好后，巧玲想带着臭蛋到县城的大商场转转，给他买两件像样的衣服。臭蛋不肯去，说自己是个脏司机，成天接触的不是煤就是炭，穿啥都穿不出好来，买了也是浪费。巧玲知道他的性格，他为她和孩子舍得，为自己从来不舍得，巧玲心里明白这点，嘴上还是骂了他句守财奴。臭蛋也不顶嘴，只是冲巧玲傻笑。这笑，让巧玲感觉心里酸酸的。
臭蛋要赶着出车，所以他们在县城饭都没顾得吃就急着往车站赶。这越急越没好事，走着走着臭蛋的背突然疼起来，巧玲说正好我们在县城，去医院检查一下吧，臭蛋说没事，说这一阵子经常这样，稍稍站一会儿就好。可这次臭蛋站了一会儿，还是疼，这下巧玲不走了，硬是招呼了辆出租车把他拉到了县医院。
医生询问了臭蛋的症状，不敢冒下定义，要他去拍X片。臭蛋不去，说自己不过是平常的背疼，不会是病。巧玲生气了，说不买衣服我依你，不看病绝对不行，再说了不就几十块钱吗，咱就当买个安心。臭蛋看到巧玲真着急了，就依了她，拍了X片。医王说现在人不多，他们可以在这里等X片出来，也可以先回家明天再来拿。臭蛋非要走，他要出车，巧玲放臭蛋走了，她心踏实不下来，想在医院等结果。
两个钟头后，X片出来，医生看了后表情很凝重，巧玲看不懂图片就看医生，看到医生的表情心慌起来，想问又害怕的没有勇气。医生看得出巧玲的慌张，但不得不说实情，臭蛋患的是骨癌，晚期，已扩散到了肝肾，最多有六个月的生命。巧玲当即瘫在了地上。
回家路上，巧玲悲痛欲绝，但她还是觉得医生说得对，丈夫病了，她不能倒下，如果她也倒下了，孩子怎么办？她鼓励自己坚强，一路琢磨如何对臭蛋说，如果不说实情，那依臭蛋的性格，肯定不肯住院治疗，如果说出实情，臭蛋能不能受得了这样的打击？最后，巧玲还是决定对臭蛋说实情，他觉得臭蛋虽实在却不傻，不是好糊弄的一个人。
两天后，臭蛋出车回来，巧玲把诊断书递给了他。臭蛋看了诊断书后脸上马上变了颜色，巧玲只管无声地落泪。半响，臭蛋清醒过来，平静地对巧玲说，既然病了，那就住院吧，能多活几天算几天，我以后全听你的，你说打针就打针，你说吃药就吃药。结婚以来，臭蛋第一次表现得这样乖巧，巧玲哇地一声爬在臭蛋怀里大哭起来。
臭蛋住院了。他果然听话，医生要怎么治就怎么治，巧玲买什么他吃什么，再不唠叨自己不需要。才住了几天院，臭蛋就告诉巧玲他觉得好多了，也不怎么疼了，疼时只要打个平常的止疼针就管用，所以他不会轻易就死掉的。巧玲听他这么说，心里也有了些安慰。臭蛋虽说病情减轻了，胃口却不大好，所以日渐消瘦。一次，医生趁巧玲不在偷偷问臭蛋，那止疼针真的管用吗？臭蛋笑着对医生说，管用，一打就不疼。医生摇了摇头一声叹息。
那天夜里，臭蛋病房其余的人都出院了，正好家里有事巧玲也回家了，谁也没有发觉，臭蛋已停止了呼吸。第二天一大早，医生来查房才发现了臭蛋已是一具尸体，医生发现，臭蛋的被褥都是湿的。巧玲赶来后爬在臭蛋的尸体旁哭得死去活来，她不明白走时臭蛋还好好的，还冲她笑，怎么会这么快就死了。
医生看着巧玲又无奈地摇头叹息，他告诉巧玲，臭蛋是他当肿瘤科医生以来唯一一个用几块钱的止疼针就能止疼的一个人。
听到这话巧玲感觉到了臭蛋对他的欺骗，但想想也就释然了，因为这才是臭蛋一向的性格，天大的事都无法改变他。
走合肥
文/方华
走，是一个动词。走合肥，说明合肥之于我只是一个他乡，我之于合肥，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
一
第一次去合肥，是跟着父亲去的。那时我几岁的样子。一个寓居小县城的土孩子一下子到了省城，记忆特别深刻。
父亲的朋友是开了一辆帆布蓬的吉普到车站来接我们的。车子在比县城宽了一些的马路上行驶，透过车窗，我震撼地发现，马路上每隔一截，就见到白漆刷写着“打倒某某某！”的字样，每个字硕大得几乎有大半个马路宽。这几个硕大的白字一遍遍地冲击着我懵懂稚嫩的眼眸，合肥，就这样在我小小的心房里留下了难忘的第一印象。
车到省政府门前停下，父亲和朋友下车去浏览贴满墙壁的大字报。我跟在后面，在墙上的几张漫画前细审巨大的拳头或者脚掌下那几个挣扎着的小人，歪着头看他们或惶恐或痛苦或无奈或哀怨的表情。这时，我听见那比我们县城最高的两层楼还高出许多的办公大楼上有人在高呼口号，接着，五颜六色的传单便从四五层高的楼顶飘扬而下，落满大院和马路。那种高喊声中漫天飞舞的纸片，让人有种莫名的兴奋。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生活的巢县城的马路上，从早到晚是能够见到几辆突突冒着黑烟的拖拉机的，汽车真是偶尔一见。站在省城大街边，时不时地有车在我的面前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地牵扯着我的目光，已是让我稀罕。而让我更加兴奋的，是随后的一次堵车。
记得在省政府前重新上车后，吉普行驶到一个路口突然停下。原来，前方是铁道口，来了一列火车。黑铁皮厢的火车慢条斯理地一节一节从我们的车前晃过，发出单调有节奏的哐当声。这时，我无意朝车后看去，立即惊喜地叫了起来：“呀，好多车子在排队！”
原来，在等待火车通过的时间里，我们的车后已经排起了一条长长的队伍，让一年到头在小县城里看不到几辆车的我兴奋不已。
父亲和他的朋友在车里哈哈大笑。
二
合肥离我生活的县城只有六七十公里的路程。然而，自从童年去过之后，这个城市似乎就在我的空间里消失了。如同一个偶遇的路人，寒暄几句后，就此杳无音讯。
再去合肥，已是十多年后。我已从一个无知的孩童出落成一个春情荡漾的少年。
那时，我喜欢的一位女生考入了合肥的一所大学，而我，却进入了本县城的一家工厂，穿上了劳动布的工作服。那时候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我强烈的自尊里产生了强烈的自卑。于是，在两位同学的陪同下，前往合肥。
绿皮火车载着我的自尊来到省城，又在公交车上挤扁了我的自卑后，到达那个大学校园。
记得在那个局促陈旧的女生宿舍里，我背对着我喜欢的那个女孩，背诵着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再会吧！你太宝贵了，我无法高攀；显然你也晓得你自己的声价：你的价值的证券够把你赎还，我对你的债权只好全部作罢。因为，不经你批准，我怎能占有你？我哪有福气消受这样的珍宝？这美惠对于我既然毫无根据，便不得不取消我的专利执照……”
当我转过身来，我看见那个女孩的眼中饱含泪水。而我，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开。
当时的合肥该是个什么样子？我一点没有记忆。只是记得走出校园时，已是华灯初上，夜色中的合肥城让我看不清它的模样，那些迷离的灯光，将一个少年的忧伤斑驳在路面上，被人踩踏出一种无法言语的痛。
至此，及以后的一段日子，合肥留在我的记忆里就是一个老时光的味道。它遥远、陈旧，似乎让人怀恋，又苍白黯然。
三
一个城市在一个人眼中的色彩，一定与他的情感有关。有人说爱上一个人就会爱上一座城。当我真正的爱上一个人时，合肥这座城在我的眼中真的色彩亮丽起来。
与我相爱的女孩和我同居巢城，这似乎与合肥并无多大关系。
热恋中的人儿总喜欢像一对鸟儿放飞快乐。那时候，还不盛行到山野间旅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刚刚从捉襟见肘生活中走出的人们，喜欢寻觅大城市里的喧嚣与繁华来感受生活的变化。对于我们来说，合肥就是最近的都市，最适合一两天假期的出行。
不知道有多少个礼拜天和节假日，我和她徜徉在合肥街头。绿皮火车在清晨载着我们优哉游哉地到达省城，又在阑珊的夜色里优哉游哉地把我们送回县城。
那时候，合肥的主城区很小，也就现在的长江中路、寿春路和金寨路一截。逛得最多的当然是长江路，因为那里集中了合肥大大小小的商场商铺，让爱逛街的她乐此不疲。每次，我们从大东门开始，一直向西，逛到金寨路左转，然后再折回头，从三孝口穿过安庆路，再到城隍庙小商品市场。一趟下来，肩挎手拎的，满是物质的收获。
精神收获也不小。四牌楼边的新华书店是我每次必去的，每次踏入那座灰色的大楼，总有惊喜，总让我流连忘返。现在，我的书柜里许多纸页已经淡黄的书籍就是那时购买的，扉页上都会留下“某年某月某日购于合肥”的字样。这些书籍充实了我的青春时光，也让我们的爱情充满了诗情画意。
偶尔，也手牵着手去寿春路边的逍遥津公园，或花前月下，或荡漾春情，也实地感触《三国演义》中张辽大战逍遥津的场景。那时，大蜀山野生动物园还没有建起，进逍遥津大门右侧就是一个动物园，虽然面积很小，却也野趣横生，洞开眼界。
上世纪八十年代，合肥正开始第一轮拆迁改造，几乎每隔一段日子去合肥，都会发现、感受到它的变化。它的日新月异的步伐合着我们爱情的步履，充满激情，活力四射。
四
一些机缘，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它有时是时间的浸润，有时是情感的累积，有时是突至的变化，有时是偶然的抉择……
上世纪末，交通虽有所改善，但还不是很方便。普通人出行游玩基本还是选择附近的城市。比如我们一家三口出行的范围虽有所扩大，偶尔也到北京、上海、西安、杭州、南京等地，但最多的还是选择合肥。
从我几岁时第一次跟随父亲到合肥，到我二十多年后带着自己三四岁的儿子出行，依然选择的是合肥。
这时候的合肥开始壮大，不再是旧城的改造，而是向城区之外拓展蔓延。我不知道儿子会不会像我第一次到省城一样留下许多兴奋与惊奇，但却让我和爱人惊出一身冷汗。
记得那日逛过大街，我们准备在中市区菜市场买点价廉物美的大排带回巢城。当我们与摊主讨还好价格时，突然发现儿子不见了。询问周边的人，没有一个说看见这么一个小孩。放眼一眼望不到头的菜市场，爱人一下子急得哭了起来。什么叫心焦，什么叫天塌下来了，当时，我是深切地感受到了。我和爱人分头狂奔寻找，呼唤着儿子的名字。当我们穿过偌大的菜市场，几乎绝望的时候，终于有人说看见这么一个小孩蹒跚着出了菜市场。当我们在菜市场外一把抱住正东张西望的儿子时，泪水夺眶而出。
合肥，我差一点将儿子丢在了这里。
或许，这就是一种安排，决定了我的儿子与合肥的机缘。
再一个二十年，当我的儿子开着车，沿波光潋滟的滨湖大道载着我们以飞驰的速度到达合肥，面对雨后春笋般一栋栋拔地而起的摩天高楼，儿子手指一片正在开发建设的小区对我们说：“我要在这里买房！”
站在儿子的新房里，瞭望这座揽八百里巢湖于胸襟，不知比我四十多年前初遇的合肥大出多少倍的城市，我在想，合肥之于我，还是不是他乡？我之于合肥，还是一个过客吗？
重提“川边”
文/东天
重提“川边”，与《武陵都市报》上一篇新闻报道有关；而这篇报道，与盼望了很多年的一条路和这条路上终于跑起了客车有关。
“川边”在哪里？“川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现在长起来的人可能已经不明就里，大多外地人肯定也是不知其详。但对于曾经的“川边”人，却对这个名字难以忘怀。它除了是他们生长的家乡，也带给他们艰难、苦涩、酸楚的回忆。
报道标题为《搭上客车回“川边”》，让沉寂多时的“川边”一名又重新吸人眼球。记者通过跟班乘坐的方式，现场采写了黔江成功开通“黔江——南海——黎水”客运专线的新闻。过去的闭塞之地大大缩短了与县城的距离，方便了沿线村民进城办事、务工经商，这引发了黎水民众的关注、热议。
“川边”，顾名思义就是“四川边上”的意思。曾作为一个村名，烙印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川边”所在的黎水与湖北的咸丰、利川一山之隔，有“一脚踏三县”之称。而“川边”是距离集镇最远的村。其实，“川边”乃至黎水与县城的直线距离并不太远，只是走了很多年的弯拐路、冤枉路。以前，公路未通之时，就有一条步行路从“川边”走，虽然要经过另外一个省，却是通往县城的捷径。后来，镇上通了公路、有了班车，人们就开始走路去镇上赶车，但仍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进城。随着区划体制调整，“川边”与黄泥两村合并后更名为黄泥村，“川边”也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这里依然没有甩掉最偏远地方的称谓。
再后来，取道“川边”、途经湖北的黎（水）蛇（盘溪）公路贯通，这里的交通状况才有所改观。“川边”虽仍为边区、边地，但离县城已不算最远。倘不开通客车，人们的出行依然极不方便。要么先步行到湖北地界坐那边的班车到南海，再转车进城；要么搭乘“黑长安”，班次既少、时间又不固定，还先得和司机预约，有时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车来不了只有灰溜溜打道回府。人们打心眼里盼望，早日开通客运车辆，在家门口就能坐上班车。就像有的乘客所说，“对它的渴望不亚于以前黔江人盼修建铁路和机场。”
这不，在新年就快来临前夕，一天三班的客车终于跑起来了。这无疑是沿途广大村民的一件大喜事。老百姓们为此奔走相告，像过年一样兴高采烈、喜笑颜开。此线路一经推出，就成了便民利民的惠民线、乘客云集的热门线。每当客车驶进“川边”地界，轰鸣的喇叭声回荡在村村寨寨、山山岭岭，似乎敞开了人们尘封已久的心扉，听到了外面世界的召唤，感觉与县城、与外地更近、更便捷了。以前经黎水、黄溪到县城，少不了六七个小时，而现在进城最多两个小时，半天就可以打个来回。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啊！除了黎水人外，还有本区杉岭和湖北水坝、蛇盘溪的竞相乘坐这车。“川边”一语已然跳出老川边村范畴，概指渝鄂边界这一带了。
但好事多磨，才跑了几天的客车，就因为争夺客源问题遭到了别的线路车辆的干涉、阻挠，意欲减少其班次。
奔跑在渝鄂之边的客车，你听到了“川边”沿途的老百姓的呼声了吗？你就不要更改了吧，让封闭、落伍了太久的“川边”跟上时代的步伐，与外面的世界近些、前进的脚步快些吧！
逛县城书摊
文/王瑞林
县城不大，倒显得繁华，商业气息浓厚，文化氛围更佳，大大小小的书摊可不少。有租一间门面的，有推三轮车经营的，有因地制宜摆在闹市口的，有夜幕降临后摆在马路两边的。规模有大有小，书目各有特色，让你讨价还价，付款取书，满意而归，态度之热忱，服务之周到，由不得你不暗暗叫好。
书摊前以男性居多，女性也不少，但青年人最多。灯光下的书摊更是热闹异常，似乎有多少书籍，就有多少购书者。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尚有如此多的芸芸众生渴求知识，充实自我，实在是件令人欣慰的事。
和书摊老板交谈，方知图书市场潜力巨大。都道如今生意难做，但书摊老板们却信心十足，不曾感觉到消费市场乏力，导致图书市场的冲击。
乡里忙八月，城里忙腊月，这是生意人的口头禅。而图书市场几乎全年无淡季，人们愈是清闲，书摊老板愈是繁忙，即便是正月初一开市，也会顾客盈门。人们对精神的追求早已超过了对物质的享受。
摊主们大多深知经营之道，当你目不转睛某一册书时，他便会适时地向你大力推荐此书的种种好处；当你婉言谢绝时，他又会推荐类似的书目，眨眼功夫，你面前会码一摞你感兴趣的图书，说得你心花怒放，连连称道。至此，你不但紧握手中的书，更不会吝惜口袋里的钞票。
每逛一次书摊，就会有一次物质上的收获，精神上的满足，你若偏爱某一作家的作品，只要有耐心，准能在不同的书摊上买到，回家后细细研读，反复品味，乃至忘我的境界，那种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是任何物欲所不能代替的。
不知不觉中，我又萌生了曾经有过的念头，闲静时，何不上县城逛逛书摊呢？
家乡的路与桥
文/陈天旺
在区域版图上，家乡黎水的地理位置没变，但却感觉与外界更近了，是因为家乡与外界连接的路发生了变化。
家乡的路称得上四通八达。沟的这面与那面、山的这边与那边，隔沟隔岭、隔村隔乡甚至隔县隔省，均有路连通。只是以前多为山路、小路，乡民们走个亲戚、称点油盐或卖个鸡蛋，无论到周边哪个集镇，全都要步行十多二十公里以上；而现在则为公路、大路，不仅奔跑着摩托车、三轮车，也不乏小轿车、客运班车。由主干道伸展到院落、村组，以至别的乡镇的支路纵横交错，那些翻山越岭、崎岖曲折的山路就少有人走了，野草疯长、野兽出没。
家乡与外界特别是与县城连接的路是几经波折的。其变化也有迹可循：由小变大，由远变近，由窄变宽。解放前，家乡是渝鄂边境的物资集散地、进出长江水道的北部大通道。自然，也有一条经渝鄂之边的道路连通县城。清代知县张九章“壬辰冬令，窃盗未靖，予下乡点团”，即经现中塘、大路坝、蛇盘溪抵达黎水，再沿新花、黄溪、白石返回，并“途次口占”多首诗。后来，县城到黄溪公路修通，乡民多数时候选择走路到黄溪后再坐车进城。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黄溪经新花到黎水的公路始贯通。“要想富，先修路”。上个世纪90年代引种烤烟、蚕桑后，家乡开始大修村道路、入组路。但很长一段时间，路途遥远、弯多车少，家乡仍然没能甩掉全县最偏远乡镇的帽子，乡民们依然为路所苦、望路兴叹。直到进入新世纪后的几年前，通往湖北咸丰蛇盘溪的出境公路连通，与数年前热闹的步行线路大体吻合，再逐步水泥硬化、安装防护栏，进而开通县城经小南海到黎水的客车，才奠定了黎水直通县城的捷径，比原来的路线缩短三四十公里，有的地方甚至达五十多公里。这条路有如七彩飘带，吸引着一批批人来路边建房、经商、办产业园，“黎蛇路通后，醉美入云霞”，成了带动一方经济腾飞的要害。
但路与桥不可分割。大路需要大桥，小路需要小桥。桥就是架设在河流、溪沟上面特殊段落的路。没有桥的衔接，路就不可能越溪过河，就成了断头路。“我过的桥都比你走的路多”，说这话的未免有倚老卖老、夸大其词之嫌。试想，桥不就是路么？桥再多也不及路长，桥再宽也只是路的一段。
家乡的溪河多，桥也就多。除了木头桥、吊索桥、石拱桥、风雨桥，乃至石步、木笕在必要时皆可扮演桥的角色。连通渝鄂边区的五里峡大桥，因其雄跨滔滔郁江之上，把分属于不同省（市）的悬崖峭壁串联成平坦通途，更成了一道壮观而又亮丽的风景。家乡往些年留下来的石拱桥，大多由当地富户、开明绅士出资修建，或大家集资建造，石料考究、经久耐用，造型别致、远近有名。后来修公路时，好几个地方的桥就是在原先的石拱桥基础上铺垫起来的，桥的价值得到了更大体现。想想那时的人是多么有先见之明，把桥修得既宽大、又结实，还具有美感。“前人修桥，今人享福”，不仅造福当时，也惠及后世。
说起来，家乡是有修路修桥传统的。在徒步走山路的年代，村里雷锋式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每天早出晚归，到附近山上义务修路，把不好走的地方扩宽挖平，把挂衣衫、刷眼睛的荆棘砍掉。凭着一己或众人之力，修出了乡，修过了省，砍坏了数把镰刀，砍去了几百活路。这样的人会被乡民长时间念叨、感激。遇到哪里桥烂了，或需要添一座新桥，他们会自动自发地从自家的山林里砍几根树子搁置于溪沟之上，再挑些泥土垫平夯实，修成一座简易的人行桥。“修桥补路，必有官做”。一直以来，乡民们就以这句话作为对修桥筑路善行美好的祝愿。
时至今日，家乡的路还在不断向外拓展、延伸，或者硬化、扩宽。高架桥梁，是空中的路；穿山隧道，是近捷的路。路与桥的转换，将会越来越普遍、多元。我真切地希望，家乡的道路越来越直而宽，家乡的出路越来越多而广。
人在省城
文/荆爱民
省城是雍荣华贵的姐姐，早已子孙满堂，几个成器的儿女，搬着指头在全国都能数得着。有闻名世界的旅游胜地，有全国响当当的大型企业，一所名牌大学，某些学科引领尖端潮流。学校的教授是名教授，医院的大夫是名大夫，公司的专家是名专家，画家、作家都是在全国有很高知名度的，绝不是一群高楼大厦富丽堂皇就能装点的了的。省城的高度让人真正感到一种博大宏伟。
省城是各路人才的集聚地，大腕大牌明星碰巧了一抓一大把。省城时有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正红的名人风头强劲，从县城打到省城，已非易事，更主要的是前有对首都的向往，后有县城那些追赶的潜在名人，在这峰顶浪尖短暂珍贵的时刻，他会尽情地挥洒他那不同寻常的才气，将曾经的九九八十一难全都掩饰起来，面对观众的是一副灿烂春天般的笑脸。
这才气是天赋、运气、财力的综合体现，也许这三、五天中他就在人世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也许在这短短的瞬间他成就了一生的辉煌。那怕自此以后风光不再，甘愿被后来者推下峰巅浪尖。他的一生就是为这些天为这个时刻而来的。省城的大家绝非浪的虚名，县城有冒牌的名人，省城只有真正的英雄，那是扎扎实实靠力气靠心志靠毅力靠拼博靠形影不离的运气一点点地攀登上这个最高舞台的，要知道有多少人在登台之前就早早地倒下去了。
县城的人才都争着抢着往省城跑。黄飞鸿从佛山跑到广州，霍元甲在天津呆着还嫌施展不开身手，奔向更大更阔广的舞台上海。是人才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寻找更大更高的舞台施展自己那一身的本领，呆在县城的人只能算是人才的种子，好种子就该在省城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生长。
涌到省城的人才是一轮轮人才大集中大汇展大碰撞大交流，只有人才济济，才有人才的比较，才有人上之人的不断涌现。互相比拼，互相学习，互相竞争，互相培育。世界纪录只有在几个顶尖高手的激烈竞争中产生，省城是顶尖高手过招的好地方。县城的名人跑上一段路看到后来者离得很远，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只有省城这个深水区你才知道水有多深鱼儿有多大动物有多么凶猛。
有一回我们几个人去看一位老同事的孩子，那当副厅长的孩子说，他家二楼住着一个全国知名作家，并在出门送我们时指给我看。看那老头儿和省城的土着老头没有什么两样，无论如何不能把那个曾经写出了动人心弦勾人魂魄文章的人与眼前的这个不起眼的老头对上号。原来那作家的女儿在这个单位上班，分下房子给了她的老父亲居住。
一份叫得响的杂志，发行几百万册，既有经济效应也有文化效应，几处天天演出的影院、歌剧院，省城的老百姓才把人活了。一所真正的图书馆天天人满为患，到这里才真正体会到知识并没有贬值，才知道文化并没有失去它永远重要的作用。
宽阔的大街上总是挤满着流动的人头，长长的街道上尽是蠕动着蜗牛般爬行的汽车长队，高楼耸立的正街上年年天天都在搞修建，天天有门脸儿开张，这家开张的爆竹落花未扫尽，隔壁的门店又关张了，也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发了财的人高兴的忘乎所以酒喝的云天雾地，又有多少人经营失败负债累累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演绎了多少出人生的悲喜剧。
省城旅馆房价贵的吓死县城人，旅店床位却还是一年四季天天紧张。县城三天才住一个客人，省城前三天预订才有房间。省城饭店从早到晚吃客爆满，县城饭店靠耐心磨时间等候人进来吃饭，省城饭店靠耐心看时间等待饭桌空位。县城饭店一个小时不一定来一个吃饭的人，省城饭店一个小时不一定能等到一个吃饭的座位。
省城寸土寸金，拆迁是政府官员最头疼的事，一处拆迁三、五年常常搞不结束，县城的地虽然一亩也能卖到15万元，却总是喜欢有人购买他们的地，那怕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良田，也敢给你先圈起来。
县城出租车4元钱全城跑，从早到晚跑的晕头转向一天才挣三、二十元。省城7元起步，短途拒载，多半天就能挣二、三百元。
省城公园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五、六个甚至十多个，公园从早到晚都有人活动，跳舞唱歌练摊做小买卖的五七杂色的人都有。城东的人也许一辈子没到城北去过，城南的人也不会无事到城北去。省城的居民骨子里也搭着省府高人几等的架子，相府的丫环七品衔，想必省城里的人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哪怕是退休的老太太，也一个个气定神闲，其实他们在街上溜达一圈回去后，吃的饭也许与县城人一样都是杂酱面，可她们的心态却硬是好的非同一般。
河里无鱼街上取。二月桃、三月杏、四月西瓜，最好的也是最早的瓜果蔬菜都摆在省城水果蔬菜摊上。一切最好物品都涌向省城，只要你能叫得上名字，只要你有钱，省城都会满足你的愿望，而且是最好的。
县城的科长就是大官，省城的处长也算是干事。省城里的处长天天就在公务、饭桌、酒局中打发了日月，酒喝的两腿发软，烟抽的喉咙发干，椅子坐的屁股生疼，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不喝酒不吃饭就对不住县城来的人，厅长大人没有空闲，只有处长代劳出席，饭可以随意吃，酒却得拼命喝。如果有一天没有饭局了，处长的老婆会惊慌失措，晚上的麻将不能打了，还在担心自家的男人是不是犯事了。
县城的县长官最大，省城的厅长却不一定。厅长也许只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有些特权，出了本系统，他就得夹紧尾巴做人。孩子上学、参军都得早早地寻找合作伙伴，早早地打好基础，光靠权是不行的，有钱也不一定灵光，在人满为患的学校和用人单位，人家才不稀罕你那三、五万元，人家要的是你实实在在地能给他解决什么事。卧铺火车票只有省委、省政府每天保证有票，其他单位的领导：对不起，不认识。汽车坐的比厅长阔气的私人企业老板多的是，官衔比厅长大的国企老总有的是。在县城十几万元的人全城人敬若神明，在省城100万元的人才刚起步。你开你的宝马，我稳稳当当地骑我的自行车，只要我走到你的前面，连喇叭你也不敢往下按。
省城的长官是大长官，虽然挖根寻底他们大多都是从县城跳上省城这个龙门的，从基层苦苦地打磨了几番，又在省城这个大舞台上身经百练，站在峰尖上的都是这一行业的精英。虽然他对前辈的一些做法嗤之以鼻，虽然他对县城来的人不屑一顾，但他要在省城上混，三教九流的人就要接待，因为不但有首都更高层次的舞台等待着他攀登，他不敢有半点懈怠，因为父母同事对他的寄托太大太重太厚，更主要的是自己的欲望变得愈来愈大愈来愈强烈，怎么压抑也压抑不住对更高职位的向往。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不进则退。他开始变的圆滑起来，更加地拼命，做事情更加地功利起来。当官的就是谋求政绩，如同中学生讲成绩，还要不同于前任的做法。前任修公路，我就建工厂。前任开厂矿，我就搞商务。以至于连不识字的文盲都知道一件事干完再干另外一件事的道理，在那些大官那里却不会做了。前任天大的事都是小事，现任再小的事都是天大的事，他们的思维早已和普通人不一样了。
省城里的名人有一天回到县城，看到县城未被污染的清凌凌的小河，看到一个个慈眉善目似曾相识的面孔，看到那嫩绿的麦苗，看到不远处那大片茂密的树林，就想有一天能回来在县城小住几日多好。想到这儿竟悲从心起，盛名之下的他，连这点儿小自由都没有了。现在要他回到县城，就好比想要找到当初那刻骨铭心的初恋一样，只能在梦中实现了。自己猛不丁回到县城，那些记者不定怎么编排自己呢，还是稳稳当当地终老省城，安定团结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