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散文
学校的散文（精选21篇）
我的老师
文/南唐风
早上起床的时候，觉得头痛又严重了，懒懒的，不想起床。好在是周末，可以不像打擂一样去工作——这数年来如一日，身体好的时候少，大部分时间就有些不禁，人生如是，就没有了生存的快乐。虽然支撑自己的，还有声誉、责任和不服输的个性。
沉沉的多睡一会儿，竟梦见了我初一的班主任罗老师。
在我的印象里，罗老师很严厉，虽是女老师，但她的声音很大，说话也挺干净利落。她是数学老师，上课时很认真，对学生也很细腻，要求学生每周一篇的周记，她越丁代庖，是必看的——班里的小女生，就可以借这样的机会，悄悄向她“告密”。比如我这个班长，有一次和同桌陈磊在自习课玩，两个人嬉笑，就被前排的女生记录在案，说我自习课学兔子叫——其实是我和陈磊闹起来，他卡住了我的脖子。于是就有了罗老师极严厉地叫我，让我反思。从那以后，对她就有了隐隐的一丝惧怕。
她其实还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学校里文艺会演，她亲自选了两个女生，现教《两地书，母子情》，全班都在自习课上弹唱，那是我极爱听的一首歌，“门前枣树曾依旧，风车小桥在梦里”，这样绚丽的句子，到目前，还是极生动的记忆。学校搞演讲比赛，她调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让另一班的数学李老师帮我指导，我一个初一的小男生，竟从全校十几个初一到初三班里脱颖而出，得了学校比赛的奖励。后来我的人生和讲演，都得益于当初她二位的指教。学校文艺大会演，她鼓励我献技，我报了个戏，也得了奖。这样的一位老师，更多的是一位贴心的班主任，而不单纯是一位学科教师。
她其实也蛮有母爱的，那时候学生们下课爱打兵乓球，上课了才急匆匆地跑进班，她也不以为忤。班里哪个学生真犯了错，她其实也不曾很严肃地批评。我的好友牛，如今也是老师了，那年听说罗老师爱人去世，她的儿子还在上高中，便约了一众同学去看她，她倒依然神采奕奕，还笑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多情。
小时候的愿望，我的目标，一是医生，是继承家业，一是老师，是受小学初中这些老师的影响。一觉醒来，老师面目依旧，我却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番辛苦，尽在不言中。老师若知我如今境况，估计又要嗔怪我，不懂爱惜自己了吧？
只为罚款
文/李文明
前天上午，县物价局的王副科长带领两名工作人员，突然来我们学校检查本学期收费情况。
说心里话，对于物价部门的检查，我们并不十分在意。这几年，上面不仅免除了学生的学杂费，还免费为学生提供教科书，除了作业本费和住宿费，以及教育局推荐使用的一套教辅材料，学校再没有别的收费，前两项是文件所允许，后一项是上级安排，学校没有自立项目，我们不用怕。
王副科长一进学校，就径直去了教室，从学生书包里翻出两本练习册，然后拿着来办公室跟我们校长说事。
“校长老弟，这可是乱收费啊。”王副科长指着两本练习册说。
校长并不示弱：“这是教育局安排的，我们是按领导指示办事，而且全都坚持自愿。”
“教育局安排的？”王副科长问：“有文件吗？”
“没有。”校长说：“不过，领导是在大会上讲的。”
“那不成，不管谁安排，这是乱收费，不允许。”王副科长说。
“那你们去找教育局。”校长说。
“我们不去，在你们学校查出问题，就找校长你。”王副科长态度坚决。
看来来者不善。校长悄悄溜出去，给局领导打了个电话，领导说：设法摆平，别为这事弄出麻烦。
校长回来，态度一下子软下来，跟王副科长说：“老弟，你抬抬手，过去算了。”
“那可不行，上面对这事查得正紧。”王副科长说。
“那怎么办？”
“怎么办？罚款呗。”
“罚多少？”
“罚一万。”
“太多，我们拿不起。”
“那好，8000块，一分都不能少。”
“还是太多，我们掏不起。”
双方讨价还价，你压我抬，最后，我们校长说：“这样吧，给你们2000块钱，中午再管你们顿饭。”
王副科长还是不应，这时，刘会计从外面进来，把两条200来元的中档烟塞给王副科长。王副科长一边说2000元太少，回去交不了差，一边半推半就，算是默许了。
中午，我们陪王副科长几人去饭店，大家推杯换盏，你说我劝，一顿饭下来花进去600多元。
王副科长喝了不少酒。他红着脸，挺着舌根跟我们校长说；“老弟，别怪你哥哥，大家都是为了公事，都不容易，你们能混，也得让我们有碗饭吃。往后咱们这样：我们该罚的罚，你们该收的收，只要没人告，我们才不去管那么多呢。”
暖心冬至
文/林金石
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传统节日。在民间，流传着“冬至大如年”之说，因此，在这一天，各家各户都会杀鸡杀鸭，宰猪宰羊来庆贺。然而，每年的这个节日，我总会想起那些暖人心扉的点滴。
儿时，因家庭穷困，每年的冬至节，邻里上下正在热火朝天地筹备着过节，有的杀鸡，有的杀鸭，有的吃鱼，有的置办一些水果糖果等之类的零食给孩子们吃。而我们家，依然是粗茶淡饭，冷锅冷灶。每当这时，我就会倍感落寞。于是，我总会跑到邻居家，看他们过冬至，也幻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像他们一样，过一个丰富多彩，热热闹闹的冬至。邻居的人真好，他们知道我家情况，看见我来到他们家，他们总会很客气地让我入席，和他们一同进餐。年幼的我也不害羞，照吃无误。母亲知道后，虽被她念叨几句，可邻居们总会向着我：“孩子还小，你们家又穷，来吃一两顿也没什么的，关键是孩子开心就好啊！”后来，每年的冬至，邻居们都会叫我去和他们一起进餐。吃着邻居们做的美味菜肴，我感觉，那时的冬至过得很美味。
上高中后，我远离家乡，来到市里念书。同一宿舍的五个舍友都是家在市区，离学校很近。这一年冬至，是我远离父母，远离家乡过的第一个冬至节。舍友们个个都拿着自家做的美食来学校：饺子、粽子、白切鸡……唯独我冷冷清清，吃着学校食堂的粗茶淡饭。舍友们看见了，问道：“你怎么不回家拿东西来吃呀？”我摇摇头，眼里满含泪水：“家远！”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即使我回去也拿不出个像样的食物来学校呀！没想到的是，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之后不约而同地你夹一个饺子，我分一点粽子，他匀一些白切鸡到我的碗里……瞬间，我的饭碗满满当当的，看着碗里各种各样的食物，闻着那阵阵香味，我的泪一下涌出了眼眶。
大学毕业后，我在城里有了一份工作。在工作中，我认识了好朋友小越，他为人憨厚老实。有一年冬至，他从家里拿来一袋饺子送给我：“兄弟，今天是节日，这是我亲手做的饺子，尽管卖相不好，但出门在外，多个朋友多条路，今个儿就多吃几个饺子吧，它能给你带来好运。”接过他的饺子那一刻，我心里暖暖的。
时光荏苒，不知过了多少个冬至，然而，冬至里，那些暖人心扉的点滴却依然鲜活在我记忆深处！
难忘追梦路
文/宋建谕
艺考生，在世人的眼里，有赞许，有羡慕，也有轻视。
艺考路，对我来说，是选择，是记忆，更是财富。
从小到大，我和很多孩子一样，普普通通，没有特别、过人的艺术天赋，只是在父母的安排下，以丰富情趣、磨练意志为由，开始接触小提琴、跆拳道、演讲等业余艺术课程。高一以前，我对艺术的喜爱还是处于一种兴趣的选择。高二那年，我反复地拷问自己，是做一名真正的艺术考生，还是继续将其作为情趣修养？在理性分析艺考生学习难度高、升学竞争大、就业渠道窄等现实问题后，我还是遵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坚定选择了做一名音乐类艺考生，也试着迎接人生的第一场大考。
因为是艺术和高考的双重身份，所以我们的备战是双份的。由于自己从小学的是小提琴，对钢琴没有一点基础，正常几年的钢琴曲目，要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提速完成，我没有了退路。从指法入门，从音阶开始，每一个中午，每一天夜晚，都是我拼命练琴的时间。除了声乐是我在初二就开始系统学习外，还有乐理、视唱、练耳课程，我都是第一次系统学习。五大科目的综合学习，几个老师的轮番训练，我没有了休息日。日益增大的压力还是让当初坚定的我变得烦躁、犹豫起来。好在，有老师的鼓励，有父母的陪伴，我坚持了下来。
因为长时间的专业课异地集训，几乎断档一年的文化补习带给我的挑战不亚于艺考。3月份回到学校后，我的英语和数学测试均不到60分。面对只有三个月的备战时间，我心中那份顺利通过艺术专业考试的喜悦瞬间化为恐惧，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残酷，什么叫背水一战。每晚自习后，我不能像其他的同学一样直接回家，而是到校外辅导老师那里进行两个小时的一对一的英语或者数学的补习。十一点后回家后，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还在等着我。我差不多每天都是在午夜两点以后入睡。高强度的连轴运行，恶魔式的追补功课，使我的体重整整下降了10多斤。终于，我赢了，以较好艺考成绩上线。
回首来时路，只为警醒、鞭策自己勇敢前行。能够成为音乐学院的一名学生，我是幸福的。音乐是那么神秘和超越。失落时，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告诉我：生命不需要失落，激情是快乐的源泉；自卑时，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告诉我：生命不需要自卑，重新振作起来吧……于是，我深深懂得，黑白相间的钢琴键、四弦鸣奏的小提琴、日日飘歌的练声房，是我们走向艺术教育梦想的阶梯和熔炉。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成功的背后，永远是艰辛的努力。进入大学后，我珍惜每一份光阴、每一个机会。我竞选当上了学校通讯社新闻部干事、学院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主动参加了学校“勤工俭学杯”辩论赛、“心声杯”辩论赛、“五四”演讲比赛、“中国梦”征文比赛等文艺活动，先后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员”、“优秀志愿者”、“文艺先进个人”等。作为重庆市青年交响乐团小提琴手，多次随团巡回演出。2015年，荣获第11届世界华人青少年艺术大赛（重庆）音乐组（美声）第一名。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我庆幸自己，选择了艺术，也跟进了努力，成为幸运的追梦人。
记录成长，致敬岁月，青春无悔。
跑步少年
文/阿成
在学校念书的时候，经常莫名其妙地跑步。
学校在郊区，是住宿学校，只有星期六下午才能回家，星期日晚上返校。从家里到学校，首先要坐市内的公共汽车，正常行驶需要半个小时左右（那是个不堵车的年代），然后再等郊区车。这时已经有些同学等在那儿了。由于是交通学校，乘车不用花钱，凭学生证即可。坐上郊区车，要在仁和屯站下车，这一路要行驶二十分钟左右。可到现在我也回忆不起来，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我开始跑步的，而且是跑得很远。
和我一起跑步的还有两个来自乡下的同学。我同样记不起来是怎样把他们召集起来一起跑步的。我记得第一次跑步是在冬季，室外温度至少在零下二十摄氏度以下。郊区这一带就更冷了，大约在零下二十四五摄氏度的样子。我们三个人都穿着球衣、球裤和球鞋，戴着手套。从学校出发，开始往市内跑，三个人排成一个纵队。很快，球衣、手套和胸部、口罩，着满白色冷霜，连眼睫毛和露出的头发也全是白色的了。我们就这种样子不紧不慢地往市里跑。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城市，人没有这么多，车也很少，但我们能明显地感到，无论是车上的人，还是地上的行人，包括赶马车的老板，都向我们投以惊讶或羡慕的眼神。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眼神鼓励和滋润下精神抖擞地一直往前跑。尽管事先并没有设计从哪儿转回来，但是只要跑进了市区，就不由自主地按照回家的路线一直跑下去了。
进了城，人也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站在那里议论我们。我们三个人仍旧排成一队，一直往前跑。一直跑到返校乘车的地方，再转回来，再一直往回跑，中间没有歇过一次。天开始下小雪了，我们在雪下继续跑。为什么这样跑呢？如果说这是为了锻炼身体，似乎还不足以说服我自己。既没有固定的目标，也没有预想的目的，近似于冲动又并非冲动，我想，这大约就是青春的力量吧。
是啊，没有目标的跑步是青春的缩影。到今天我还在怀念那些跑步的日子，特别是在严寒中跑步的滋味。
而今，我曾坐车重走过一次当年跑步的路线，发现这条路竟是那么远，到了汽车的终点站，还要转乘出租车才能到达，即便如此，人已经很疲劳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青春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而唯其远，青春才显得愈发珍贵。
借口
文/李文明
我们中心校在一个镇上，下辖3所小学和8个教学点。3所小学中的赵庄小学规模较大，除了200多名小学生，这所学校还有两个学前班和80余名幼儿。
这些年，上面给我们的经费不少，可管理很严，花一分钱都要到局财管中心去报销。学校的一切开支，必须由中心校长同意并签字，还要提供正式的票据，下面学校的校长和教学点负责人，基本上都没有财权。
五年前，上面就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可学前班的幼儿，不但学费没免，还逐年增加，由原来的每学期100多元，变成了现在的240元。
去年春天，我被提拔为我们中心校的一名副职，主抓卫生、后勤与学前教育。
赵庄小学的校长姓贺，人活泼，脑瓜灵。逢年过节，他常想方设法为他们学校的老师搞一点福利，还不忘给我和刘副校长各一份。去他那边检查工作，他还常带我们去饭店吃饭。我有些纳闷：学校的开支要到局财管中心去报销，还必须由中心校长签字，他这样花钱我们校长能同意？再说，也没听说他报什么吃喝的票据呀。学前班幼儿的收费也要全部上交中心校，不允许自收自支。又是下饭店又是发福利，他花的哪里的钱？总不至于从自己家里拿钱吧？
暑假后开学，学校都招了学前班新生。那天上午，我和刘副校长去下面检查工作，临行前，校长要我查一下各校学前班的人数，回来后报给他。
来到赵庄小学，我去清点学前班的人数。我点了点人头，两个学前班，一共有96人，正要往本子上写，贺校长拦住我说：先别写，这里面有几个年龄小的，一说上学就哭，我们不收，家长说要试学一段，硬往学校塞，估计上不成，不能算数。
“有几个？”我问。
“有十一二个。”贺校长一指边上的几个小脑瓜，跟我说。
“还有三四个是随打工的父母在这里，过段时间就要走。”贺校长又说：“我们的学前班实有人数也就是80个吧。”
过了一个多月，我又去赵庄小学。来到学前班，发现还有94个幼儿。贺校长说：有十几个幼儿还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估计呆不成。
快年底时，我再去赵庄小学。一清点，学前班还是有94名幼儿。贺校长又解释说：有几个年后就随父母走了，有几个半年也没来几天……
中午，贺校长带我们去饭店吃饭。几人喝了些酒，贺校长红着眼对我说：“我说老……弟呀，你老清点什么？我不少报几个学前班的幼儿，咱们拿什么喝酒，我拿什么搞福利？”
日本之行
文/胡晓兰
扶摇直上，云鹤冲天。
我们乘坐的是中国东方航空客机，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直达日本首都东京。飞行三个半小时后，飞机准点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旅客有序而整齐地进入日本海关办理严格的入境手续。
我们此次代表团33人分别来自教育部行政官员、两省厅的外事部门领导以及湖北省、四川省一线的教职员。10月17日至27日的集体学习参观活动，将大家维系在一起。此次访问目的在于，通过参观学校及其他教育文化设施，加深对有关日本教育制度及现状的了解，进而促进两国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
在日本，我们走马观花地了解日本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和生活的一些侧面。虽然时间短暂，行程密集，但是我在所见所闻中且行且思且悟，收获良多。这次访问中，我们的目的有三，一是友好的使者、二是学习日本教育的长处、三是展示中国教职员的风采，让日本客观、深入地了解中国教师。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责任感油然而生，我更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
日本的家居饮食和学校饮食都十分简单，即使你是富家的公子千金，也不会让你从小有与众不同的奢华心理。日本的孩子是很健康的，他们在寒风与清贫中学到了坚韧、顽强，他们的身体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锻炼，他们的心智得到了坚毅和刚强的锤炼。孩子在游戏中，共同相处中有摩擦的时候，日本的家长总是让自己的孩子反省自己的问题，他们的民族精神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团结。
日本的基础教育中，我们还参观了特殊教育学校，在日本称作“特别支援学校”。我们去的这所特别支援学校，分为肢体残疾和智力障碍学生两大类。学校根据学生的不同特征，开设相应的体育锻炼，增强学生的基础体力，培养少年儿童善良的品行和同情心，真正促进每一位儿童、特别是身体和心理不健全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同时开设了烹饪课和职业技术课，使残疾儿童将来更好地适应今后的社会。不仅如此，特殊教育的后期跟踪服务，日本政府也做得很好，学生毕业后，政府和教育局、学校共同创造机会为残疾学生安排工作做好协调工作，让残疾孩子能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不再成为家庭的包袱。
日本特色教育，引起我们的深思：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东西。作为教育工作者，只要我们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因人施教，注重启发、摒弃灌输，着力培育发散式思维和创新能力，学生就会学有所获、学有所长。
由于国情和历史的原因，两国之间以及两国民众之间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相互沟通和包容，因此，促进两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之间的交流依然任重道远。我和很多人一样，对中日友好充满信心。这次随团出访日本，是一个新的起点，它会让我带着沉甸甸的收获继续走进自己的工作生活，为我的工作生活增添新的光彩。
小巷旧滋味
文/刘腊梅
学校的记忆总是美好的。
这儿以前是一所师范学校，我在这里呆过三年。校方像圈地一样把我们保护得很周详，尽管有专门解决师生餐饮的食堂，但我们常常不买账，与老师斗着并不高明的智慧，悄悄溜出学校去吃。学校外面有条小巷，巷子里有好些卖相和滋味都诱人的小吃，小贩们迎合着我们年轻的重口味，把一条巷子染得有滋有味。
小巷的尽头有一个卖凉面的女人，面相很薄，嵌着细瘦的眉眼，低垂着，生计与算计都写在里头，很内敛的样子。她不似其他卖家的欢腾热络样儿，系着一张宽宽大大的白围裙，看得出努力地洗也洗不白的灰旧，好身段藏在里头隐约地灵动着，长头发在脑后扎成马尾，顺顺溜溜地挂着，如果添点喜庆样子，也有两分“凉面西施”的味道。我们最爱去她家，往靠街的小桌上一坐，看她熟练地捣腾面前的调料瓶，炸黄豆，炒芝麻，葱花绿，辣子红，蒜泥白，姜汁黄……一样样五颜六色的调料被洒进金灿灿的凉面里，再佐以几丝深紫色的海带或是淡黄的豆芽，首先饱了我们的视觉，和美术老师色彩浓重的水彩画一个样子。
我想，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至极美，也是一种艺术吧，能够以一份热切的心怀去做一件事情，也算是一位生活的艺术家吧。我恰是为着她那两分安静中的热切而去的。
片刻功夫，凉面就调好了，根据个人口味加糖加醋，酸甜麻辣，所有生活的味道都在里头。时间充裕的时候，我们会慢慢坐着吃完最后一粒炸黄豆，抹抹嘴，意犹未尽地离开。有时也打包带回寝室。我们从来不问女人的名姓，只叫她孃孃，她也从不向我们出言凉面以外的话题，我们的交易单纯而直接，一直维持了三年。冬天的时候，女人会搭上一口煮麻辣烫的锅，烫点粉皮之类的热络小吃。男人在后堂帮衬，妇唱夫随了十多年。
那天，我带着儿子路过旧地，看到女人，样子沧桑了些，身段还是隐约灵动的，面相薄而皱，像用旧的纸，眉眼还是低着，一副顺随的样子。儿子吵着要吃凉面，刚坐下，女人却开了口：“你孩子都这么大了，时间好快啊。”我怔了一下：“是啊，我们以前喜欢到你这儿吃凉面，你做的好吃，生意也好。”我应付着客套与人情，一边与儿子说起了小时候在这儿吃凉面的事。女人一会儿问辣不辣，甜不甜，一会儿添盐，一会儿加糖，很是热络。我突然有种千万里行程后归家的疲惫和亲切。
我还是不知道女人的名和姓。
雪，女儿的礼物
文/园艺
刚吃过午饭，女儿便非要拉我下楼堆雪人、打雪仗。
新年的第一场雪，不仅是大人们的期盼，也给孩子们带来乐趣。这不，今晨学校给家长发了微信，因大雪封路停课一天。这是入冬以来学校第一次“非正常”放假，去年冬天因雾霾严重，学校放了两次假，当天雾霾锁门，孩子们只能窝在屋里，聊无情趣。
盼望着，终于下雪了，大人们在微信群里晒雪景、晒心情，孩子们写完作业，堆雪人打雪仗，尽情玩耍，享用上天馈赠的礼物。
戴上手套，裹紧羽绒服，拿上小铲子，下楼。一到河边，瞧着眼前洁白纯净的雪，女儿欢呼雀跃，一脸兴奋：“好白好美的雪呀！”忽然间却又踟蹰不前，“这么干净的雪，真不忍心踏上去呀。”“呵呵，太阳公公一出来，雪就化成水流到河里了，你想踩也踩不到了。”我鼓励她尽情玩。
女儿不停地追着我，抓雪往我身上撒，蹦着往我领子里灌雪，我缩着脖子，裹紧帽子，边跑边“还击”。追撵一阵子，感觉身上热乎乎的，跑累了，女儿蹲到雪地上， 把一大片雪拢在一起，堆起了雪人。手套湿透了，脸蛋冻红了，她就脱去手套，搓搓手接着堆，那专心的样子，像是在精心制作一件工艺品。
鸟儿在岸边飞来飞去，也许是雪盖住了它们的食物，它们找不到吃的，急得“喳喳”叫。水流被岸边岩石上的积雪映衬得更湍急，来去匆匆，雪的到来，并未影响河流的奔腾，只是多了水汽薄雾，氤氲在河面上。
我帮着女儿把树叶贴在雪人面部，算是它的五官，雪人堆成了。女儿用冻得发红的手和脸蛋，换来了自己的“杰作”，她骄傲地看着雪人，一副大功告成的样子。
雪，一件新年送给女儿的珍贵礼物。
往事
文/张晨光
每当路过那所母校，以及附近，我的内心的反应是剧烈的。这倒并非怀恋母校，而是那里曾经充满了血腥，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峥嵘的岁月。
那里的曾经对于我就是奇耻大辱。因为我的胆小懦弱，常常受同学的欺侮，而且怯弱得从不敢反抗。这些是我十几年来的最不堪回首的记忆，它对我来说是可耻而可悲的。因为曾经的种种，使我的心灵变得千疮百孔，永难愈合，它是我不忍去触摸的苦痛的心灵禁区……
我永远忘不了那段度日如年的苦难日子，我完全失去了自尊，任人宰割，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的生活连猪狗都不如，天天挨打，顿顿伤及身心；天天放学回家都是满身伤痕。我满腹辛酸无人诉，不敢告诉任何人，连自言自语都不敢，怕人听见，我甚至想过自杀……我活在个人的痛苦世界中，隐忍着一切，哪怕受天大的委屈，我也不敢告诉父母。我害怕告诉了父母，找了他们，他们再报复我。其实即使不报复不撕破脸，我何尝不是天天挨打，何曾好过。
他们认定了我的怯懦，将我当成奴隶一般，任由他们使唤，让我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一不高兴便群起攻之，一天不知要挨多少顿打！回了家我还要拼命掩饰，身上的尘土要掸干净，伤，能掩饰则掩饰，反正不能被父母发现，我怕发现后找了他们，他们打我打得更狠。那个时候我是相当怕挨打的，也许是受了那时的深重的影响，至今我仍怕挨打，可谓闻风丧胆，尤其是群殴。
我常常怕得逃学，有时不敢回家，怕他们来家找我，他们以尖子生的身份来找我上学，其实就是变相向父母要人。我可以说与他们无怨无仇，但不知为什么总缠着我，阴魂不散。我想仅仅是看我懦弱，好欺负。起初先敲诈我钱，敲诈次数多了，没钱了，便打，再后来索性不要钱了，只是打，拿我当玩偶似的打，仿佛我没生命一样。他们始终将我玩弄于鼓掌间，怎么也不肯放过我。后来终于转了学，但这并没有我想象的这么简单，他们打听到我所在的学校后，居然又苍蝇蚊子似的死缠烂打来找我，仿佛非将我置于死地不可。我真想不通为什么那帮混蛋老是纠缠我。
曾经未转学前，每次逃亡被抓回，他们像押犯人似的揪住我，生怕我再跑。到了学校，火冒三丈，将我当出气筒，暴揍几顿，只因为我躲他们，不来上学，没乐子可找了。我只能忍气吞声，这就是我的生活！我在他们眼里从来不是人，或可以说他们从来没把我当人看，他们若真把我当人看，也不会如此酷虐的对我，比魔鬼比禽兽还可恶可恨！他们整整折磨我了两年多，两年多来我的日子没一天好过过，惶恐度日，我简直被逼疯了。
后来他们因多次去我所在的学校找，找不到，此后似乎再没来过，但此事并不算完，仇恨使我变得失去理智，恨不得将他们处死，这深仇大恨时常萦绕心头，使我痛苦，因为不能报仇，无法扬眉吐气。我恨自己轻饶了他们，但我时常极力抑制自己，想放下这些事，使自己释然，这样我就不会再痛苦了。
每当近年来想起当年的毫无自由、苦不堪言的事时，我都惊异自己是怎样熬过来的，我甚至有些佩服自己，竟那么能扛！其实那些家伙之所以不来找我，想必另有缘由，因为他们欺侮我的第二年的一次，我被群殴，背上留下许多伤痕，双臂上也有，被父母发现，次日到学校问同学，同学稍稍知道些情况，就透露了，在父母逼问下，我说出了其中的一个人，算是新头子（旧的暂未来学校找我）。找到他学校，处理了此事。后来自然是来报复，我被抓走，然而这次我目睹了两年未见的真正的罪魁祸首--旧的头子。将我抓至他们家那一带，众人商议后，决定索钱而不打我，我暗感庆幸，终于不用挨打了。约的地点次日我没去，怕他出尔反尔，给了钱不放我走。此后又来找了我几次，我很幸运，都躲了过去。后来他们想来了也未必能找到，白来，而且打了也许又会告状，便不来了，他们是有这层顾虑，不然大约不会轻易放过我。
他们的罪恶是赤裸裸的摆在我心里的，纵使他们忘却，我却无法忘却。现今他们虽不纠缠我了，而且已过去了三年，但想起他们当年的残暴的兽行，我便恨之入骨、食肉寝皮，他们将我虐待得面目全非，这样的大屈辱岂是说了则了的？！
然而事过境迁物是人非，我不似从前那么恨他们了，我不能继续恨下去，再恨也无法挽回改变不了事实，与其恨而伤身，不如坦然放下，这样对自己的身心不无裨益，对自己的前程也有好处。
两面人的爱
文/汪永丽
最近一段时间，他是个让我头疼的学生，每天放学，常有学生向我告状，说他捣蛋，欺负女生，给别人起外号。找他谈过几次，批评也好，教育也罢，他一脸桀骜不驯，一切都无所谓，等我说完了，他会象征性地客气一下：“谢谢老师，您辛苦了，再见。”回去后的他继续再犯。也许，我的话对他来说不过是一阵风，拂过他的脸，拂不进他的耳。
父母离异的他，跟着父亲生活。他的父亲，靠做豆腐卖为生，他放学后，会帮助父亲磨浆、生火，将做好的豆腐用手推车推着，大街小巷地去叫卖。我曾见过他大声吆喝的样子，晶亮的汗珠不停地爬上他小小的脸上。他嘴甜，“叔叔”、“阿姨”地喊着，脸上是真诚的微笑。
我很难想象，同样一个人，在生活中和学校，为何会判若两人。是青春的叛逆？还是同学欺负他？我多想走进他这个两面人的心里去看看，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孩子。
周末，我决定到他家里去看看，跟他父亲交流一下。
进了屋，他没在家，他的父亲一脸憔悴，在熬中药。交谈了一番，我才知道，他的父亲小病舍不得花钱去医院，拖成了大病，没钱住院医治，只能开些中药回家来吃。生了病，豆腐也做不成，生活日益拮据。
“要不是孩子听话，学习好，我都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义。”他的父亲这句话，深深刺痛着我的心。我才明白，他在学校的所作所为，他的父亲是不知道的。
他回来，看到我，并不惊讶，说声：“老师好！”然后开始淘米做饭。我把他叫到一旁：“你的事，我没有告诉你父亲，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坏孩子，学校里，是同学们欺负你吗？”他“啪啪”地落泪：“我是故意的。”
我疑惑了：“为什么？”他不说话，沉默了一下，抹去泪水：“老师，我的家您都看到了，我希望找一个方法，让学校开除我，强行让我退学，太坏的事我做不了，就只能给身边的同学弄一点小动作。我要回家照顾父亲，我要赚钱养家。”
我愣住，哽咽难语。从没想到，一个孩子，对父亲的爱，竟然如此深沉。
他的父亲看出了异样，焦急地问我：“老师，孩子在学校里是不是闯了祸？”我说：“没有，他很乖的，数学竞赛获奖，我特意送奖金过来。”那是我第一次对学生的家长撒谎。说完，我把准备去买笔记本电脑的钱给了他，意味深长地说：“带你父亲去医院看看，有了健康的身体，什么困难都不怕。”当着他父亲的面，他无可奈何地收下。
我走出门没多远，他追了上来，我知道他想还钱。我说：“钱你留着，就算是老师借给你的，你记住，你还欠老师一笔钱，你唯一的办法是好好读书，有了工作才有能力还清老师的债。”他说声“谢谢老师”后，给了我一个深情的拥抱，泪水滴在我的后背上，湿透了衣衫。
10年坎坷路
文/施子文
1960年6月，我被第一机械工业部汉口机器制造学校录取。
到大城市的新学校读书，我不知有多高兴。学校高楼林立，水泥大道，绿树掩映。那时，国家的粮食很紧张，我们平时很少吃面粉和大米，大多是红苕片、“三合粉”。窝窝头的周围是白面皮，里面全是黑黑的“三合粉”。红苕片蒸熟了吃，先是白色的，蒸了就变成黑色。吃在口里不甜，不苦，不知是什么味道。
学校传达室旁边有一块小黑板，谁有挂号信就把名字写在上面通知去领。我的名字从来没有在小黑板上出现过。夏天，我穿着家里带去的“木拖板（拖鞋）”在教学楼楼道里走，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为了保持教学楼的安静，后来学校规定不准穿“木拖板”上课，于是，再热的天我也只能穿布鞋。
最难受的还是吃不饱，肚子总是咕噜咕噜叫。饿的时候人一点劲没有，全身软软的，无精打采。一个星期天上午，我从学校韩家墩走到硚口，搭公汽到司门口，再到武昌白沙洲砖瓦厂，在堂哥那里一餐吃了两钵饭。
虽然生活苦点，但我们都懂得要努力学习，做什么都很认真。特别是到工厂实习，一穿上工作服进入车间，就觉得很神气，特别高兴。有实习老师指教，有工人师傅手把手带，我们确实学到了不少操作技能。
1961年春季，学校规定学生一律下放农村支援农业第一线。就这样，我回家了，当一名机械工程师的梦想也破灭了。
在农村锻炼，我最头疼的是三件事：一是下雨出工。插早稻秧时，气温不高要穿棉衣，怕淋湿了，要穿蓑衣戴斗笠。如果没有下雨，就得脱蓑衣摘斗笠。过一会下大雨，又要去穿蓑衣戴斗笠，来来去去，穿了脱，摘了戴，很麻烦。二是冬天“上水利”。“上水利”大多是做水库打渠道修渡槽凿涵洞，劳动强度很大，早上5点半起来出工，下午5点半才收工。中午在工地用餐，把腌菜罐子放在面前。7—10天一个轮回，腌菜发霉了炒一下再吃。三是寒冬腊月上山砍柴。天不亮进山，中午饿着肚子还要挑着百多斤的柴，非常辛苦。3年里，什么样的酸甜苦辣我都尝过。
1964年8月初，领导推荐我报考黄冈地区农业学校。8月底，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农校不学数理化，只学农业科学方面的理论知识。此外还让我们种试验田、养蚕，搞各种实验。
谁知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写大字报，游行，辩论……搞得乌烟瘴气。1968年8月底，我怀着满满的遗憾，拖着一只破木箱，垂头丧气地又回家了，想当一名农业技术员的梦想也破灭了。
1969年2月，我被推荐到乡中学当了民办教师。1971年2月转正为国家教师。
10年的坎坷人生，我从中也悟出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一个人的梦想，总是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今天，我们团结一致，奋力拼搏，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明天才会有更好更幸福的新生活。
孩子的心计
文/汪永丽
最近一段时间，他是个让我头疼的学生。每天放学，常有学生向我告状，说他捣蛋，欺负女生，给别人起外号。找他谈过几次，批评也好，教育也好，他总是一脸的桀骜不驯，一切都无所谓。等我说完了，他会象征性地客气一下：“谢谢老师，您辛苦了，再见。”回去后的他继续再犯。也许，我的话对他来说不过是一阵风，拂过他的脸，拂不进他的耳。
后来我了解到，父母离异的他，跟着父亲生活。他的父亲，靠做豆腐为生。他放学后，会帮助父亲磨浆、生火，将做好的豆腐用手推车推着，大街小巷地去叫卖。我曾见过他大声吆喝的样子，晶亮的汗珠不停地爬上他小小的脸上。他嘴甜，“叔叔”“阿姨”地喊着，脸上是真诚的微笑。
我很难想象，同样一个人，在生活中和学校为何会判若两人。是青春的叛逆？还是同学欺负他？我多想走进他这个两面人的心里去看看，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周末，我决定到他家里去看看，跟他父亲交流一下。
进了屋，他没在家，他的父亲一脸憔悴，在熬中药。交谈了一番，我才知道，他的父亲小病舍不得花钱去医院，拖成了大病，没钱住院医治，只能开些中药回家来吃。生了病，豆腐也做不成了，生活日益拮据。
“要不是孩子听话，学习好，我都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义。”他的父亲这句话，深深刺痛着我的心。我才明白，他在学校的所作所为，他的父亲是不知道的。
他回来，看到我，并不惊讶，说声：“老师好！”然后开始淘米做饭。我把他叫到一旁：“你的事，我没有告诉你父亲，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坏孩子，学校里，是同学们欺负你吗？”他低着头，眼睛“啪啪”地落泪：“我是故意的。”
我疑惑了：“为什么？”他不说话，沉默了一下，抹去泪水：“老师，我的家您都看到了，我希望找一个方法，让学校开除我，强行让我退学，太坏的事我做不了，就只能给身边的同学弄一点小动作。我要回家照顾父亲，我要赚钱养家。”
我愣住，哽咽难语。从没想到，一个孩子，对父亲的爱，竟然如此深沉。
他的父亲看出了异样，焦急地问我：“老师，孩子在学校里是不是闯了祸？”我说：“没有，他很乖的，我们中学数学竞赛获奖，我特意送奖金过来。”那是我第一次对学生的家长撒谎。说完，我把准备去买笔记本电脑的钱给了他，意味深长地说：“带你父亲去医院看看，有了健康的身体，什么困难都不怕。”当着他父亲的面，他无可奈何地把钱收下。
我走出门没多远，他追了上来，我知道他想还钱。我说：“钱你留着，就算是老师借给你的。你记住，你还欠老师一笔钱，你唯一的办法是好好读书，有了工作才有能力还清老师的债。”他说声“谢谢老师”后，从后面给了我一个深情的拥抱，泪水滴在我的后背上，湿透了衣衫。
只买贵的
文/李文明
我们学校在一个小镇上。今年春天，我被提拔为我们学校的一名副职，主抓后勤与卫生。
五年前，上面实行农村学校取暖工程改造，我们告别了使用多年的煤火炉，改成了锅炉取暖。那锅炉不大，一个冬天，有30吨煤就可够烧。教室里又温暖又舒适，师生们都有说不出的高兴。
我的一个初中同学，在离小镇七八里远的省道旁开了个煤场，这几年挣了一些钱。今年秋天时，我俩在饭桌上相遇，听说我在学校负责后勤，同学便要我帮忙，看学校买取暖用煤时能否要他的，质量绝对保证，价格也可以优惠。
我答应帮他跟校长说说。
快入冬时，校长要我找人对供暖设施进行检修，我想是准备取暖用煤的时候了，便把同学的意思跟校长说了。
校长听完，不冷不热地跟我说：“过些天再说吧。”
不想过了几天，一辆卡车给我们送来一车煤，看样子有十五六吨。校长让我招呼司机把煤卸到锅炉房旁边，又叫司机把发票交给刘会计。
我心里有些不快。
又过了十几天，学校已经开始供暖，我想这些煤根本不够用，便又跟校长把同学的意思说了说。
校长停了一下，对我说：“这事不太好办，送煤的客户都订好了，明年再说吧。”
我又落了个无趣，心里更加不快起来。
第二天，又有一辆卡车给学校送来十几吨煤。
下午，我去财务上拿一样东西，见刘会计正在那里整理票据。我小声问他说：“他们给送的煤多少钱一吨？”
刘会计翻了一下票据，跟我说：“950元一吨。”
我一听，一吨的价格比我同学那边整整贵出了150元，便没好气地抱怨道：“一样的东西，放着便宜的不买，硬去买贵的，不知在搞什么花样？”
不知怎么，这话传到了校长那里。傍晚快下班时，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小声跟我说：“李校长，你可千万别瞎想。实话跟你说吧，这两车煤一车是咱们局刘副局长的小舅子送的，一车是王副局长的弟弟送的，两位领导早都给我打了招呼，他俩一个管业务，一个管财务，得罪了他们，咱这工作今后还怎么干？我也愿买便宜的，愿给你个面子，可上头咱真的得罪不起啊。”
永远的乡情
文/瀟灑出塵
离开乡村许多年了，但乡村那乡人乡事乡情已成为我忧伤的挂念，到如今我都无法抹去记忆中那份纯真朴实的乡情。
那时，我刚刚从学校毕业来到了一所乡村学校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只知道那时的心情很茫然，从学校到社会，从学生到教师，一下子来了个大转弯。过去在学生时代的种种向往、理想、抱负都被现实打得粉粹。但是我依旧上好我的每一节课。每天学生放学后，我就看书、听音乐、家访。也是那时，我开始习文学、拉二胡、练书法。
这乡村校园的前面是一个大操场，后面则是一大片金灿灿的开着黄花的油菜地。刚到三四月份的时候，正是这油菜花开的时节，身处在这油菜地里真是让人心旷神怡。每天黄昏的时候，我就拿起我那心爱的二胡独自一人来到油菜地里，学着拉起那忧伤的曲子《二泉映月》和《江河水》。直到有一个礼拜天的黄昏，我正坐在油菜地边低头拉着曲子的时候，猛然一抬头，在油菜地的那头，有一个身穿黄底白花上衣、头上扎着一把头发的乡间姑娘，一双大大的眼睛明亮亮的，正对着我微笑，看上去有些淡淡的忧郁，在我来说，我的情感世界还是一片处女地，我当时心里一跳，的确，在大片半人深的油菜花丛里忽然露出一张人面桃花来，那牙齿白白的、齐齐的，脸色有些红扑扑的，虽谈不上明眸皓齿、秋波荡漾，但在这乡村周围，能见着这般乡姑也着实不多，总能让人过目不忘。正想着，当我起身再看时，那姑娘已不见身影。我依旧在晚饭后，一个人拿着一本书或是一把二胡到学校后面菜地里看书拉琴，看风景。
一个学期过去了，新学期到来，学校来了一名老教师，当地人们都称其为“老先生”。恰好被安排与我一个办公室。老先生五十来岁，腰板稍有弯曲，浓眉大眼，老师和校长都很尊重他，似乎在他身上有一种神秘感。不多时，我便知道了他的神秘所在。原来，老先生家世很特别，祖辈曾是地主世家，出过几代咬文嚼字的读书人，老先生满腹经纶，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之乎者也、平平仄仄熟练如指，年轻时曾教过私塾。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一家人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到了他中晚年时才自由了。后来党和政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将老先生请出来在乡村学校执教。我家几辈都是平民，虽然听上人说起过那个年代的事，但我始终很尊重有才的人，老先生看我好学，便对我毫无保留，我欲拜其为师，但他无论如何都是不答应。也自那时起，我便经常将自己写的七言八句请老先生指点，老先生从平仄到对仗，从韵脚到声律，从屈原到苏轼，从诗经到四大名着，每每道来，津津乐道，信手拈来，全不费功夫。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的古典文学基础皆受益于老先生，才得以后来与汉语言文学结缘。这就是我那方圆乡里众人皆知的乡师。我的忘年交。
直到有一天，在学校办公室里，我正和老先生谈诗论词的时候，进来了一位姑娘，那大大的眼睛和忧郁的眼神、那身黄底白花的衣着和一把到背的长发，使得我怦然心跳，原来她就是那金灿灿油菜地里我见到的乡姑。我足足对视了两分钟没说不出话来，半天才听她说“爸爸，我给您煲了汤拿来了。”老先生这才跟我说起是他闺女。但没等我说点什么，她便转身走了。我心里一片罔然。过了几日，老先生跟我拉家常，说他这闺女上完高中就没再让她读了，家里缺人手帮忙，闺女心里一直是个结，说要找一个读过很多书的人。老先生拉着我的手，给了我一张照片。我仔细端详着这张照片，一位姑娘站在一片油菜花地里，只看出了上半身，下半身完全掩映在油菜花地里。我知道是谁了，我将照片放进了口袋。我那时刚步入社会，除了教书读书，整个一呆子，不知道老先生话里有话，也就没说什么，但心里总是很纠结。
到了又是一年油菜花开的时候，老先生因年事已高，离开了学校。
我还是经常拿起我的书和琴到校园后面的油菜地里看书拉琴，期待再看一眼那熟悉的风景。我会不时地抬起头望望油菜地的那头，似乎想看到什么，但却一直也没看到那心跳的风景。于是我的心里空荡荡的，正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直到我离开这所乡村学校到城市工作了，也没见着。
在一个夏天，倒是听人说，老先生离开学校后不久，生了重病，怕是不久于人世了。于是，我从工作的城市赶往那个乡村，但却没能见着老先生最后一面。我的乡师，我的导师，就这样走了，我无言以对。当我再打听老先生的闺女在何处时，乡邻告诉我说她已嫁人了。我知道我欠下了我今生都还不了的情份。我拿出那张在油菜花丛中的照片，再次来到那片油菜地边，望着那片熟悉的油菜地，油菜花已开过。曾经是那样花开金黄黄的油菜地，如今已是收割完毕，只剩下空荡荡的一片回忆……
“在我离别的时候，总有一双眼眸，消失在天的尽头，为我把深情挽留；在我回来的时候，也有一双眼眸，把碧蓝碧蓝的天空，沉入我的梦中。”离开乡村以后，我总是忘不了那片金黄黄的油菜地，那里有我的乡师，有我的乡恋，有我永远的乡情！
乡下的大学
文/谭奇
小时候喜欢读晚报的副刊，有一篇是作者回忆自己大学生活的，说自己由于高考发挥不利，考上了一所三流大学，校园里学风不浓，谈恋爱，搞对象气氛倒是浓厚，最终也经受不住诱惑，很快就向这支革命队伍靠拢了。从那时起，我就从心底里想啊，盼啊，想着自己什么时候也能高考，也能考上这么一所三流大学。
在经过若干个学期的漫长苦熬之后，我终于等来了高考的日子，还终于也发挥不利，以仅过本科线两分的“佳绩”，终于如愿以偿的也考上了一所三流大学，心中窃喜，属于俺的好日子就要来到。
然而现实却没有我想入非非的那般美丽。由于年少无知，填报志愿时慌不择路的我，
报了一所理工科大学，学校里基本就没什么女生，连只母猫都难寻觅。我当时真想找张白床单一头撞上去······
不过，进入校园不久，我即刻就为眼前的美景所系，忘记了佳人的俏丽，丧失了寻找恐龙的勇气。
大学坐落于长江边上一座小城的近郊，学校位于郊区，自有她的好处，学校四周，是连绵起伏的油菜地，到了春天，金黄的油菜花铺满了绿色的大地，从我们眼前的住所一直开到远处的地平线，漫山遍野，比油画中的景色还要美丽。
那是人人皆向往的一处圣地，我常从窗口望出去，看到一对对情侣牵着手徜徉在春天的午后，尽情在花海里享受和煦的阳光，呼吸清新的空气。
我却从未染指过这片花海圣地，只在远处默默的观赏，画里的斜阳，画里的农夫，画里的黄牛，画里的情侣。
校园依山而建，楼与楼之间隔着宽阔的平地和土丘，种植着数量繁多的花木和青草，东4教学楼前是一片桂花树，春天的时候，桂花香气馥郁，你离着很远就能闻见，并被幽幽的香气吸引而来，非要大气吸上两口，才舍得离去。
我们每天上课，先要穿过尚处于平原的一座拥有十几个篮球场的灯光操场，然后拾级而上，登上一座山石被修整得颇有形制的山丘，一座座教学楼分布在这座平整阔大的山丘的各处，我们根据自己课业的设置，登上山来，就纷纷作鸟兽四散而去，各自找寻自己上课的地界，有心的读者读到这里，是否也颇有点入了仙界的感觉。
经济学院有一栋五层高的宿舍楼就建在这山丘的顶端，山的高度加上楼的高度，足有十层楼高。想住在这里面的人，一定会感叹自己的福气，不用刻意登高就能望远，不过不知道住在顶楼的兄弟，是否会为他们登高望远而付出的爬楼代价而感到些许不平与无奈。
还记得学校里一位教学口碑极好的数学系老教授，整日穿一件洗得略微有点发白的浅色西服，低头快步来往于各个教学楼之间，忙着给学生去上课，在每周三下午的答疑时间，我经常会去请教他，老师平易，简朴，不论问题难易，不论你要求他重复几遍，他都耐心解答，毫无怨气。坐在老师旁边，我惊奇发现，他手腕上带着一块和我一模一样的便宜电子表。
当时学校里新落成的图书馆，宽敞，大气，不记得倔强驼背的馆长小老太太尊姓大名，但她得意洋洋的介绍她的六十六万册藏书，抬头不屑的问小子们你们看过几本的情形，仍言犹在耳，历历在目。我也曾信誓旦旦，欲读书破万卷。由于时间和知识的有限，我没有能力看完图书馆的每一本书，但每天我去图书馆的第一件事，必会像一位将军检阅自己的士兵一样，浏览书架上整齐码放的每一本书脊，看她们的书名，看她们美丽的腰线。哪个地方新添上一本书，哪个书架有了变动，我都了然心中。书籍于我，如知己那般亲切，书籍于我，像新娘一样心爱。
后来我有了自己的房子，第一件事就是请木工做了一套书架，摆上我的藏书，像图书馆里的样子，一格一格，没有其他任何修饰，妻子和母亲都嫌难看，我却感到那样子极好。
书籍的价值，无论你如何美誉也不会过分。
四年后，我毕业离开了我的大学，作别了南方小城，回到了家乡。但在心底里，我却始终有那么一丝淡淡的乡愁，附于那片曾经抚育我的土地，那座乡间的大学，那片金灿灿的油菜地。
腐败的冬青
文/李文明
今年春节过后，我被提拔为我们学校的一名副职，主抓卫生与后勤。
刚进三月中旬，局里召开会议，要求下面各学校要抓好校园绿化，并将绿化方案和示意图报局办公室。
校长开会回来，跟我们传达会议精神。可我们学校面积不大，能种树的地方都种了树，能栽花的地方也都栽了花，实在没有地方再种别的，就没拿这事太当事。
过了几天，局办公室王主任给我们打电话，说别的单位都报了绿化方案，唯独我们没报，是不是不重视。校长马上解释，说我们实在没有地方再种别的。王主任在那头说：不行，这是冯副局长的意思，各学校都必须种，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搞；这项工作要纳入考核，你们如果不行动，就等着拿零分。
一说要纳入考核，校长再不敢怠慢。他赶紧叫我过去商量这事。最后，我和校长在校园转了半天，决定在缺苗的地方再补种200棵冬青和15棵
月季，尽管不补种也不影响美观。
下午，我们将绿化方案报到了局里。
过了几天，我正在办公室，在外地出差的校长给我打电话，说有人一会儿把我们订的冬青和月季给送过来，叫我收下并先给人付了款，再安排人种到花池里。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门卫老孙叫我，说有人找，我过去一瞧，是一辆面包车，一问开车的年轻人，正是给我们送花草的。
我带他把车开到花池旁。他打开车门，往下卸东西。我一看，那些月季又瘦又小，全是发育不良的劣等货，而那些冬青，不仅又矮又细，还打了蔫，一看就不是今天刨的。
我有些不高兴，对年轻人说：东西这样差，种下能活吗？
年轻人给我支烟，跟我说“没事，这东西好活”，然后把一张单子递给我。
我一瞧那单子更急了：又矮又小的冬青，竟要三块五一棵；而在集市上，又大又好的冬青，一棵才要一块五，而且要多了还可以再优惠。
我说：“东西这样坏，又这么贵，我们没法要；种下也活不成，不如你拉回去吧。”
年轻人见我认真，没说什么，转身去车上打电话。
不一会儿，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是我们校长。
“那些冬青有什么大问题吗？”校长问。
“又小又蔫，种下也活不了。”
“收下吧。”校长在那头说：“别难为他了，给钱让他走吧。这是冯副局长的外甥，那些花草都是冯副局长弟弟的苗圃卖的，全县所有学校都是他搞的。”
土家山村最后的学校
文/土家老村
在我们这山路十八湾的土家山村里，我相对幸运，就近在家门口读完了小学和初中。躲过了那个年代土家地区农村学校自带粮食步行上学和艰苦的寄宿生活之苦。
我们这一届学生初中毕业后，全县开始撤乡并镇，老家由一个行政乡变成了行政村，随之我曾就读的初中也合并到二十公里外的镇中了。
前后算来，建国后的三十年间，老家那片村落都是乡（公社）的行政机构所在地。最好的光景要数1975年那次撤区并社，老家村子变成了公社机关所在地。公社里增设了不少办事机构，随之各单位职工、家属及社员人数骤增，公社领导心血来潮拍板决定在这偏僻的土家小山村里兴办高中学校。
我曾就读的初中就源于公社时兴办的高中，当初为建这所学校的校舍，第一批入学的师哥师姐们吃了不少苦头。他们那时所谓的上课，就是整天干一些挖基脚、背石头、抬木料之类的苦力活。这些十来岁的中学生还得自备口粮，每天吃两顿数量有限的苞谷饭和喝着映得出人影来的合渣汤。即便如此，他们却没少干重活和危险活。他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度过人生最宝贵的两年青春时光时间，等这所学校建成时，便是他们毕业离校的时间了。
这所学校作为高中的时间并不长，几年后的撤社并乡，便把这所公社办高中改成了一所初中。
时间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我上初中时，这所学校步入最完善的时期，全校共有二十多个教职工，一百多号学生。但好景不长，这所初中很快就面临被撤消的命运。就在我初中毕业的那年夏季，这所中学便停办了，师弟师妹们上初中必须要到二十公里外的镇上去了，家门口仅剩一所小学校了。从该校公社时期的高中算起，这所学校作为中学仅存在了十五年时间。
最近听说这所小学里的优秀教师也都被调到镇上去了，留下了部分老弱病残或者是即将退休的老师。小学的生源也在逐年减少，这样下去，估计村里的小学被撤掉也是迟早的事。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地处高寒山区的老家，是个典型的边缘地带。历史上教育就相对比较落后，过去的读书人少之又少，在清朝以前，秀才都很少耳闻，不要说进士和状元了，正如县志上记述的“读书者益鲜，但能握笔记姓名辍辍业焉，人文废坠已可想见”.
到了民国时期，老家连一所正规的小学校都没有，只是在一孙姓地主四合大院里开设过一段时间的私塾，当时的私塾也仅仅招收了几个地主子弟入学，大多数贫困百姓很少读书识字的机会。
解放后，人民政府征用了当地的田氏宗祠，并因陋就简在祠堂里建起了第一所乡级完全小学。由于缺少知识分子，旧社会的几名端工道士都改行当起了小学老师，教育水平可想而知。现在看来，老家村子的教育水平差不多又恢复到解放初的状况。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剧，我看更多的小乡村难逃边缘化的命运。
老家这所最后的小学校，一路走好！
我的鄱湖之缘
文/陈林森
我出生在城市，很小的时候，家里搬到离鄱阳湖不远的一个村庄。父母在屏峰做小生意，平时住茅店，涨大水就搬进村子。屏峰本是两县交界的僻野之地，但得水路之便，成了船来船往的繁忙热闹之所。儿时的记忆大都淡忘，只记得在草丛里捕捉闪烁的萤火虫，用微弱的萤光照亮简陋的生活。
青年时期，因某种机缘，我由鄱湖东岸渡到西岸，来到星子县一个偏僻的农村初中教书。那里离县城30多里，隔着十里湖湾。当时还没通汽车，只能坐渡船，再步行20多里路。那是个沿湖的公社，学校建在一座荒岭上，离公社集镇两三里，周边只有三五户人家。校舍前面是一些灌木丛，校舍后面长着几株速生的泡桐树。地势向南渐行渐低，直通鄱阳湖，站在学校操场可以眺望远处白亮亮的湖水。
在乡下工作了八年，我调到了星子中学。县中的校园就位于鄱阳湖畔，是个“亲水”的好地方。学校分配给我的住房，是一栋位于围墙外较高地势上的独立小平房，紧靠南门码头，开门见“湖”，波光粼粼的湖水、湖中的落星墩以及远处绵延的沙山尽收眼底。这个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可谓四季如画。枯水季节，草色遥看，十里湖湾一片葱绿。雨季到来，她肌肤丰泽，容光焕发。此时湖面上浪花如织，白帆穿梭，江豚出没，鹭鸟飞翔。一札札木排从上游的修河逶迤而下，有时会听见从排上传来的哀婉的歌声。渐渐地木排消失了，古人描写的“孤帆远影”也看不到了，代之以柴油机发动的铁船（俗称机帆船）。每当造船厂有新船下水，欢庆的鞭炮声在紫阳堤上喧响。湖面上最热闹的是，伴随着呜呜的汽笛，一艘艘满载货物的驳船，像长长的队伍缓缓驶过这一带水面。夕阳西下，鄱湖风光美不胜收。一抹霞光辉映在匡庐山顶，湖面红光闪烁，像霍霍燃烧的火焰。
我在湖滨小屋寓居的时间不短，几乎横亘整个80年代。我曾经总结住在这里的“十大好处”。当时工资低，家庭负担重，我们在湖边开荒种菜。没有洗衣机的岁月，家庭主妇大都利用湖水洗衣服，我家是近水楼台。家里没有洗浴设备，每到夏天的傍晚，湖边人潮涌动，成为全县最热闹的地方。湖边的马路，又给我提供了跑步、晨练的好场地。枯水季节，我们可以穿过湖洲的草地，步行前往落星墩，作一次不费分文的冬游。阳春三月，河豚初上，内子邀三五邻朋，到尚未被淹没的湖滩去挖扯野生的藜蒿。靠水吃水，早晚在湖边常能买到刚刚捕捞上来的鱼虾。这些“好处”，都是家常的，人间烟火味的，就像冬日的阳光，抚慰我的全身，也抚慰我的家人，帮助我们顺利地度过了艰难的80年代。
今天，经济短缺的时代早已过去，星子县已跻身于江西省旅游强县。县城，特别是滨湖一带，变化之大，沧海桑田。近年来，新修了湖滨大道、桃源大道，又陆续建成了一批湖滨公园。这里有的是广场、公园、观湖台、亲水桥，一处处花草树木，名人雕塑，亭台楼阁。夜幕降临，湖滨大道华灯绽放，将昔日荒芜漆黑的滩涂变成了不夜天。远处的彩虹桥灯影变幻，闪耀着童话般的色彩；隔湖相望的湖滨西大道，一长串路灯就像金色的项链，倒映水中，摇曳一帘幽梦。退休赋闲以后，我每天晚饭后进行“走湖”运动，与鄱阳湖亲密接触，尽享湖光山色的风情。
我的鄱湖之缘，犹如浩荡的湖水，连绵不绝。
甜甜的12岁
文/赵妍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随着2014脚步的逝去，我的12岁也悄然无声地溜走了。
12岁，个子高了，从一米四直线飙到一米五五，居然毫无感觉。在奶奶眼里，我就是家里的“小姚明”，轻轻松松能帮奶奶拿到橱顶上的东西。只要和妈妈站在一起，人们都会说：“哎哟，这个小孩不得了，长出来比妈妈还高呢！”妈妈听得喜滋滋，我也乐呵呵的。最美的还是听到低年级同学甜甜地喊“大姐姐好”，小队员恭恭敬敬地喊“大队委好”。那成就感啊，比吃了500罐蜂蜜还要甜。
12岁，头脑“开窍”了，不会做的题目几乎没有了。对于奥数，做起来才叫过瘾啊！五年级的题目迎刃而解，四年级的题目不在话下，三年级的题目小菜一碟，二年级的题目不屑一顾！
12岁，“职务”高升了，一跃成为了学校里的“火车头”、“领头羊”。一年级时，见到那些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一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因为他们个子高，力气大，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现在，美梦成真了，我是大姐姐了，再也不用被当成小屁孩啦，而是可以保护低年级的大朋友，是老师眼里的“大人物”，学校里的No.1啦！这不，新学期刚开始，学校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大队委改选，我胸有成竹地参加了大队委竞选，并且脱颖而出，成为了“三条杠”！
……
12岁，真牛！变化多多，甜蜜多多！
突击取暖
文/李运果
我们学校在一个镇上。学校规模不大，只有30多名老师和400余名学生。学校的条件也很简陋，除了一座只有十个教室的二层教学楼，其他房子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平房，不合标准不说，布局也极为分散。
四年前，上面拨下资金，对农村学校进行取暖工程改造，我们学校告别了多年的煤炉取暖，安了锅炉，改成了暖气取暖。
虽然安了锅炉，校长却不让敞开了烧。我们那个地区的取暖期一般要有三个多月，就我们那个锅炉，一个取暖期下来，没有25吨煤根本拿不下来，加上锅炉工工资和暖气维修费用，每年光取暖开支就要3万多元。学校一年的经费还不到20万，这也该买那也该花，3万块钱不是个小数目。校长经常跟烧锅炉的孔师傅说：省着些，炉火千万不能太旺，温度不太低就行。孔师傅倒也听话，只在早晨六七点钟师生来学校前烧上一阵，其余时间那炉火基本全都封着。即使这样，一提取暖我们校长还心疼得要命。所以，一到冬天，尽管学校安了暖气，可炉火经常封着，师生们共同的感觉仍然是一个字：冷。
上周一，校长去局里开会，回来后跟我和赵主任说，从明天起，局领导要带人来我们学校听三天的课，叫赵主任做好相关安排，并叫我做好卫生打扫和其他后勤保障。
校长又打电话把孔师傅叫来，对他说：这几天局领导要来检查工作，你要勤捅火、多填煤，把暖气烧热些，千万不能让领导挨冻说冷。
第二天一大早，孔师傅就把炉火烧得又红又旺。上午九点来钟，局领导一行来到我们学校，教室和办公室里都暖烘烘的。
一连几天，孔师傅都是多填煤不停地烧，教室和办公室里温暖如春，师生们脸上都红扑扑的。
三天后，局领导离开，暖气又成了原来的样子。几位女老师在办公室一边搓手一边说：“真是冻死人。要是领导天天来检查工作，我们就不用遭这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