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杂记
一
习惯了平原生活的人，总会感到山居生活的逼仄。平原确实好，一马平川，坦荡如砥。推开门，就是平畴，就是成片的庄稼，就是潺潺的河流或者平滑如镜的池塘，就是一团团的绿树和掩映在绿树里的村庄。秋天，庄稼收割了，冬天，树叶凋零了，更是一览无余，一望无边，赤裸着的褐色的土地上，有点点的冬麦或油菜泛出的绿色，点缀着沉寂的秋冬里的生机，远处即便几只觅食的野雉或归巢的寒鸦，都能清晰地看清它们的身影。积雪覆盖原野的时候，常有猎人带着猎狗，深一脚浅一脚地追赶那些可怜的灰毛的野兔。
平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光着脚巴满世界的乱跑。自小，生长、生活在长江边的冲积平原上，四季中，除了实在寒冷得忍不住的冬天，其余的时候，多是光着脚巴，踩在既坚实又柔软的土地上。下田干活，是光着脚巴，下河摸鱼，当然也是光着脚巴，就是到芦苇滩里采野菜，也是光着脚巴。不仅是节约了一双、两双的布鞋，那种脚踏实地的亲切感，是以后许多许多的日子里再也体味不到的温暖。再回故乡的平原，孩子们已经几乎感受不到这样的亲切与温暖了，坚硬而冰冷的石头、水泥及随处可见的玻璃瓶，把他们的双脚与养育他们的大地彻底隔绝开了。
好在，他们都不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
二
以我有限的阅读，写平原的诗句当然有。杜甫的“山随平野尽，月涌大江流”意境开阔而辽远，虽然写到山，但大处入手，着墨似乎更是广阔的平野和在平野中奔流不息的河川。李清照的《如梦令》“常忆溪亭日暮，沈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写的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荷花塘，多半也是江南平原水乡最常见的景致。至于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 秋思》“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应在天涯。”画家依此诗意，或许会轻描淡写地画上如黛的远山，但那骑着瘦马、踽踽独行的天涯归客，正是行走在太阳已经没入遥远的天际线的平畴中。想再列举一些写平野的诗句，当然还能找出不少。不过，写山的，似乎更多一些。随手拈来，就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有“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就有“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就有“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老杜的一首《望岳》，更是写山的绝唱：“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中国画里，写平野的，也有，比如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团团绿树里的一杆酒旗、几户人家，深深庭院里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但几乎都不可能表现出平野那种开阔的气象，多是截取平野的一隅、一景，多是水墨小品，多是宋代以后文人士大夫的游戏之笔，聊以寄托一下闲情逸趣而已。虽然有时也能达到咫尺千里的效果。即使是平原地区才有的景象，在画家笔下，往往也少不了以山做背景。明画家周臣以宋杨诚斋《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之二“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一诗结句诗意而作的画，其背景就是壁立千仞的高山。而梅子、芭蕉、柳树，多是江南平原及丘陵常见的景观，那突兀如斧削一样的高山，使整个画面不仅充满动感，而且更有气势。
即便不以高山深壑占据画面，但挺拔有节的翠竹、傲雪斗霜的梅花、抱香枝头的秋菊、高洁有志的兰花……也多是山间常见的精致，多是画家们乐以一再重复的主题，其间的深意，也是可以体味的。
所以中国画里，那些写山的，无论工笔，还是泼墨的大写意，佳构迭出，涌现了许多名家名作。尤其是元代以降，有“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合称“明四家”的文徵明、沈周、唐寅、仇英，清代的“四僧”、“扬州八怪”、徐渭等一系列群星璀璨的大师出现。直至近代的黄宾虹、刘海粟等大家，传之于世的画作，也多是描写山水的，刘海粟曾十上黄山，将近耄耋之年还再登黄山，临山摹水，乐此不疲，也是画坛的一段佳话。而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更因其非同寻常的经历，成就了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三
诗人墨客们不仅喜欢歌咏、临摹山水，历朝历代的隐士，也多是寻一方佳山佳水，作为自己的栖身之所。最早有名有姓的隐士，大约是商末的伯夷、叔齐，他们弟兄俩在商朝灭亡后，誓死不作周的臣民，也不吃周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采薇而食之，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他们这种“不食周粟”的行为，成为后人心目中抱节守志、有骨气士大夫的典范。
像这样名气大的隐士，历朝历代多得很。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把别人求之不得的彭泽县令的乌纱帽向县衙门的桌上一丢，跑回家，在庐山脚下隐居了，过着穷得经常不名一文、无钱沽酒的日子。他也和乡邻一样种着几亩薄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样的劳动态度和水平，自然很难养活一家老小。但隐居者的本意并不在于物质生活的丰饶，在隐居劳动的过程中，他们欣赏的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田园意境，获取的是精神上的惬意与满足。他们要在僻远而贫瘠的土地上，在茅屋、柴扉里，构建属于自己的精神憩园。所以真正的隐居山林的人，已经对喧嚣的滚滚红尘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因为他们的心灵与山林已经融为一体了。也就是陶渊明的诗中所写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衮衮诸公的车马即使洋洋得意地从自己的门前驶过，也听不到车马的喧闹，因为一旦自己的心远离俗世俗物，不管住在哪儿，也觉得很偏僻了，所谓的“大隐隐于市”。
隐居，是一种退守，也是一种坚守：退守并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现实世界，往往物欲横流、追名逐利，对心灵是一种诱惑，对思想是一种锈蚀，对精神是一种麻醉。清醒者唯有选择退守，退守山林，不仅是寻找一方远离俗务的净土，也是寻找一个让自己的精神自由驰骋的家园。“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即将荒芜的并非是种植着庄稼的田地，而是生长着精神之树的家园。精神的家园一旦杂草丛生甚至寸草不生，精神之树枯萎了，人就失去了支柱。这样就有了陶渊明、孟浩然……现实世界往往也很黑暗、险恶，一介书生，要想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独善其身，保持节操，也唯有选择退隐山林。这样就有了“竹林七贤”、顾炎武……
当然，物质生活的匮乏，有时候可以靠精神去抵挡一下、支撑一阵，而黑暗社会及残酷政治的迫害，却很难逃脱。“竹林七贤”中绝不与司马氏政权合作的嵇康，结果是免不了被杀，一曲“广陵散”从此成为绝响。
四
平原，并非不可以成为栖息之地、隐居之所。但更多的人隐居时喜欢选择山林，应是山林有难以抵挡的魅力在。
平原因其地势平坦而便于车马交通，因其河川平缓而利于舟楫行驶，多是繁华的市井乃至名都大邑构筑的地方。即使找一个偏远的农村隐居，相对于崇山峻岭，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倘若要造访这样的隐士，不要说高头大马，就是一匹羸弱的小毛驴往往也足矣。造访者要是隐士志同道合的知己，也最好不过，大家会“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或者围炉夜话，吟诗作赋，开心而来，尽兴而去。这样才会出现“雪夜访戴”的佳话。但更多的时候，恐怕会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谈一些不尴不尬的事，这是隐居者最不愿意遇到的。宋代范公偁在其所作的《过庭录》中记载了诗人黄庭坚的一则故事：黄庭坚寓居鄂州时，文人士大夫争相拜访这位名满天下的诗人兼书法家，其中一位经常拿着自己谬误百出的诗作来请黄庭坚评判，黄庭坚对友人讥之为“放野屁”。估计这位不识相的人骚扰诗人的次数也多了点，所以文雅的诗人不耐烦了，才会说出这样不文雅的话。
所以，更多的隐居者选择山林，一方面是完全隔绝自己与繁华而喧嚣市井、都市的联系，一方面也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毕竟，附庸风雅的人很少会跋山涉水、吃辛吃苦，大老远跑来探访一位隐居者的。“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能到这样白云缭绕、人迹罕至的深山寻师访友，一定也是一位高风跨俗的贤士。
这大约也是深山多古刹的原因。修炼者选择深山，是为了心无旁骛，一心修炼，避免干扰。同时，对信徒也是一个考验。虔诚的信徒即便风餐露宿，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也会不辞辛苦，朝拜自己心目中的圣地，烧香拜佛。而伪信徒，是经不住这样的考验的。武侠小说中，那些武林高手、江湖霸主，大都也选择常人想不到、很难到的深山悬崖的山洞里，作为自己苦练武功的地方，抑或也是这个道理。
从纯粹自然景观角度看，平原的美景自有可观处，平原也有许多诗情画意。但平原的空旷与平坦，景物一览无余而缺少了层次的变化。山间则不同，一山一景暂且不说，同一座山，景物也有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因而更加丰富多彩。欧阳修在《醉翁亭记》里就曾精细的描写了琅琊山朝暮四时不同的美景。宋代画家郭熙在《山川训》中说过：“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入滴，秋山明净而入妆，冬山惨淡而如睡。”这确是对山的极好写真。山上茂林修竹，山涧清流飞湍，林间鸟鸣瞅瞅，树下野花丛丛，真的是一步一景。置身其中，不需要用杯中物化解胸中的块垒，很多烦恼自然烟消云散。当年郁达夫游桐君山，就曾无限感慨：“能在这样的地方结屋读书，以养天年，那还要什么的高官厚禄，还要什么的浮名虚誉呢？”
古刹多高僧，山林多贤士。高僧之高，贤士之贤，首先在于品质和操守。他们不欺世盗名，不趋炎附势，保持真本色，活出真性情，任何时候都不虚伪，不做作。在讲究礼教的魏晋时代，阮籍就是一个真性毕露的人，蒋勋先生称之为“一清如水”的男人。他的隔壁是一位漂亮的少妇，别人想去而不敢去，怕引起非议。阮籍可不管，经常去和她聊天，有时候竟能在她家的桌子上趴下睡着了。沸沸扬扬的世俗舆论和传闻，他充耳不闻。他的母亲去世，大家都来吊丧，看他怎么哭以显示他是一个大孝子。可他在整个丧礼过程中，一滴眼泪都没掉，《世说新语》里说到这件事，有个非常感人的结尾：“宾客散尽，阮籍吐血三声。”这一细节足以说明阮籍不受礼法的约束而显示真我的风范。
高与贤，还在于这些隐士们的学识、文章要高人一筹、贤人一等。隐居而不从政，可以免掉许多俗务，少看许多俗人，减少许多不必要的应酬往来，静下心来思想。何况他们多是饱学之士，甚至有经天纬地之才，有的是因为天性使然，淡泊名利，无意仕途，才隐居山林，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推杯把盏、诗来赋往，驰骋在独属自己的精神天地中，或者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青灯黄卷，与古人交谈，与宇宙神会，在孤寂中淬炼自己的品行，打磨自己的思想。有的是因为“不才明主弃”，只能“仰天大笑出门去”，行走于江湖间，追寻着“清风明月一船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诗意人生。还有的，则是身逢乱世，遭遇昏君，有才不能展，有志不能伸，只好“小舟从此逝，江海度余生”。但不管是哪种情况，真正的隐居者，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思想。消极避世、独善其身的思想确实不足取，但更多的隐士，都是隐居而不忘现实，内省自我而不忘众生，在不断的冥想、追问中，给自己、给人生、给社会求解。这样品质高洁、思想超迈的隐士，在魏晋有“竹林七贤”，在盛唐有孟浩然、李太白，在明季有顾炎武、王船山、黄梨洲…‥他们都给中华民族的思想、精神武库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五
对现代人而言，隐居，越来越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话题。一方面，现代社会交通及通讯工具的发达，已经很少有人所不到的地方了；另一方面，越来越物质化、功利化、形而下的追求，导致物欲横流，谁还会以古代高洁的隐士做自己追慕的对象？连那些最应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专家教授们，许多也纷纷挂上董事长、总经理的头衔，被自己的学生们称作老板，搏击商海、追逐孔方兄去了。如果这个时代还有隐士，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无疑是另类，是神经病。
确实，这个时代也不需要什么隐士了。我们不再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守住一亩三分田就能过好日子。我们也不再处于有了半本《论语》、几本线装古籍就能钻研学问、开创流派、甚至形成自己独特思想体系的时代了。我们的个性再落落寡合，生活理念、行事风格、人生方式等必须与时代、与社会相契合，否则我们就是这个时代的零余人、旁观者，就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了。
但是，我们虽然不需要隐居山林，不需要青灯黄卷，不需要面壁十年，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隐士精神。相反，我们应该像西方人崇尚骑士精神一样，崇尚隐士精神。很多时候，我们还需要堂吉诃德，还需要陶渊明。隐士们注重个人品行的修养，注重个人学识的积累，注重个人思想的历练，注重民生疾苦的关注，都是给人以很深启迪的。他们的特立独行和精神世界的异常丰富，更是值得少数患有“精神软骨症”和“精神贫血症”者好好学习和仿效。俗话说，吃饱了撑着。吃饱了，靠什么撑着？靠精神，靠思想。帕斯卡尔说，人是思想的芦苇。失去了思想和精神，人这根芦苇不堪一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