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鹿鼎记》中的韦小宝

韦小宝是《鹿鼎记》中的核心人物，他出身卑贱，漂泊京城，偶遇龙幸，少年发迹，累建奇功，深得康熙皇帝宠爱。下面，将从韦小宝与《鹿鼎记》的文化意蕴、韦小宝性格的复杂性、韦小宝形象的社会作用等方面进行分析，就教于研究金庸武打小说的专家和学者。

一、韦小宝与《鹿鼎记》的文化意蕴

一般而言，文学作品都是有其文化意蕴的。所谓文化意蕴，是说作家力图在作品中传达的主观精神。不同层次的文学，传达的文化意蕴是有差别的，通俗文学（小说）的意蕴浅显而单薄，严肃文学的意蕴深厚而丰富。

《鹿鼎记》是一部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呢？金先生在后记里说：“《鹿鼎记》已经不太象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也就是说，《鹿鼎记》描写的题材和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一样，目的是通过一系列历史人物的再现，让读者对某个时期的历史有一个粗线条的认识。

《鹿鼎记》开篇即昭示了意图。请读下面的文字：

……小孩问道：“爹爹，他们犯了什么罪？”那文士道：“又犯了什么罪？昨日和今朝已逮去了三十几人，都是我们浙江有名的读书人，个个都是无辜株连。”……咳，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为鼎镬，我为麋鹿！”

那小孩道：“爹，你前几天教过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就是给人家斩割屠杀的意思。人家是切菜刀，是铁板，我们就是鱼和肉。“人为鼎镬，我为麋鹿”这两句话，意思也差不多么？”那文士道：“正是！”眼见官兵和囚车已经去远，拉着小孩的手道：“外面风大，我们回屋里去。”当下父子二人走进书房。

那文士提笔醮上了墨，在纸上写了个“鹿”字，说道：“鹿这种野兽，虽是庞然大物，性子却极为平和，只吃青草和树叶，从来不伤害别的野兽。凶猛的野兽要伤它吃它，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那只有给人家吃力。”又写了“逐鹿”两字，说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来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温顺善良，只有给人欺压残害的份儿。《汉书》上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说，秦朝失了天下，群雄并起，大家争夺，最后汉高祖打败了楚霸王，就得了这只又肥又大的鹿。

那文士提笔醮上了墨，在纸上写了个“鹿”字，说道：“鹿这种野兽，虽是庞然大物，性子却极为平和，只吃青草和树叶，从来不伤害别的野兽。凶猛的野兽要伤它吃它，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那只有给人家吃力。”又写了“逐鹿”两字，说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来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温顺善良，只有给人欺压残害的份儿。《汉书》上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说，秦朝失了天下，群雄并起，大家争夺，最后汉高祖打败了楚霸王，就得了这只又肥又大的鹿。”

那小孩点头道：“我明白了。小说书上说“逐鹿中原”，就是大家争着要作皇帝的意思。”那文士甚是喜欢，点了点头，在纸上画了一只鼎的图形，道：“古人煮食，不用灶头镬子，用这样三只脚的鼎，下面烧柴，捉到了鹿，就在鼎里煮来吃。皇帝和大官都很残忍，心里不喜欢谁，就说他犯了罪，把他放在鼎里活活煮熟。《史记》中记载蔺相如对秦王说： “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也，臣请就鼎镬。”就是说：“我该死，将我在鼎里烧死了罢！”

那小孩道：“小说书上又常说‘问鼎中原’，这跟‘逐鹿中原’好象意思差不多”。

那文士道：“不错。夏禹王收九州之金，铸了九大鼎。当时的所谓“金”其实是铜。每一口鼎上铸了九州的名字和山川图形，后世为天下之主的，便保有九鼎。《左传》上说： “楚子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只是楚国的诸侯，他问鼎的轻重大小，便是心存不轨，想取周王之位而代之。”

那小孩道：所以问鼎逐鹿便是想做皇帝。未知鹿死谁手，就是不知那一个做成了皇帝。

那文士道：“正是。到得后来，问鼎，逐鹿，这四个字，也可借用于别处，但原来的出典，是专指做皇帝而言。“说道这里，叹了口气，道：“咱们做百姓的，总是死路一条。' 未知鹿死谁手'，只不过未知是谁来杀了这头鹿，这头鹿，却是死定了的。”

从这段议论看到，金先生要通过《鹿鼎记》传达的文化意蕴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是老百姓。从不计立场，不计社会阶层和人性发展的良好愿望看，金先生这个超历史的观点具有存在的价值。但我们在这里不是肯定或非议这个价值的真理性和科学性，而是要看看金先生表现和传达自己文化意蕴的方法，以及作品是否实现了创作的初衷。

历史是丰富多彩的，有政治斗争史，有经济发展史，有文化发展史。金先生的《鹿鼎记》无疑是写的政治斗争史了。“问鼎中原”、“逐鹿中原”是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较量，最终目的是为了夺取国家政权，不是一般人的行为。在这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体现着各方政治领袖人物聚合各种力量，特别是人才资源力量的充分的展现。在这个历史图景里，以领袖人物为中心，一系列精英人物群像出现、活跃在历史舞台之上。政治历史小说无非是对这幅图景的重绘或再现。在描绘方法上，应以各方领袖人物为中心和主线，各种不同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性情的很显眼的对历史进程起到重要影响的真实人物交织、活动其间，这样才能达到再现或重现历史的目的。

古人罗贯中创作的《三国演义》是达到了这样的目的的，今人二月河创作的系列清朝历史小说也是达到了这样的目的的。《鹿鼎记》达没达到这样的目的呢？

这部洋洋百多万言字的小说，是写的清朝康熙当政前期的一段历史，涉及到平息“三藩之乱”、统一台湾、与俄罗斯战争和各派“反清复明”力量的斗争。既然是在写历史，既然是“逐鹿”、“煮鹿”来表现自己的文化意蕴，就应把握创作历史题材的原则，不仅要有主要历史人物出场，而且要有对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较详尽的描绘。例如写“三藩之乱，”至少要交代该乱发生的背景、形成原因，康熙平定“三乱”的重大措施和最后朝廷平定“三乱”的军事斗争。事实上，小说对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都没有作比较详尽的记述，只是提到了这些历史事件，只是有一些历史的模糊的影子和历史的稀疏的云烟。在这模糊的影子和稀疏的背景下，小说却竭尽全力编织着韦小宝的故事。在《鹿鼎记》里，金先生只塑造了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人物形象，那就是韦小宝。其余人物都是苍白和扁瘪的。韦小宝是小说的核心人物。小说写了韦小宝的几个故事，入京城当太监，协助康熙惩治鳌拜，到五台山寻觅顺治帝，送公主到云南，帮俄罗斯公主夺取政权，回故乡杭州，与七个女人生活在岛上，最后带领清朝政府军和俄罗斯政府进行战争。

读了历史小说，读者应知道你写的这段历史大事的来龙去脉，对一段特定时期的历史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可是，我们看了《鹿鼎记》，却感受不到作品完成了这个任务。从“影子”和“云烟”里看不到“逐鹿”的场景和震撼人心的政治矛盾冲突，看不到“煮鹿”过程中芸芸苍生的痛苦。是的，在“神龙岛”中看到了一批一批的人尤其是青年人倒到血泪中，但这种不同教（帮）派之间的或内部的小范围的残杀又怎能取代政治斗争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呢？

历史是各类人物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系列集体活动，历史小说不能逃避历史群像人物。不能以个别人物代替历史群像。历史小说何尚不可以写个别历史人物，关键是小说的内容要与你的意图紧密的结合起来。如唐浩明写《曾国藩》，其主题就与内容结合得很好。即小说的内容符合文章的主旨精神。

《鹿鼎记》的描写方法，是以韦小宝这个人物来扮演“逐鹿”和“煮鹿”的角色。这个写法难以完成金先生要传达的文化意蕴。首先，韦小宝并不是历史人物的主角，而是历史人物的配角，康熙、吴三桂等才是历史人物的主角，要说“逐鹿，”他们是矛盾的焦点，韦小宝不是矛盾的焦点。韦小宝只是整个政治斗争中的一颗小小的棋子。所以，小说浓墨重彩的应该是康熙、吴三桂等历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而不是韦小宝这样的不见经传的人物。小说只交代了康熙和韦小宝接触的情景，但对康熙如何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如何管理好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措施平定吴三桂的叛乱基本上没有描绘。“煮鹿”是康熙等主要历史人物斗争的结果，或者说只有康熙才有这个权力，韦小宝的活动不会出现这个结果，或者说韦小宝没有这个权力。相反的是，对韦小宝的记述太详太细，甚至杜撰了许多故事来表现韦小宝的性格。如韦小宝第一次到五台山，途中的曲折太多，这个故事还没完，那个故事又出现了。太多的虚构，影响了读者关注韦小宝寻找顺治皇帝的主要任务。这样的情景在小说出现的频率太高。韦小宝每到一地，都有很多的故事。须知，历史小说最忌讳这样的毫无根据的杜撰。

其次，历史小说其所以前面贯有“历史”二字，是因为撰写历史小说不能随心所欲，天马行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写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历史小说所受的局限很大。这个限制就是必须基本上忠于社会生活，必须基本上描写历史上有记载的影响过历史的人物。我们读到的不少成功的历史小说无一不是这样。请问，韦小宝有这个人吗？金先生说过，这个人物“可能是有的。”但这仅仅是可能。翻看《清史稿》，里面并没有这个人物的传记。看过二十四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大多是立了传的。是不是这个人物遗漏了呢？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史家真是无眼，如此有特色有大功的人物没有上《清史稿》。即使历史上有韦小宝这个人，我们觉得小说主要应该采取对韦小宝写实的手法，而不应该极力虚构和夸张的手法。韦小宝武功平平，经过了无数次凶险，但每一次凶险都得以逃脱，这令人难以置信。他身上穿有从鳌拜家里获得的背心，可以抵挡刀箭的穿透，但他的头呢？却没有带防护罩。难道“敌人”看到攻身不成，何不改为攻头？何况韦小宝多次宣称自己穿了刀箭不透的背心。

可见，金先生在创作意图上是想写大书，写大场面，但具体落笔时却毫不知觉地陷进了武打小说的窠巢，因为编造故事是最不费力的。以韦小宝这个人物展示和揭示历史，就会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逐鹿”、“煮鹿”靠五毒俱全、流氓无赖者实现。政治斗争非常残酷和复杂。固然，在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双方都要采取种种措施，有些甚至是非道德、非人性的措施，但会表现得极其隐蔽和智慧，哪象韦小宝这样充分暴露的狡诈和凶残。其非人道、非人性、非理性的行为也不会集中体现在某一个人身上。也就是说，金先生在韦小宝这个形象上对人性的恶作了集中性、夸张地描写。这对一般的读者是一个误导，他们会从韦小宝的身上得出历史的某些结论。

总之，《鹿鼎记》的文化意蕴和小说创造的人物形象极其矛盾，头重脚轻，意宏写俗；以偏概全，以小统大。加之人物形象的任意化处理，远远不能传达作家的初衷。名之曰写的历史，还不如说仍然是写的武打小说。建议《鹿鼎记》这个书名改为《韦小宝传》，这个题目比较切合全书的内容。

二、韦小宝性格的复杂性

韦小宝在随茅十八进京之前，生活在杭州“丽春院，”其母是妓女，其父是谁？小说在结尾仍然存疑，“汉人自然有，满洲官员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韦小宝问他的母亲，“有没有西藏人？”小说是怎样描绘的呢？

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

这个结尾，不仅仅是交代韦小宝身世的前后照应，更有突出人物性格形象的用心。一个出生如此低贱的“小人，”后来大红大紫，是偶然还是必然。从小说情节的发展看，韦小宝的成功是性格的必然性。

韦小宝成长在一个上九流、下九流等各种人聚集的复杂的丽春院，形成了油滑、粗俗、戏耍、刁钻、大胆、凶狠、脸皮厚的性格。这样的性格正好与丽春院的人文环境相吻合。韦小宝并无天才式的聪明，但却极有智慧。身份的下流，会被人家蔑视、轻视、鄙视，有时甚至会受到别人的敌视。为了生存，韦小宝不得不训练自己的脸皮，不得不使自己的心性变得油滑、刁钻、凶狠起来。这些性格和行为，也孕育了韦小宝的智慧。以油滑、粗俗、戏耍、刁钻、大胆、凶狠、脸皮厚的个性去接触各种各样到丽春院来的人，需要智慧决定着其中的机变。可以说，韦小宝的智慧和其多样化的性格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犹如海里风浪相生。智慧来源于油滑、粗俗、戏耍、刁钻、大胆、凶狠、脸皮厚的临机应变；油滑、刁钻等行为，是智慧的具体实践和运用。

不仅如此，小说更多的表现了韦小宝忠君的性格，对朋友讲义气、讲信义的性格，孝敬上辈的性格，喜好女色的性格。

令人疑狐的是，这四种性格大都是儒家文化的大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韦小宝做到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与朋友交而有信。”（《论语。学而》）韦小宝也做到了；“孝慈，则忠。”（《论语。为政》）韦小宝也做到了；儒家圣人尽管对女色含含糊糊，看样子不是十分反对，有个叫郜子的人还说：“食色，性也。”韦小宝也充分体现了。韦小宝虽然不识得几个大字，但他却掌握了儒家文化的某些精髓，是谁教他的呢？是到丽春院的文化人？是康熙？是天地会的朋友？是他的母亲韦春芳？在社会中学的？不应该是在神龙岛的教主那里学的吧？有些东西在社会上也是学不到的吧？例如忠君，不在皇帝身边，怎么能学到？只有两种可能，韦小宝要么是一个天才，要么是金先生让油滑、粗俗、戏耍、刁钻、大胆、凶狠、脸皮厚的韦小宝再生出一个崇高伟大的韦小宝来。

还不仅仅如此，韦小宝还能运用儒家的高深哲学“中庸之道。”懂得权衡利弊，看事物的“两端（两面），”在关键时刻，以最小的生命代价换取更多人的生存。当康熙要炮轰集中在自己家的天地会朋友时，韦小宝在康熙那里得到信息，万分焦急，但韦小宝的行动被康熙派的多隆控制起来。多隆寸步不离左右，韦小宝借烧假太后尸体时给陶红英留下信息。又恐陶红英不能及时看到、传达，情急之时，想到了杀死多隆。虽然多隆也是韦小宝的拜把子兄弟，但多隆不除，它就脱不了身，于是毅然杀死多隆，急急逃脱去给天地会的人抱信，从而使天地会的重多兄弟避免了毁灭性伤亡，包括韦小宝的师傅陈近南在内。同时，韦小宝还在康熙、天地会、神龙教、台湾郑氏集团、崇贞皇帝后人等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平衡关系，也是“中庸之道”的具体运用。既要忠于皇帝，又维护好和其它政治力量的团结。这里面，可能不能完全用朋友“义气”二字来解释，或许用康熙给韦小宝指出的更为恰当，即脚踏两只船。但这里和韦小宝具有的儒家精神产生了矛盾。韦小宝脚踏几只船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看各政治集团谁胜谁负，给自己的生存发展留一条后路。这样做，势必不能从一而终，势必违背了儒家大义。看吧，韦小宝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人。

在对待财富的问题上，韦小宝也充分表现了“中庸之道”的精神。做到了贪而有度，贪而不迷。而且他贪得很有胆气。在配合康熙除掉鳌拜之后，与索额图一起查收鳌拜的财产，俩人狼狈为奸，从鳌拜的家产中贪得巨额白银，仅韦小宝一人就达60万两。须知这时的韦小宝尚是少年。这个少年真是成熟得太早了。但韦小宝和一般的贪财者不一样，没有被财富这个魔鬼迷惑，在白花花的银子面前，韦小宝堪称“英雄。”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既贪财，又疏财；进财可喜，疏财爽快。他将大把大把的银子赏给身边的人，包括官员、卫士、仆人，赏给他的朋友。更为精彩的是，台湾台风为灾，平地水深四尺，百姓流离失所，灾情十分严重。康熙为救灾缺钱的事犯愁。韦小宝说：奴才拿些出来给台湾。康熙问钱从何来？韦小宝答曰：奴才做官贪污，在台湾贪了100万两银子，最近又收了100万，是郑克塽还的。令康熙大吃一惊：“有这么多？”结果只要了韦小宝150万两。历史上，象韦小宝这样洒脱地支配财富的朝廷官员是屈指可数的。韦小宝这一点，应该成为后来贪官的楷模。

韦小宝的深层文化精神也与他的“忠义”精神相矛盾。也即是说，在“忠义”和个人的生存权面前，韦小宝把个人的存在，个人的荣辱，个人的安危，个人的享乐置于“忠义”之上。他在送公主到昆明途中，竟和公主行苟且之事；既在皇帝身边效力，又和其它政治力量搅在一起。这些都与“忠义”的精神相去甚远。尤其是韦小宝的最终结局，顾炎武等人要韦小宝做皇帝，实施“反清复明”的计划，但康熙又要韦小宝去平息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的天地会。在这两难选择面前，韦小宝采取了隐居的办法。在内心矛盾斗争极其激烈和痛苦的时候，韦小宝突然大叫：“老子不干了，老子不干了！”于是，苏荃杀死几名船夫，严密封锁消息，带领七个夫人及子女，悄悄潜入云南昆明隐居起来。从此韦小宝再未现世。韦小宝在向个人的荣华富贵图景走去的时候，已将“忠义”的精神化为了尘埃。

韦小宝的油滑非常突出。小说中描绘韦小宝游滑的性格比比皆是，不仅从行为方面表现出来，从语言方面也充分的表现出来。每逢危急时刻，韦小宝几乎都要施展出油滑的本领。韦小宝的油滑不分场合，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尊卑。例如，小说写韦小宝和俄罗斯公主在地洞里猛然相遇：

突然觉得脸上一热，那女子将脸颊贴了过来，跟着又觉她伸手来自己身上摸索。韦小宝低声道：“你摸我，我也不客气了。”伸手向她胸口摸去。那女子突然格的一声，笑了出来。

跟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特定的环境里做得如此随意，可见韦小宝的油滑是大师级的水平。韦小宝的油滑甚至影响了康熙，仗着“小桂子“与小玄子特殊的交情和多次立下汗马功劳，仗着是清朝公主的丈夫，所以在康熙面前韦小宝也愈来愈油滑，小说将要结束的时候，如何处置茅十八，韦小宝的油滑在康熙面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康熙要韦小宝去监斩茅十八，韦小宝不愿意。油腔滑调，竟然说得振振有词：

康熙点头笑道：“那很好啊。今天骂街的那个疯子，明天你亲自监斩，将他杀了罢。”韦小宝磕头道：“皇上明鉴，奴才来到北京，能够见到皇上金面，都全靠了这人。奴才对他还没报过恩，大胆求求皇上饶了这人，宁可……宁可奴才这番打罗刹鬼子的功劳，皇上尽数革了，奴才再退回去做鹿鼎侯好了。”康熙脸一板，道：“朝廷的封爵，你当是儿戏吗？赏你做一等鹿鼎公，是我的恩典，你拿了爵禄封诰来跟我做买卖，讨价还价，好大的胆子！”

韦小宝连连磕头，说道：“奴才是漫天讨价，皇上可以着地还钱，退到鹿鼎候不行，那么退回去做通吃伯、通吃子也是可以的。”康熙本想吓他一吓，好让他知道些朝廷的规矩，那知这人生来是市井小人，虽然做到一等公、大将军，无赖脾气却丝毫不改，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喝道：“他妈的，你站起来！”韦小宝磕了个头，站起身来。

康熙仍是板起了脸，说道：“你奶奶的，老子跟你着地还钱。你求我饶了这叛逆，那就得拿你的脑袋，来换他的脑袋。”韦小宝愁眉苦脸，说道：“皇上的还价太凶了些，请您升一升。”康熙道：“好，我就让一步。你割了卵蛋，真的进宫来做太监罢。”韦小宝道： “请皇上再升一升。”康熙道：“不升了。你不去杀了此人，就是对我不忠。一个人忠心就忠心，不忠就不忠。那也有价钱好讲的？”韦小宝道：“奴才对皇上是忠，对朋友是义，对母亲是孝，对妻子是爱……”康熙哈哈大笑，说道：“你这家伙居然忠孝节义，事事俱全。好，佩服，佩服。明天这时候，拿一个脑袋来见罢，不是那叛逆的脑袋，便是你自己的脑袋。”

韦小宝无奈，只得磕头退出。

康熙见他走到门口，说道：“小桂子，你又想逃走了吗？”韦小宝道：“这一次是不敢了。奴才回家去，垫高了枕头，躺下来好好想想，最好是既能让皇上欢喜，又顾得了朋友义气，而奴才自己这颗脑袋，仍是生得牢牢的。”康熙微笑道：“很好。”

韦小宝油滑性格的过度滥用，俗化了政治，俗化了庄严，俗化了等级森严的宫廷秩序，俗化了残酷而激烈的带有血腥味的社会斗争。给人的感觉是：“逐鹿”、“煮鹿”不过是一场紊乱而轻松的闹剧。而历史的真实不应该是这样的。

韦小宝的凶狠之也是突出的。也许，他这种性格是在丽春院里受到频频的欺凌之后慢慢形成的。别人对我恶，我要凶狠的回击。从在京城杀 “小桂子”开始到小说结束，韦小宝是杀了不少人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韦小宝杀人似乎漫不经心，很自然，事前无思量，事后不忏悔，而且不择手段。韦小宝杀人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即是防卫性的，这与他在丽春院形成防卫性性格吻合。他一般不主动杀人，往往都是在自己生命或“自己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紧急关头，才施展出与众不同的杀人手段，哪怕是小说中常常写到的“下三滥”手段。韦小宝杀人还有第三个特点，一般不杀女子。特别是哪些天姿国色的女子，韦小宝即使受到她们严重的欺辱或伤害，他也不会恼怒杀人。例如陈圆圆的女儿阿珂，多次几乎要取韦小宝的性命，但韦小宝总是笑脸相迎。最后终于使阿珂成为了自己的妻子。喜好女色，是韦小宝重要性格特征之一。杀人的方式表现得这样轻描淡写是不足取的，涂炭生灵，如履清风白云，这大大违背了金先生在某些地方唱标的佛家语汇，除非所宣扬的佛家语汇属于空洞或虚伪。

粗俗也是韦小宝的重要性格特征。从韦小宝的口中，几乎听不到几句文明的语言。即使后来封了鹿鼎公，位高权重，仍然是出口成“脏。”如小说开头不久写道：

他想起母亲被人殴辱。气往上冲，隔着厢房们大骂：“贼王八，你奶奶的雄，我操你十八代祖宗的臭盐皮……你私盐贩子家里盐多，奶奶，老娘，老婆死了，都用盐腌了起来，拿到街上当母猪肉卖，一文钱三斤，可没人卖这臭咸肉……”厅上那盐枭听他骂得恶毒阴损，心下大怒，想冲进房去抓来几拳打死，却又不敢进房。

这完全是一个波妇的谩骂。他生活在妓女群中，不足为怪。但写韦小宝的粗俗和庸俗，金先生毫无顾忌，不省笔墨，或者说失去了度的控制。第三十九回写韦小宝回杭州见母亲，其中有个细节庸俗得叫人难以置信。在丽春院里韦春芳的床上：

韦小宝替母亲解去了外衣，便去给她解裤带。韦春芳呸的一声，在他的手上轻轻一拍，笑道：“我自己解。”

韦小宝此举是为将母亲的裤子放到离床远些的地方，使母亲不易找到，因为韦小宝要去见阿珂，怕母亲发现后追来。对人物形象俗化处理，似乎成了金先生的习惯。极大地伤害了小说的真实。

金先生小说的结尾对通过韦小宝自己的口对韦小宝性格作了概括：“奴才对皇上是忠，对朋友是义，对母亲是孝，对妻子是爱。”对韦小宝复杂的性格做了减法，即省去了恶的部分，保留了善的部分。在什么地方“隐恶扬善？”在什么地方“隐善扬恶”？金先生是一个高手。不过，这样的写法，我是很不以为然的。其实，通过《鹿鼎记》可以窥视金先生的某些人格和当时的写作目的。

三、韦小宝的社会作用

小说艺术是通过人物形象的活动来打动人的。可以把这个人物形象叫住艺术形象。读者对艺术形象的刺激的反映大概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美感，一个是震动。美感之后往往是玩味，震动之后往往是思索。美感和震动有时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特别是悲剧美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从这个角度看，《鹿鼎记》塑造的韦小宝这个人物形象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说，读者群对韦小宝这个人物形象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留下“印象”的主要原因不是美感而是震动。

震动之后必然是思索，即人的思维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分析和评判。由于人物形象的性格各异，行为差别，所以给读者带来震动之后的思索是不一致的。对黄继光舍身奋而堵住敌人的机枪口带给读者的震动引发的思索与韦小宝不顾安危救朋友的性命带给读者的震动引发的思索大不一样，前者是为了抗击虎豹的攻击和保护无数的生灵，是非分明，是大义和正义的行为；后者是非不明，所救所害者有可能是善人，也有可能是恶人。

可见，给人带来震动的艺术形象并非都是对社会人文环境有益的形象，有的可能有益，有的可能有害。韦小宝这个形象就是对社会人文环境有害的一个形象。

事实上，一些人看了《鹿鼎记》后，不是对韦小宝这个人物的行为给予怀疑和否定，而是学习和效仿。效仿什么呢？效仿为朋友两胁插刀而不分是非善恶，效仿名义上的“忠”而实际上八面玲珑，脚踏数只船，效仿他不顾法律的制约大量贪污而又疏财仗义，效仿他喜好女色，为了将漂亮女人搞到手而不择手段，效仿他杀人很轻松很自然很随意，效仿他低级、流氓、无赖，效仿他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最后逃之夭夭，携带八个女人隐居起来。当然，这里说的“效仿”不是具体的行动效仿而是精神效仿。

在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一些地方治安秩序很差，黑社会势力猖獗，讲义气不讲法律，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惜采用“下三滥”（借金庸书中语）的手段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某些国家公务员也讲哥们意气，韦小宝成了一些不法之徒的活生生的注脚。

这一点，金先生也看到了，声言说：有的青少年学韦小宝，这不好，要给韦小宝一点“教训。”金先生打算对韦小宝这个人物形象做修改。无疑，金先生如这样做了，将是一件很有公德的事。但如果只是减少他的女人的个数则意义不是很大。

把文学作品的目的和功能搞得太具体是太僵化了，但是，一个作家在创作时不考虑社会作用和社会效果是绝对错误的。总的说来，文学作品要有益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因为文学也是文化。任何文化一旦流传到社会都必然要产生社会作用。虽然，文化一般都具有两面性，既有正面作用，又有负面作用；虽然，有些文化在社会实践中的正面作用和负面难以把握，但有些文化的负面性是很容易鉴别的（例如韦小宝这样的形象），我们对那些比较容易辨别的具有负面作用的文化要筑起高高的防堤。

韦小宝这个形象比《金评梅》里西门庆更具有毒害性。西门庆只有淫恶一桩，而韦小宝是五毒俱全，政治之恶，贪财之恶，杀人不眨眼之恶，粗俗下流之恶，好色之恶。尽管《鹿鼎记》随着故事的推演，后来金先生竭力掩饰韦小宝的恶，但韦小宝的种种劣迹还是比比皆是，暴露无遗。

说韦小宝这个形象比西门庆更具毒害性还有以下原因：

《金瓶梅》尽管也是写的社会，但覆盖面有限，是写的“小社会”而不是写的大社会，虽然《金瓶梅》和政治也有些许联系。而《鹿鼎记》是写的大社会，用金先生自己的话说，是写的历史，是写的政治，甚至是写的国家，是写的政治集团如何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不管他的创作目的和创作效果达没有达到。金先生告诉读者，韦小宝这样的人是可以在政治上得势的，是可以左右逢源的，是可以大红大紫的，是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这里可以不讲道德，不讲人格，不讲文明，不讲秩序，不讲法制，不读书习文，而只要做一个心性狡诈、手段毒辣、投机专营的权谋家和势利家就够了。这给政治领域的小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克隆“的母体。虽然历史上也有不少政治小丑为后人不齿，有韦小宝的某些侧面或正面的影子，但哪有韦小宝表现得这么充分呢？把大恶集中到一个人身上，窃以为是金先生在创作方法上的一个极大的特色。扬善可以这样，扬恶绝不能这样。对大恶的夸张好象成了金先生写作的习惯。因为在《天龙八部》里也有类似笔法。社会生活中，善的典型有人效仿，恶的典型亦有人效仿（例如有的崇拜希特列），金先生就是没有考虑“恶的典型亦有人效仿”所带来的恶果。古人云：“君子隐恶扬善。”古人这个劝告，很适用在金先生身上。

历史是必然的历史并非偶然的历史，韦小宝这个形象是一个偶然。由杭州到几千里之外的北京是一个偶然，由一个妓女生的连父亲都不知是谁的儿子走到皇帝身边是一个偶然，十二三岁成为皇帝的宠爱更是一个偶然，协助康熙擒鳌拜也应该是偶然，历经无数次生命之险而不死，还是一个偶然，与康熙初期任何政治势力都有联系也应归于偶然。等等。太多的偶然，使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大打折扣。如此了得的历史人物在史书上无传记，这难道不算偶然。一个留心的读者把太多的偶然加在一起，得到的结果就是虚假：历史上并没有这样一个人物，只不过是金先生的虚拟。把虚假的东西当作历史，使一般读者感到历史上真有其人其事，这是金先生对读者的误导。所以，韦小宝这个人物形象带有很大的虚假性和欺骗性。

更具有欺骗性的是金先生把韦小宝这个人物形象写得很复杂，很模糊。使没有社会阅历的人和不具有文学批评知识的人难以辨别美丑。脚踏几只船，到底是忠还是奸？无原则的舍生忘死讲义气，是君子之义还是小人之义？回到丽春园把母亲抛在一边而和“美女”们集体淫乐一夜，后来竟有三个女人怀孕生子，是孝子，还是不肖子？而金先生硬要说一个五毒俱全的家伙“忠、孝、义、爱”俱全，要一些流氓、无赖学习韦小宝的风范真是用心良苦。

有的人为金先生辩护说，这样写，是金先生在骂政治，是影射政治。一个作家发发牢骚何尚不可，对政治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何尚不可，关键是你在再现历史时是否做到了艺术上的客观和真实。是不是在歪曲历史，是不是以写个人代替全部历史，是不是历史就是韦小宝加上康熙这样的人的行为的历史。这些，是值得一个作家认真研究和对待的。如果金先生果真是在写历史，骂政治，则对历史作了歪曲和简化处理。

韦小宝的结局和金先生一贯倡导的佛教精神相矛盾。在《天龙八部》和《神雕侠女》里，金先生都时不时地表白自己的仁善心肠。佛家精神是讲因果报应的。对韦小宝的设计金先生放弃了佛家精神。一个“杂痞”十足的小人竟然美妻成群，去到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过荣华富贵的生活。而佛家说：韦小宝是应该死去的！

就是这么一个低级、糟糕的韦小宝却被北京大学个别教授称为了不起的艺术形象，将其与鲁迅先生《阿Q正传》里的阿Q并列。说金庸塑造了韦小宝这个人，“不废江河万古流。” 说：“鲁迅的阿Q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鲁迅是永存的。韦小宝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金庸是永存的。”

韦小宝这个形象真能和阿Q比吗？我看是以垃圾之腌臢比日月之辉光。令人呕哑唾弃的东西怎么能与阳春白雪相比？！

（１）二者的创作意图不能比。前者（鲁迅，下同）是刺激民众的麻木，唤醒民众的觉醒，矛头直指封建制度；后者（金庸，下同）是以历史为幌子，揭露政治的丑陋，没有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2）阿Q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典型性，普遍性，高度集中概括中国人普遍具有的劣根劣性。这种劣根劣性的形成有封建政治管理的原因，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还有生物自身难以克服的似乎和与生俱来的惰性有关等等。现在的中国人身上，没有一点阿Q劣根劣性的人怕是很少的，只是程度之分罢了。阿Ｑ几乎到处都存在，韦小宝是这样吗？；韦小宝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普遍性，政治领域只是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再说，不是所有政治领域的人都象韦小宝一样，政治领域里有少数人有韦小宝部分性格的表现，而没有韦小宝全部性格的表现，而有些中国人表现着阿Q的全部性格。所以韦小宝是一个以偏概全的典型人物。（3）阿Q这个人物会受到读者的嘲讽、批判，从中警醒，不断克服自己身上存在的鲁迅先生指出的劣根劣性，带来积极的社会效果；韦小宝这个形象会得到一些人（特别是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的赞赏和模仿，带来消极的社会效果。（4）在创作方法上，前者是真实的概括，对劣根劣性没有夸张，后者有一部分是虚假性的概括，并对恶做了极大的夸张。（5）劣根劣性在广义上可称之为“恶，”但它不是狭义的恶，狭义的恶对社会有直接危害，其行为不仅违背道德，也违背法律，劣根劣性一般说来只违背道德，不违背法律。前者表现广义的恶很有分寸，恰如其分，后者表现狭义的恶无拘无束，肆意走笔。

这么一比，谁是真正的艺术家就十分清楚了。

北京大学个别教授将金庸抬到和鲁迅平起平坐，不是不要真理，不讲实事求是，不要艺术原则，就是在学术上的狡黠之心促使的一种投机行为。既研究鲁迅，又研究金庸；既攀及崇高，又搂住流俗。而眼下崇高冷落，流俗成潮；守住崇高难以热起来，难以播名，难以出名，而流俗是正合时下之大势。这是退可攻进可守的治学“妙计”。要显于当世，用韦小宝的方法霎时见效，名利双收，何乐不为！这是社会腐败在治学道路上的一种变异表现。这说明，中国的某些大学和学术研究的某些学人，经不起寂寞和清贫的考验，违背职业道德和良心进行所谓的学术研究，这是中国教育和学术的悲哀，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悲哀。而这样的典型发生在中国的最高学府。中国的有些政治管理者在有害潮流的侵淫面前表现得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放任自流，甚至提供阵地让其表演（例如将金庸的武打小说入编教材），这才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真正悲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