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幸福

食，人之根本。可在40年前，吃是个沉重的话题。那时候，村里人大多吃的是苞谷面窝头，顶头尖，下面圆。一人手里攥一个，往巷子里一站，嚯，都是金黄色的窝窝头，吭哧吭哧大嚼，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因为窝窝头是用粗粮做成的，吃的时候卡喉咙，嚼的幅度小了，根本咽不下。

白面是有一点的，但自有用途：一是过年要蒸馒头，待客用；二是搅和在苞谷面里蒸半糙半细的馒头，给家里的壮劳力吃。细粮，就成为孩子们无尽的念想。过年时，我总盯着房梁上装着白馒头的吊篮发呆，却不敢动。

我的求学生活，跟《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差不多。上学时，一碟子发馊的咸菜，一碗白开水，红薯馍，吃得胃泛酸。尤其是在晚自习后，腹中闹起“空城计”。没办法，白水咕咚咕咚灌一通，赶紧去睡，因为饥饿随时会来侵扰。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村里的生活发生了变化。餐桌上，白馒头是有了，可是蔬菜还很少见。人们不舍得种菜，把地都种上了麦子。多打粮，能守住顿顿白蒸馍，人们心里踏实，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日子了。

当时村里的年轻人，开始向往电影里演的那种有菜有肉的日子，觉得那才叫生活。村里的李叔，不年不节，割了一块猪肉，炖炖吃了。大家羡慕得不行，非让他讲讲肉是啥滋味。他咂吧咂吧嘴，回味半天，说：“尝尝不就知道了。”那样子，真气人！

其实，大家很快知晓了肉味。因为家家开始喂年猪，过年时杀了，大快朵颐，吃得痛快、尽兴。吃不完，还可以腌起来，平时胃口叼了，拿出来再吃。紧跟着，市场上的猪肉大量供应，想吃肉很轻省，上街一趟，买一块就行。

村里人饮食结构的转变，是在2000年以后。这时，肚子早已不干瘪了，吃粮少了，蔬菜多了，西红柿、黄瓜、豆角……餐桌上五颜六色，饮食丰富起来。

这时候，在家招待客人，主人总会客气地说：“多吃点菜，菜有营养！”一桌子上七八个菜，不每个都尝尝，对不起主人的盛情。可感觉没咋吃就饱了，主人会劝：“再吃点，吃好哈。”仿佛要把过去欠你的情还回来。可是，真的已经饱了，也吃好了。

乡村人厚道，对自家的厨艺缺乏自信。腰包鼓了，底气足了，请客开始到镇上、县里的饭店里。在乡道上见面交流，一个说：“嗯，香雪烩面，吃着不赖！”另一个不屑：“玉丝炒面才是真的好呢，啧啧！”现在，几个人约饭，讨论的是：“去哪家？重庆老火锅不错！”“我看还是去海鲜楼吧！”

这几年，人们更豪放大气。市里的大酒店，哪家的菜是一绝，哪家的汤有特点，哪家装修豪华，提起来都头头是道。

有时候觉得饭店里的东西都吃腻歪了，于是，鼓动家里人学厨艺，弄几个精致小菜来闲品。采购食材很方便，就近的超市逛一趟，土里长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啥都有。分区分片，随意采购，选择多了，所以很多人近乎有了选择恐惧症。

现在村里的人走出来，一边踱着闲步，一边向人发牢骚：“没啥好吃的！”语气里，有点骄傲，有点得意，更多的是幸福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