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写书信的温度

如今的人，手写的书信越来越少。尤其是手机微信的发达，更简便易行地替代了手写书信。有时候，真觉得科技是人类情感的杀手，用貌似最快捷的速度和最新颖的手段，扼杀人类心底最原始的也是最朴素的诉说。只是手指在手机上轻轻几下按动，不仅将人们相互情感的表达变得懒惰，冰冷冷的缺少了身体的温度，更变得千篇一律的格式化。

信件就是这样飞速又无可奈何地衰落。家书抵万金，更只是昔日的辉煌，残照般明灭在依稀的记忆里。就更别去说将信刻在竹子上面的竹简了，如今哪儿还有那样的耐心，写一封信要费用那样的功夫，饶了我吧！

看到法国上月出版的新书《致安娜》（《LetteraAnne》），书中收录了法国前总统密特朗从1962年到1995年他去世之前33年里，写给女友安娜一千多封书信。忽然想起前些年曾经在报上看到消息，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写给他的妻子所有的信，也印成了一本书《亲爱的贝思》（《DearBess》）。从1910年杜鲁门给贝思写的第一封情书，到他1972年去世之前写的最后一封信，一共1322封。一个33年，一个62年，都是一千多封信，想象那种由信件连缀起来的漫长岁月，一种由信件流淌而出的心底倾诉，含温带热，可触可摸，是那样的让人感动而羡慕。

我这里所说的羡慕，是在说我们如今的人，还能够像密特朗和杜鲁门一样一辈子里写下这样多的信吗？或许有人会说，人家是总统，我们普通人一辈子哪有那么多的信可写？这话说得也没错，但普通人之间也需要交流，尤其是亲人之间的家书，更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即使自己不会写字，也要请别人代写家书，以这样的“代写书信”的先生，在街头摆摊常见。只不过如今交流的方式已经被手机微信和视频理所当然地取而代之。孩子给父母买一个手机或将自己的手机替换给父母，便将自己给父母写信一并省略了。

如今手写书信的衰落，是生活的挤压、虚假的泛滥、实用的放纵的一种现实；是感情的枯燥、精神的失落、内心的委顿的一种折射；却偏偏渴望虚荣、眷慕奢华、信奉浮夸的一种映照。别的不用说，你试验一下，给自己的情人一下子送上999朵玫瑰，能够做到；但像密特朗和杜鲁门一样，能够水滴石穿坚持写下一千多封信，恐怕是天方夜谭。不要说一连写几十年，就是写几年试试看？就是写几封试试看？就该没词儿了，就该借助手机里那些现成的短信了，虽然是早在别人的嘴里咀嚼过不知多少遍的口香糖，那已经成为一种舒服的快餐般的表达方式和经过格式化修剪的习惯姿态。只是信原本带有的私密性已经被公共性所取代。

自然，唯恐说不尽，临行又拆封，写信时的那种独有的感情；远梦归侵晓，家书长不达，盼信的那种等待的心情；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拆开信封时那一瞬间的美好感觉；更都是已经荡然无存。

手写书信的衰落，潜在的另一个拿不出手的因素，是我们手写的字越来越差，只好用手机微信来遮丑。以前上学临帖写大字，是必修的一门功课，是多少年来的文化传统，讲究的是意在笔先，也就是说执笔写字前心中要有所思，现在却是根本不用想，只照葫芦画瓢复制手机朋友圈上现成的词语就万事大吉。如今许多我们民族根性的东西都已经被我们自己丢弃了，更不要说写字了。有趣的是，我们的字写得丑陋不堪，我们在手机上的微信可是越来越花哨和肉麻。这也许是我们自己一种逃脱不掉的反讽。

密特朗和杜鲁门各自那一千多封信，让我想起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写多少封信？从《鲁迅全集》中查，我看鲁迅先生一辈子也是写了一千多封信，便想当然地觉得，大概最多也就是这样一个数字吧？无论密特朗、杜鲁门，还是鲁迅，都是名人，写的信自然要多一些，如我们一般的平常人，肯定比他们要少，一辈子又能够写多少封信呢？当然，因人而异，会有人多些，有人少些，但是，即使再少，也得有几封，哪怕一封，是由你自己亲手写下的或由你自己亲手接过来的信吧？这一辈子的回忆，才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依托吧？

记得我母亲去世之后，我在母亲珍藏的包袱皮里，发现了一封信，是1972年的春节前夕我写给她的一封信，那时候，我还在北大荒。母亲一直珍藏着。其实，母亲并不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