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与诗

工业社会化到来之后，文化正处在与传统断裂的过渡时期，文学艺术渐渐变成鸡肋，文学艺术本身的市场化、包装化、平庸化渐成主流。有点文化基础的人都在写诗了，中国的诗人一下多出五、六千万，水平又参差不齐。虽说诗无定法，但真要往好处写，承认诗歌是一门艺术，一辈子想写出三两首像样的东西来，就必须在诗艺上有所磨砺。

如果你是一位诗人，首先要看到生活和艺术是两码事，诗与诗人的情感生活、个人心绪没什么关系，个人的情绪只有转化为艺术性情绪才能进入作品。当然，诗歌也不是道德说教，不是光去抒发琐碎的并无诗意的东西。诗写作首先是一种快乐，一种欣赏自然万物并融化其中的快乐，在诗歌中达成自我消融，摆脱情绪、摆脱自身狭隘的视角、节制个人内心情感的抒发、超越纯粹的认知去保存一个自然的世界，诗才会从本体上有所突破。里尔克主张诗人必须像臣仆一样去朝拜“物”，把“物”提升到一个必要的高度，对“物”，诗人唯一的任务就是接近、观察、模仿。当我们对生命和世界的认识冷静下来才有好诗，情绪都是杀诗美的。获得普利策诗歌奖的美国当代女诗人玛丽·奥利弗这样看待诗写作：“我只是削尖了我的铅笔等待着。如果我们能依靠我们的想象行事，我们就不需要完全依赖于经验……这是我们突破自我生存限制的唯一途径。”我只是削尖了我的铅笔等待着，等待着，而不是让诗堕落成为一种技术。

诗歌的意义不在于诗表达的是什么，而在于诗正在说着，诗歌的语言也仅仅为它的言说本身而存在。一首好诗应该有必需的距离感，过于直接地、无节制地抒发自己的思想感受是肤浅的，诗歌并不需如此，不需要依赖诗人日常生活的情绪的渲染，更不需要诗人冒充导师对社会问题指手画脚。“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艺术只有在这种非个人化的过程中才能达到科学的境地（艾略特语）。”艾略特《荒原》之所以会写成那样的作品，与诗人遵循思想感性化的创作原则有很大关系，在诗人看来世界和我并不总是清晰的，更多时候是混乱而难以理解，跟着感觉走得来的《荒原》，过后很多连诗人自己也不能把握写时的那种感觉了。《荒原》语言服从于内容，没有什么说教，看不出诗人公开站出来谴责什么、评价什么。创作中只注重主观自我表现，标榜自我，处处表现诗人自我存在的作品，都难以称得上上乘之作。问题在于这些人认为“感受在诗歌中决定了一切。而一切的诗歌语言在我看来就是身体语言的延续。诗歌要替主人说话，说出作为个人的独特的认识（马知遥《文化转型期的山东”70后“诗群》）”；认为“艺术形式本身就是诗人具体感情的具体表现，艺术形式都具有鲜明的情感性和倾向性（吕周聚《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分化与转型》）”。这类的诗歌观点无疑助长了国内诗坛滥情主义的泛滥。

另外要说的是，诗品与人品是两个不相干的概念，当今社会许多人失去了最基本的真实，虚假得要命，几乎人人戴着一付面具，人的情感已经成为最不靠谱的东西，畸形的自恋式的私人化写作根本不是一个写诗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