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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绒裤

作者: 张银成2014/05/05散文随笔

小时候的事情,大多已记忆模糊了。可是,那一条红色绒裤的事,仍记得很清晰,常常浮现在脑海里。

我老家在距县城20公里的洛河岸边的一个小镇,南依大山,北临奔流不息的洛河,有两千多口人。

一九七六年秋天,我升入高中。那年国家刚粉碎了“四人帮”,还没有恢复升学考试制度,上高中仍然是“全盘端”。当时新成立的公社(后来改成乡政府)也新建了高中,县教育局调配了十几名教师,学校暂时在公社所在地的一所庙院里上课。我们是第一届学生,有一百多人,分甲乙两个班。因房子太少,容纳不下,庙院里只能安排教室、教务处、教师办公室和伙房,而将教师住宿、学生宿舍全部安置在学校附近的老百姓家里,一切都是因陋就简,凑凑合合。很像抗战时期西南联大被迫刚迁到大西南的农村时的情景。

高中距家里十五华里,虽已修通了简易公路,但路况很差,沙石路面,坑坑洼洼。那时,还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是大集体时代。农村还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农业生产统一指挥,干活挣工分,按工分和人口分粮食、搞决算,严重束缚着老百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农业生产落后,粮食产量很低,分到的粮食不够吃,物质极度贫乏,群众的生活非常困难。

每星期天去学时,母亲给装上几斤玉米糁子、一斤多豆面、几个玉米面馍、几个蒸红薯,再用玻璃瓶子装上酸黄菜或者萝卜丝,父亲再给掏上几毛钱,这就是一个星期的全部生活家当了。玉米糁子和豆面交给学校的伙上,再交几毛钱的伙食费,在伙上吃饭。我家人口多,生活负担重,靠父亲一人支撑着,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每次去学,母亲或者大姐给我装好的东西,我总是把糁子、面和馍再往外取出一点,给家里省一点,减轻一点父母的负担,以此来缓解一下心里的纠结,求得一点心灵的安慰。

由于困难,冬天穿的也单薄,坐在透风的教室里冻得瑟瑟发抖。最难熬的是夜里,我们睡的是地铺,在苇席的下面铺上一层麦秸,窗户上糊一层纸,七八个学生挤在一间房子里,蜷缩着身体,异常寒冷。为了御寒,我们采取了“通筒睡”,就是俩人反向睡一个被窝,铺一个被子,盖一个被子,衣服搭到身上,这样熬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

第二年秋天,公社、社直单位和我们学校都陆续开始建设房屋。当时修建的都是土木结构的房子,用砖和水泥很少,主要用土坯、石料和木料。这样,工地做土坯和泥墙需要大量的麦糠,搅拌进去起粘合作用,很结实。看到这一个机会后,我就和本村的几个同学商量,利用星期天给建筑工地运麦糠,可以挣点钱,自力更生,自己解决上学的费用。

星期六回家后,我们几个同学想办法每人借来一辆架子车,上面扎上圈,晚上到村里的打麦场装上满满一车麦糠。次日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带点干粮,拉车赶路,结伴而行,相互帮助。那时我才十五岁,力气还小,拉上车子走平路还行,遇到上坡就力不从心了。上坡时,我们就停下来,一辆一辆往上拉,一人在前边拉,其余几人在后面推。累了饿了,就稍歇息一会儿,吃点馍,喝点凉水。我们相互帮着,十五华里的路需要三个多小时才能拉到工地。一车麦糠,才能卖两块钱。然后再返回家里,送还架子车。下午再收拾东西去学校。

就这样,我们几个同学用了三个星期拉麦糠,每人挣了六块钱,这在当时对于我们是个不小的数目,心里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挣了钱,有的买了衣服,有的用做平时的伙食费。我用挣来的六块钱到供销社买了一条红色的绒裤,里面是绒,类似于今天的保暖裤。冬天,我贴身穿上这条绒裤,因为是自己辛苦劳动挣的,太是来之不易,心情十分的高兴,感到很满足。也激励着我珍惜光阴,努力学习。那个冬天,我感觉很温暖。

三十多年过去了,那条红色绒裤的事我没有忘记,仍然记忆犹新。我也常给女儿讲起这个故事,期望能正确引导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这件事,使我记住了艰辛和来之不易,懂得了满足和珍惜。提醒我不浮躁,不膨胀,不奢侈,不贪婪,走好人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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