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小班”
十二岁那年，离开家到三十里以外的锦县县城上初中。那可能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一个初中“小班”，学名叫“宝塔班”。经过学校、公社、全县的三次考试，按成绩录取了一百名小学毕业生分两个班集中学习。几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就跟着爸爸到锦县二中报到了，分在一班。对我来说，艰苦磨难的三年、而且是永志不忘的三年，从那天开始。
沮丧
第一天中午饭吃的是面条，没有什么不适应的感觉，吃过饭爸爸叮嘱了几句就回部队了。到了晚上吃的是高粱米饭，我突然感觉这个世界很不适合我——我根本吃不下去这几乎能噎住嗓子的“粗粮”，而饭堂里八十多个来自全县各地的孩子看起来毫无异样。心里马上就羡慕起县城那十多个在家吃饭的同学——在家的孩子，才是幸福的孩子。
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晚上睡觉。宿舍是一间教室改造的，两边放着上下两层四张大铺，每张铺睡十个人，堵头的中间还放了一张单层铺，睡了五个人。一间宿舍满满登登挤下五十五个人睡觉，大家挤得褥子压着褥子，被子摞着被子。第一个晚上我就被咬得浑身痒痒，一挠就起了一大堆包。第二天起床，我心里说不出的憋屈。在家里我没吃过高粱米饭，我是老小，好吃的都可着我来；在家里我一个人住一个屋，不知道人身上还会爬上咬人的虱子；在家里无论是开心或是不开心，可以跟家人说，跟小伙伴说，现在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十二岁的心灵承受这些突然而至又从未承受的事情和环境，我根本无能为力。
第二天中午又吃了一顿高粱米饭，一盆炖菜（每顿只有一盆炖菜）。我的心情已经沮丧到极点，这样的饭菜让我实在无法忍受，差不多每次只吃几口便偷偷倒掉了。晚上躺在转不开身的铺位上无法入睡，终于下定了一个决心：明天就回家离开这个鬼地方！
惆怅
第三天一早课也没上，想法打听到火车的时刻便背着书包去了火车站。妈妈当时有病正在住院，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我都不知道怎么就找到了爸爸。医院的一个空房间里，我把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困境告诉了爸爸，把我的决定也告诉了他。
我说了大概有五六分钟，父亲随即沉默了五六分钟。那一刻我突然从父亲的脸上读到了什么是无奈，什么是沧桑。终于爸爸开口说话了，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这些话，因为我能感受到说出这些话他心里的艰难：“学校的生活条件是艰苦了点儿，但是县城的教学条件要比部队跟前儿的农村中学强得多。”爸爸停顿一下，接着说，“我的想法是，你还是要回去。在那儿你将来才可能考上大学，将来才能有出息，你得为将来的前途考虑。话说回来，你回家来也没有人能照顾你，哥哥姐姐都不在家，我还要在医院照顾你妈。你现在吃点儿苦，慢慢就会好起来的。”
爸爸锁着眉头跟我说了这些话。当我听出来他的意思是不同意我回家、是让我继续独自一人面对那些让我绝望的困难时，我觉得像天塌下来一样，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个不停，但是我没有一点哭声。父亲没有说一定不能回家来，可父亲给我的选择却是惟一的，我必须重新面对所有让我恐惧的困难。“我的想法是”——这五个字是一锤定音的，即使是几十年以后，爸爸说出这五个字，我一样认为是一锤定音的，实践证明爸爸的想法基本是每一个问题的最佳答案。
跟妈妈说过几句话，拎着爸爸给买的饼干和罐头，当天下午我先坐汽车再坐火车又回到了学校。一路上我的惆怅挂在脸上，来来往往的行人谁能知道一个孤独少年心里的泪还在不停地流淌……
无奈
生活上的困难慢慢地被我克服了，或者说是困难慢慢地变成了习惯。开始我并不是很积极很主动地去战胜这些困难，而是记得爸爸告诉我的一句话、一个道理：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农村孩子能克服的困难，你慢慢也能克服。
怎么熬过去呢？虱子咬吗？就让它咬吧，过了两个月就不知道咬了，俗话说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肚子饿吗？吃细粮时吃得干干净净的，吃粗粮时就把菜吃干净，再不行就吃点儿饼干。
学校一个月给我们放四天假。每次回家的第一天，妈妈或姐姐要把我所有的衣服用滚烫的水洗一遍，换上家里的干净衣服再上床睡觉。你不能把虱子带家里泛滥呐。然后就是吃饭。许多年过去了，妈妈提起我放假在家的时候仍唏嘘不已：吃饭就像几天没吃饭的流浪汉一样狼吞虎咽，每顿都得吃杠尖儿的两三碗。我没告诉妈妈，我这四天吃的得让我挺一个月，我恨不得一顿能吃八大碗。每次从家里回学校的时候，妈妈都要给我做两罐肉酱，多少补充点儿营养。可这肉酱太香了，到了学校最多两三天我就和同学一起吃光了。
慢慢地学会了一个人赶路和赶夜路。记得初一那个寒冷的冬季，在石山火车站下车换乘敞篷解放车，在离家最近的车站再下车时，已是万籁俱寂的夜半时分。火车晚点，偏偏天上又连一点月光、星光都看不到，偏偏同我一起下车的那个大人又健步如飞般几步便消逝在夜幕里。离家还有三四里的荒野路，拎着一个足有二十多斤装满书和衣服的包裹，我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向家里赶。那时刻，整个身体、整个心情都处在一种对光明、对亲情甚至是一个人影、一声咳嗽的渴盼之中。身旁的庄稼摇动的风声听起来像鬼哭狼嚎，让我毛骨悚然。终于听到有脚步声迎面而来，心一下就放到肚子里了：有人了，就不会有鬼！
锦县火车站到二中也有三、四里地，每次从家回学校带的行李总比回家多，这一段夜路也让人挺闹心。有一次偷懒，追上一架马车，偷偷坐在后车板上，心里暗自得意。谁知道那车老板好像知道有人捡便宜，一个劲儿“驾、驾”的，车跑得飞快。到了学校门口，只好仓惶跳车，连人带行李在马路上滚了好几圈……好在穿棉衣，哪儿都没磕破。那种狼狈不堪，悲催呀！
初中头两年，我们大院的叔叔阿姨看到我背个行李拎个包，都同情地说：这孩子这么大点儿就自己在外面跑，真不容易！每次他们一同情，我就假装一骄傲，实际上我心里还是挺难受——你以为我愿意吗？！
转变
更困难的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困难。
第一次感觉精神上的打击是发生宿舍里的事儿。某班同学的一本小人书借人看找不到了，另一个同学说是最后借给我了，可我连是什么书都不知道。这两个人反复向我要，我觉得气愤得不行，尤其是那个诬赖我的同学，我真想揍他一顿，可他长得太弱小我又不好意思，而且这样做肯定对大家都不好，都是离了娘的孩子。第二天早晨上厕所，碰到一个教我们语文的女老师，我像见到了救星，上前拉住她问：“老师，我们宿舍的事儿你管不管？”女老师说：“你说是什么事儿？”把事情一讲完，女老师说，这个事儿跟你们班主任说吧。当时我心凉半截儿——学生的事儿当老师的还能推给别的老师——原来老师也是靠不住的。后来那个说我拿了小人书的同学一直躲着我走，我心想这事儿他拉倒就拉倒吧。这样的事儿让我学会了少计较或者不计较。
有一次在操场打篮球，三班一个长的高高胖胖的小子，学校老师的孩子，可能是嫌我动作大了张嘴骂人，我俩吵了起来。没几句他就伸手过来撕巴，我顺势一个锁喉就给他扔了一个仰巴叉，他马上就老实了。他哪知道我是和侦察兵一起操练擒拿格斗长大的。可是和老师的孩子打架毕竟是件很令人不安的事儿，大家拉开我们以后我突然无助地哭了起来，张磊和白石的陪我走了两个小时……类似的难心事儿，每个学期都能碰到，有的是老师帮助解决，有的是朋友帮助解决，更多的只好靠自己想办法。不过，和白石的张磊的交情，从那天起，就铁铁的了。
因为倒霉心情的原因，初中第一学期我的学习成绩也很倒霉，期末考试考了个全班倒数第三。这让我心里很上火，第二学期我把所有的课本都写上“丁炁”两个字，谐音是“争气”两个字，意思是我这学期一定要考好，但还要保持低调。那年我累坏了，像其他孩子一样起五更爬半夜，期末考试到了全班第十一名——这是我初中三年最好的一个名次，其他时候都不怎么样。那个学期因为学习劳累过度造成头疼，校医说我得的是“神经衰弱症”，但我不在乎，学习上来了头自然就不疼了。关于“丁炁”这个名字，当时没有人深究其里。但是很多年后，这个故事变成了我教育下一代的典型案例，呵呵。
朋友
朋友是快乐的源泉。这个道理是我后来发现的，却是上初中时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原因是我起初太孤独。再痛苦，有朋友，有集体，就有快乐。
第一个朋友是李世新，住我右铺。第二个朋友是张子辉，住我左铺。第一天熄灯上床，李世新就说咱俩假装吃饭啊，咱俩假装上街啊，所有的事儿他都能假装，太幼稚了，弄得我好几十年了跟朋友开玩笑还说“假装的”。张子辉睡觉前爱讲故事，什么姑爷对付老丈人了，要饭花子挂帘儿了——直到上大学才弄清楚，原来挂帘就是逛窑子，估计张子辉当时也不懂。那时候感觉张子辉的家乡真是个故事之乡，他说他的故事全是从说书的那儿听来的。
朋友很快就多了起来。县城里的几个同学张磊、白石的、王雷、邹未威、徐志强、姜博、马兵都成了我特要好的朋友，因为我特爱玩儿，他们也爱玩儿。张磊、白石的和我一度还被称为“小班三剑客”，就是大家认为我们算不错的“爷们”。当时大家公认二班男生不行（实际上是因为不了解），一班女生不行（实际上是因为太了解了）。他俩情窦初开一个看上了马青，一个看上了张丽达，还逼着我也看上一个，我也只好就范了。其实都没跟人家说过一句话。可怜白石的初二就跟父母回沈阳了，“三剑客”就此散伙。
礼拜天，全校只有我们两个班上学，我们就在操场练“飞车”——看谁骑自行车的花样多。有一次我们成功玩了一次车技，很是让我们骄傲了一阵子。张磊骑车，白石的、邹未威、徐志强、马兵和我一共6 个人全上了车，摆出鲜花怒放的造型，在操场上招摇过市。我们故意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杂技团车技也就十多个人呗！
顺便说明一下，当时大家觉得二班女生还不错，是因为“香橡皮”的故事，男主角是我们班的大帅哥张磊，女主角是二班的大美女高岩嵩，两人上小学时谁给谁送了一块好“香橡皮”，张磊即被调皮者赐以“香橡皮”的外号，我们班有小学与之同班的，把故事传诵给了大家。不过，郑大为后来把高岩嵩娶回了家，还是很为我们一班争光的。其实，一班女生也很猛，尤其从初二从三班来了一批大个儿美女，像乔健、胡艳萍等等等等，弄得我们男生感觉好像自己矮了一头似的。
快乐
渐渐地，我在班级里也形成和奠定了一个特殊的地位。对住宿的孩子们来说，我是他们与县城孩子融合的“中间人”，对县城孩子来说，我是他们与住宿孩子沟通的“桥头堡”。初三时候我和李世新到张磊家看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眼看张磊他爸他妈都睡两个小时了我们还不走，从第一天演到最后一天禁播，一集没落。真的伤心了好久，因为禁播的事情，就象多年的老朋友突然丢失了一样。到现在，还想把这个电视剧到张磊家去看完，再叫上李世新。
不管住宿的还是走读的，无论哪一边的孩子，都佩服我“会玩儿”。第一年参加学校运动会，我就拿了个年级跳高第二名——有一点儿小骄傲，我们那个年级可是有10个班的年级哦。教学楼东边有个二层半高的锅炉房，每次路过我就给小哥们儿表演“飞檐走壁”。邹未威好事儿，有一次赶上十来个人在场时发难：杨明，你一分钟能爬到楼顶吗？我大不屑，一分钟还叫飞吗？我告诉他30秒之内搞定。邹未威脱下一只鞋扔到楼顶：咱们掐秒，以把鞋扔下来为准。结果我把鞋扔下来时，王雷马兵掐着手表齐呼：25秒！
快乐很简单，只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会快乐。就像黎维斌了、王彦宝了、杜维鹏了，他们一天到晚不停地学习，因为从那里能找到快乐。有一天从厕所出来，就听到前面黎维斌、王彦宝、杜维鹏边走边说：——你看杨明体育怎么那么好呢，干啥都特麻利。——就是灵巧啊！嘿嘿，想不到，他们还特别羡慕我，他们哪知道我都佩服死他们了，能不能不回回考前三名？
初二我就学会了喝酒，这是县城这帮“哥们”给我“带坏”的。星期天我“轮流”到县城同学家去打打“牙祭”，他们把请我吃饭喝酒当作“讲义气”的方式。那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时刻，大家既可以加深感情，又可以吃饱肚子。作为回报，他们吃起妈妈给我带的肉酱毫不嘴软，基本上风卷残云般让肉酱瓶子空空如也。那个年纪开始学着“讲义气”了，大家都不甘落后，不义气在班级就吃不开了。
哦，去过白石的家几次，但没吃上饭。开始轮流坐庄喝酒时，他们家回沈阳了。初三时，石的从河北老家回沈阳，中途在锦县下车来和我们聚会。在大凌河镇最大的馆子，邹未威王雷反客为主点菜，我们八九个半大孩子一个个假正经的样子，在大人堆儿里吆五喝六。桌上都摆不下了，石的还让再点：“我妈给我10块钱让我花完，赶紧再点！”结果，到底省了4块钱。本来那顿是要喝啤酒的，还是邹未威，坚持要喝格瓦斯，哗哗地到处冒沫……那是我第一次喝格瓦斯，这东西现在卷土重来了。
老师
关于老师，记忆最深刻的肯定是班主任，张玉祥。接我们班的时候就已经60了。非常倔犟善良但和我一直处于不可调解的“敌视”状态。包括上学时，我也没有对他不利的言行，但是我们只要有接触便是火花四溅。因为爱玩，老人家随便哪次批评，我不但榜上有名，经常是首当其冲，周而复始。
12岁，不太能算开账儿。班主任不给我面子，我就不给班主任好看。他教数学，我上数学课就搞小动作，就弄点儿恶作剧。矛盾逐步升级，张老师干脆就把我当成班级“学习态度不端正”的典型，我干脆数学课就不听了。结果是张老师觉得很郁闷，思想教育不是很成功，我更郁闷，数学考试总是不及格。
上初二，终于想明白，数学学不明白，亏吃大了。在一次缓和的交谈中，张老师承认了他的偏见和偏见的来源。靠，丁锦辉同志，害我不浅呐！
丁锦辉是我们第一任班主任。教我们一个月左右，考上辽宁师范学院，走了。张玉祥老师接手时，丁告诉他：“这个班最捣蛋的就是杨明，开学第二天就逃课，你得把他管教好。”张老师为了改造我，为了证明不是自己有偏见，把丁抖落出来。
在“小班”，直到初中毕业，公然逃课的也只有我一人。当时和以后，从不后悔，从不埋怨两位老师，因为我一直坚信一个真理：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阴差阳错，王甫佳老师对我很不错，因为他很得意我的作文。那时在一班，王斗的作文范文率第一，我的作文范文率第二。其实我可以第一的，但王斗她爸爸是学校的书记。哈哈，也可以忽略不计吧。除了作文，王老师还几次在单独遇到我时，开导我搞好和张老师的关系。“学生和老师闹矛盾，最后吃亏的都是学生！”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只可惜他是二班的班主任！
副科老师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跟谁都没有远近。
初一第二堂体育课，室外有雨所以上室内课。女老师姓谭，侃侃而谈。张磊坐最后一排，在桌面上抖落鞋里的沙子。谭老师讲课突停，疾声道：“干什么呐搁那儿照，以为自己什么熊样搁那儿照？是应该搁鞋底子好好照照，看脸皮有多厚！”后来，张磊当了体委谭老师也不说让他照鞋底子的事儿了。再后来，乔健从三班转过来，我们都礼让三分，因为谭老师是她妈。
初二起开生物课，上课的老师白白瘦瘦，长相打扮是所有老师中最温文尔雅的。只不过披着羊皮的不一定就是羊。第一堂生物课，他的板书就连拐弯儿带冒烟儿的，惹得哄堂大笑。第二堂生物课，有人溜号，他一震黑板擦轻声道，谁不认真听讲谁是我儿子，再次惹得哄堂大笑。第三堂生物课，师生下课皆奔学生食堂（教师食堂临时关门），“冒烟”老师对排前面的女老师说，听说你爱人出差了，女老师回说，啊今天走的，“冒烟”正色道：那今天晚上我到你家睡觉，给我留门。满堂皆惊睨：原来老师可以这样做！
伙食
食堂，一个貌似边缘其实相当主流的话题。
每天两顿粗粮，一顿细粮。每顿饭十个人一桌，一洗脸盆米饭，半洗脸盆炖菜。每次一个桌长，分菜分饭。每顿高粱米饭我只吃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然后倒掉。
初二有一次集体罢吃，因为有同学发现，食堂终于有一顿肉菜，不过所有的肉都是痘猪肉！一番斗争之后，重新做了菜，还有肉，而且还是痘猪肉。校方出面证明：高温可以杀死痘猪细胞组织，食用安全。不知道谁吃了，我只知道谁没吃。
初三时，实在不忍学校的伙食，在高一学生李国青的怂恿下，我俩选择“退伙”。这在学校也是一个轰动事件。本来我们几个是给食堂提意见，要求改善伙食。因为我们吃不惯高粱米，也因为有人说看到食堂的师傅偷偷往外带油带肉。一群孩子说退伙，总务处主任说爱退不退，还挺横。最后只有我和李国青真退了。我俩一起搭伙，上顿吃点儿混沌，下顿吃点儿苹果，再一顿弄点儿压缩饼干、午餐肉什么的。哎，其实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
退伙的第二周，总务处主任专门找到我们俩，苦口婆心请我们重新“入伙”，让我们以身体为重，并保证不会出现什么痘猪啊，偷油啊，什么什么的事情。“游击队”一样的伙食方式我们已经感觉吃不消了我俩赶紧就破下了驴，回食堂了。不久，发现食堂的伙食确实有所改善，也听说，如果我们不回来，总务处和食堂都要调整。不过，到末了，总务处和食堂都没有调整。看来，大家都是就坡下了驴，皆大欢喜。
初中在一个食堂嚼马勺儿的这一百个孩子，最后长过一米八的只有两个人，郑大为和刘华峰，跟这三年的伙食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小结
初中三年的独立生活，让我敢于面对困难，让我学会了如何去解决困难。只有敢于面对困难，一个人才能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只有善于解决困难，一个人才会做出一番成就。如果面对困难便向后退，一个人便会一生一事无成。感谢父亲，是他的刚强和坚定让我懂得这个可贵的道理。
初中时有两个同学就被困难打倒了，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一个很爱出风头，惹得大家不太喜欢。后来有人丢钱了报告老师说是他干的，他没承认，但却从此萎靡不振，初三上学期学习实在跟不上，卷铺盖回家了。另一个跟大家关系还不错，初一尿床，初二还尿床，眼神总是自卑地躲来躲去，终于在初三也离开我们回家了。
还有个同学，我们当时为他庆幸，后来当我们大学毕业时，都很为他抱屈。汤东辉，初三时父母落实政策回沈阳，他顶替父母接班，在铁西百货当售货员。在我们班，他的学习一直是排在前五名的。
从年幼无知到长大成人，回头一看感慨万千。刚入小班，晚上在宿舍门口“谈天说地”，说起锦县真大，锦州真大，有人就问：地球哪块儿是边呢？我很骄矜地告诉大家说，地球是圆的，美国就在球的另一面，我们的脚下。马上有人半疑惑半讥笑地说：那他们头朝下不都得掉下去了？说这话的人现在干啥呢？有麻省理工的教授，有清华大学的博导。你说吧，时间是多么的伟大！
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初中三年，我的同学和我一样都受益匪浅。有人说，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笑它就对你笑，你对它哭，它就对你哭。我说，当磨难到来的时候就勇敢地迎接它，因为它将成为你生活中的一笔财富。战胜磨难将是一个人永远的精神财富，它要比拥有多少物质财富都宝贵得多。
一路走来，无论工作上还是生活上，从来不曾有过畏难的时候，也从来不把困难作为借口。因为，遇到问题，就会想到爸爸说的“我的想法是”，就会鼓励我坚定地迎难而上……
当磨难到来的时候就勇敢地迎接它，因为它将成为你生活中的一笔财富。战胜磨难将是一个人永远的精神财富，它要比拥有多少物质财富都宝贵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