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春节就地过年，母亲在广东和弟弟妹妹们一起。大年初二在老家祭祖后，父亲便随我们到渠县城玩。在挂满灯笼和一片花海的流江河湿地公园和文峰山公园，他看见我们一家子其乐融融，显得格外开心。

我的父亲生于1949年，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兄妹五人他排行老大，婆婆去世得早，爷爷体弱多病，父亲十六岁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三个姑姑从读书到成家立业，都是父亲操办，幺爸因病智力迟钝，父亲就一直带在身边照顾，哪怕外出务工，也带着他。

父亲上过四年高小，在那个年代算当地有学问的人。他当了生产队长，队里记工分，分粮分物都极得大家认可，有个绰号叫“王老实”。改革开放后，头脑灵活的父亲平时种地，闲时外出做点生意。每次赚到钱都会给我们带回好吃的、好玩的，尽量满足孩子们的心愿。初中毕业那年，他承诺如果我考上重点高中，就给我买梦寐以求的“军装”。

在拿着录取通知书等待父亲回来的日子，我每天都兴奋得睡不着觉。终于盼到他从郑州做生意回来，我便迫不及待打开父亲的包，看看有没有我心爱的军装。父亲不紧不慢地从包里拿出生活用品，在包的中间，整齐地平放着一套绿色的半袖军装，我打开军装，迟疑地问父亲：“裙子呢？”“裙子穿上不好看，配裤子多精神！”父亲怕我生气，还补充说了一句：“为了给你选这身衣服，我还赶落了火车。”我既高兴又有些遗憾地换上，大小刚合身。这套衣裤陪伴了我的高中生涯，既代表父亲的爱，更是父亲对女儿的要求和希冀。

父爱既有“春天”也有“严冬”。记得我们上小学时，对坐火车格外憧憬，总缠着他要坐火车。1984年暑假，父亲终于同意带我们去坐火车。从三汇上车坐到达县。看到像一条绿色长龙的火车，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我们一边吃着从没吃过的江津米花糖，一边看着车窗外飞速穿过的农田、房屋和树木，兴奋无以言表。妹妹更是在车上手舞足蹈，甚至干脆仰卧在座位上，双腿分开倒悬在座椅靠背上。父亲马上制止，可妹妹哪里听得进去，继续在那儿自顾自地玩儿。父亲这下生气了，朝着妹妹的脚打了两下，一把将妹妹抱下来，端端正正放在座位上。妹妹哭了，我们都吃惊地看着父亲，父亲压低了声音说道：“女孩子站有站像，坐有坐像。”这虽然是“火车旅途”中的一个小插曲，但却让我终身铭记。到了达县的那天晚上，原以为父亲会带我们去享受旅馆，但父亲不舍得乱花一分钱，带我们到了一个远房亲戚家搭地铺。

父亲一贯节俭，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不怕穿补巴衣服，只要你洗得干净。”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每次出门办事总是一双黄胶鞋、一个帆布包、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衣服，直到现在，父亲出门还是舍不得他的帆布包。我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吃剩的饭菜总是舍不得倒，不穿的衣服放在衣柜里很多年都舍不得扔，能够坐公交车的，一定不会去坐出租车。

父亲是一个朴实善良的人，对需要帮助的人，他总是毫不犹豫伸出援手。隔壁二爷爷结婚没被子，他把家里的新被子借给他，蒋表叔家缺劳力无法耕种，他牵着自家的牛二话不说就帮着犁田。福安大叔因病去世时儿子不到十岁，他全额出资帮着张罗安葬。在那个经济紧张的年代，左邻右舍几乎都向他借过钱，不管能不能还得上，他都没拒绝过。父亲虽然识字不多，但他看重教育，凡是家里子女读书成绩好但有困难的，他都乐于帮助。庆学大叔家有四个女子，学习成绩都好，但家里经济困难，实在难以供她们上学。父亲毅然承担他家二妹的学费及生活费，从初中一直到上大学。而今，父亲和庆学大叔亲如兄弟，二妹重庆大学毕业后，如今事业有成，逢年过节，第一个问候的电话准是她。

看着父亲的脸，这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老人，但他就是我的天，曾经为我遮风挡雨，陪我幸福成长，送我走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