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乡村我的厂

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村子是个离县城5华里的小地方。村里除了土坯房，只有几棵杨树和一个麻池（也不沤麻，人们习惯这样称呼）。我印象最深的是父辈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屁股朝天嘴朝地，一天一个劳动日（当地方言中，日读 yi， 所以很押韵，有民谣的美）。人们在天晴日暖中扛起锄头下地，冬天时蜷缩在炕头上取暖。雨水来时，院子里的屋檐下就放许多盛水的器皿，接满了能用好久；没有雨水时，就吃旱井里的水，那时候人们不怎么洗澡，因为缺水。

我大概六七岁样子时，村民奔走相告，咱们这里要建一个化肥厂，他们把两手张到最大，比划着说，就这么这么大的厂。

不久，这个小村就不再平静了，机器轰隆轰隆地开进来，还铺了铁轨，火车也开进来，天南海北的人也汇聚过来，有许多工人（他们自豪地声称自己是工人）就住在村民的家里，并不多的租金让村民多了一项收入。甚至有许多高鼻梁、黄头发的外国人，村里人像看马戏团似的围观，那些外国人不介意围观，也会回村里人以微笑。

村里的变化，村民还是慢慢察觉的，打工的地方越来越多，只要肯出力，一年下来能挣许多钱，这是他们以前根本不敢想象的，脑袋活络的，成了万元户。村里通了电，晚上去看戏，不用再点汽灯了；孩子们晚上上自习，也不再点自制的煤油灯。通了自来水，拧开水龙头就可以用水，那些旱井也就慢慢填上了。火炕没有了，代替的是床。因为依托着工厂，人们休闲之余，最重要的事就是去厂里的澡堂洗澡，并能在工厂的文化室看电影、下棋、看书、打球。每当厂里有活动时，村里人就梳妆打扮、三三两两去参加，仿佛节日都多了起来。生病了，也不用赤脚医生了，就在工厂的职工医院看病。村里人欣喜地接受并享受这种变化。

后来，我知道了，这个厂子全名叫“山西化肥厂”，是当时国家为了加强农业生产，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投资建设的第一座复合肥生产基地，也是亚洲最大的。从1972年开始酝酿（基本与我同龄），一直到1978年动工，颇费周折。我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长大，到了18岁时，招工进厂，成了一名拿土地换身份的、农业与工业交换的、实际上没有脱离农民家庭与身份的工人，站在了隆隆作响的机器旁。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征程，我生活的乡村和养育我成长的工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乡村里，水泥路铺满每一条小巷，村里通了公交车，村民们不愁吃穿，有的还开着小汽车出入，闲了也会去跳跳广场舞。有一年过年，村里出现过这样的春联：翻身不忘共产党，致富全靠化肥厂。随着城市的扩大，这里渐渐成为城乡接合部，人们过着和祖辈们完全不同的生活。

我的工厂慢慢扩张，从化肥的单一生产，考虑到环境问题，慢慢发展到化工与日用品、化学用品及化肥并行的路子，我们的产品遍及许多领域，行销全国每一个省份，为农业生产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今这个改名为“天脊集团”的厂子，随着化肥生产企业的陆续上马和进口化肥的放开，已不复当年的辉煌，但，是这个工厂给了我生存的空间，我在它的行走过程中成家亦立业。

我生于其中，长于其中，多少年从未离开过，我见证了工业的几十年发展，也见证了乡村的几十年变化，工业大潮到来时，农业社会的变迁和更迭给我带来了许多思索，这也许是我下一本书的内容。

如今回味，我的乡村我的厂都是我不绝的文化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