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杆秤，那饭店

提起秤来，人们会想起它的发明人古代商人范蠡，是他受到农夫用一根横木绑在一根木桩上用木桶在井里取水的启发，发明了这一在市场上统一计量的工具。而在我的心中也有一杆40多年难以忘怀的秤。

那是1975年6月，正值知青上山下乡的年代，实行厂社挂钩、对口安置知识青年。一直在铁路工作的我被派往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公社担任知青带队干部。到了这个公社不久，正逢社里开三级干部会议（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会议。当时的我，对农村的一切既感到陌生又感到新鲜，那次开会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摆在会议报到处的那杆秤。每个前来报到的人都背着一小袋粮食，尽管你不认识他们，但你从他们粮袋交的粮食便可以辨别出他们的身份——交包谷和麦子的是山区的，交大米的是坝区的，交粮标准：大米一天1斤，包谷和麦子一天1.2斤。

记得在城里时，也经常开会，吃会议伙食，但是会议报到处和农村不同，是没有那杆秤的，前来开会的人交的是粮票，但也有一些麻烦，由于铁路上点多线长，有的车站属于贵州和四川，比如红果车站，属于贵州盘县，成昆铁路的拉鲊车站属于四川攀枝花，他们使用的是当地的粮票，在云南是不能流通的。所以他们每逢到昆明开会都要到单位打证明，到粮店换成全国粮票。我就遇到在贵州和云南的铁路同事开会时忘换全国粮票，从我这里借粮票的情况。

刚到农村的我，还带着疑问问过公社干部，才知道那些年，我们国家实行城镇人口粮票制，农村的人口没有粮票，除公社的国家干部外，其他的人都只有交粮了，按照当时的规定，交的包谷和麦子可以统一到大板桥粮店换成大米。后来，我发现不但在公社是这样，在区上、市上也是这样，我也慢慢熟悉了各种会议报到处的那杆秤，也就见惯不怪了。再后来我还发现，农村的大队干部和小队干部到城里办事都是要自带干粮的，因为没有粮票在饭馆里是买不到吃的。

我结束知青带队工作回城时，一次在德胜桥附近的工农兵饭店遇到了大板桥公社沙沟大队的支部书记李洪，他正从那里吃了饭出来，他告诉我这里吃饭不要粮票，是昆明市新开的独一家不要粮票只收钱的饭店，连菜带饭2角钱一餐，他们来昆明办事都在这里吃饭。我顺便望了一眼，难怪饭店前排了那么长的队，可能都是身上没有粮票的人吧。现在这家饭店的位置成了邦克大酒店，但在很多老昆明人的心中还记着这家不要粮票就让人填饱肚子的小小饭店。

那些年，那杆秤，那饭店，在今天连粮票都没有见过的孩子眼里是不可思议的，却是昆明40多年改革发展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