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作

我曾非常羡慕且向往那些以处女作而一举成名的作家，如曹禺的话剧《雷雨》，高玉宝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既是处女作，也是成名作、代表作。但这样的情形也许不多，于我则更是一种奢求。巴尔扎克早年发表过五六部小说，人们几乎连它们的名字都记不起，他的代表作是中年之后创作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丁玲15岁在周南女中上学时就在《浙江日报》发表了诗歌处女作。23岁又在《小说月报》发表小说处女作《梦珂》，仍鲜为人知。到她24岁发表日记体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才真正成名。

我十六七岁高中毕业后开始练习写作，也是从那时开始悄悄构筑自己的作家梦。写着写着，就开始给报刊投稿。那时的写作非常盲目，思想更是十分浅薄，想到什么写什么，写了就投，希望自己的“处女作”早日诞生。结果最先“问世”的却是一篇知识小品，发表于1984年5月23日《湖南日报》“湘江”副刊的《“三部曲”知多少》。现在看来，那太不算一回事了，甚至羞于见人。而那些自己倾力“创作”的，寄于厚望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众多所谓“作品”却如石沉大海。但不论怎样，第一次看到自己写的文字变成神圣的铅字，心中的喜悦之情自不必提，就像自己生下的孩子一样，倍加珍视。那时的媒体单少，文青们都有着深厚的“铅字崇拜”情结，对铅字有一种近乎宗教式的膜拜。甚至那时的所谓作家梦，倒不如更直观地说就是“铅字梦”。

那毕竟不是一篇如自己期待中可以传诵一时的佳作，终觉不好意思拿出去示人。但既然要写作，就要面对读者，丑媳妇终究是要见公婆的。令我想不到的是，这事在校园里广为传播，一时成为师生们谈论的新闻，我也因此受到不少鼓舞。那时的报社做得很到位，对于这样一个豆腐块，仍然郑重其事地寄来样报，且汇来5元稿酬。这对当时月薪34.5元的我来说，算是一笔大收入。我在郴州师范上学时曾作古正经地写过一篇近万字的小说。我的文学老师陈士洪先生耐心地为我作详细的修改与点拨。当时已毕业两年多并无什么成绩向老师报喜，深感辜负老师的期望。在给先生写信时只得把这篇不起眼的“作业”寄上。陈老师却像呵护幼苗一般，及时回信鼓励我：“文虽小，内容却很充实，文字精炼。足见你几年来学识笔力均有长足进步，这就是很好的新起点。”并不忘教诲我：学问之道无涯，不能急躁，要有计划，有方法，有主次，有毅力，坚持渐进积累。恩师的鼓励和教诲受益终身，没齿不忘。

带着学生时代的文学梦，背着一箱子没读完的文学书籍，毕业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又如愿地成为一名语文教师，在那个年代，我对自己人生境遇的第一幕应该说是满意的。面包有了，还有文学，又是在远方。因为离家确实比较远，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回一趟家得耗上整整一天，如果误了点还得在县城住旅社。作为恢复高考后郴州师范首届毕业生，在这么一个环境中，一个教龄不到3年、年龄不满22岁的青年教师，或者暗地里也自认为是一个文学青年，教学之余喜欢写作，终于第一次在省报上见到了自己的文章，尽管只是一篇三四百字的读书笔记，但对于一个喜爱写作的人而言，哪怕只有一句话，也是一件可以载入个人史册的大事件。

作为一个年轻人，虽然不知道自己将来的路该怎么走，会走到哪一步，但正如老师所愿，我把它当作一个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