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今天>与我》

徐晓的《<今天>与我》发表在美国出版的1999年的春季号《今天》文学期刊上，1999年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同期收入此文，承蒙网友深宵旷野独行人的推荐，买不到原书，只好在网上查找到，就在网上读了徐晓写于1997年的这篇文章。可能许多喜欢诗歌的人早已看到过这篇文章，今天重新提起来，完全是因为自己以前的孤陋寡闻所至，且我实在是喜欢徐晓的文章，阅后便记下读后感，聊也自慰。

徐晓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我之所以写下了以上的文字，大多是因为我们的儿子周易然，当年他还没有出生，如今也只有九岁，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只有靠母亲为他留下一点父辈的踪迹，我希望将来他能从这些文字中了解并感知他的父亲。”其实何尝又不是让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去了解那些不曾经历过的往事。

《今天》停刊到现在大约已经二十六年，许多当年热爱《今天》的人或许早已经忘却它，或是忘却了它曾经的存在，也许包括那些曾经为《今天》而付出心血的人。可是有一个却始终没有忘记《今天》，这个人就是徐晓。

1973年，18岁的徐晓从朋友那里得到一册手抄本的诗集，正是这个偶然的机会，彻底改变这个正值青春年少美丽的少女，通过《今天》这本诗集，她认识了诗集的作者赵一凡，赵一凡是影响徐晓人生最重要的人，徐晓在一凡家结识许多的文学青年，在一起读当时列为禁书的《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望者》《新阶级》等书。徐晓在一篇题为《无题往事》的散文中这样表述赵一凡对她的影响：“我把他当作我的上帝，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并不在乎他把我带到哪里，事实是，他带我到哪儿我都会万死不辞。”这是一个人的影响力，抑或是时代的影响力。

正是因为这样，她和赵一凡在1975年同时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入狱。在两年的牢狱生活中，一凡向她介绍了北岛，就是后来《今天》的主要发起者和重要的参与者赵振开，她还在狱中认识《今天》后来的参与者程玉。程玉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因反革命罪被捕入狱，那时的徐晓不到20岁，而程玉则不到17岁，她们被关在北京城南的同一座牢房里。《今天》停刊后，程玉到美国留学，后来她们偶然在北京相遇，那天是六月四日，第二天又在家门口告别，一周后程玉又回到美国。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偶然的相遇，预示长久的离别，除相拥而泣，剩下就是无尽的思念。

赵一凡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徐晓的人生，而且一凡的存在，成为徐晓的精神导师和精神支柱，他们一直保持那种纯真的朋友之间的情谊，徐晓在文章中写道：“我愿意他活着。为我而活着，为世上有一个真正理解我、呵护我、容忍我的人而活着，尽管我很清楚世上没有谁能仅仅为谁而活或者为谁而死。”她（他）们从认识开始一直到一凡1988年去世，保持了15年的友谊。一凡去世时，徐晓正好生下了她的儿子，为没能去照顾病重的一凡而感到内疚。

我读这些文字，其实我并不懂得诗歌，也不知道诗歌对于诗人的重要，我只觉得通过《今天》，看到那些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友谊，看到朋友之间的真情。于我来说，这些尤为重要，这就是我写下这些文字的理由。

徐晓的《 <今天>与我》写到两个重要的诗人北岛和芒克。徐晓是通过赵一凡认识北岛的，徐晓从赵一凡那里看到的手抄本诗集的作者，就是北岛。那时原徐晓只不过是一个18岁的美丽少女，当时已经是小学教师。这使我想起我的姐姐，我们家里最苦命的人，也是在18青春花季时，到我们这里一个偏僻的乡村当一名小学教师，后来我姐夫40多岁患脑中风瘫痪在家，姐姐无怨无悔服待护理他整整17年。这是一点题外话，用宿命论的观点都是每个人的命运。

两年的牢狱生活，使得徐晓情绪很低沉，为此赵一凡介绍一些朋友给她认识，这其中就包括北岛，北岛的本名叫赵振开，从认识的那时起，徐晓就只叫他振开。振开是一个性格抑郁不善言谈的人，他不会高声的讲话，也没有激烈的言词。那时，振开唯一的妹妹姗姗因为抢救落水儿童刚刚牺牲不久，心情是最不好的时候，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如果死是可以代替的，我宁愿去死，毫不犹豫，挽回我那可爱的妹妹，可是时势的不可逆转竟是如此残酷，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可见失去亲人的痛苦，给了诗人极大的打击，对北岛的影响是多么之大。

在朋友的圈子里，北岛有个外号叫“老木头”，徐晓认为振开那是“有思想的木头”，他把自己的思想和敏锐藏在木呐的外表下。北岛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有思想的人，正因为如此，他的诗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徐晓在文中写到：振开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但是政治过多地干预了他的生活，影响了他的创作，于是，人们更多地记住了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的诗句，而忽略了另一些像“从那微笑的红玫瑰中／我采下了冬天的歌谣”这样的诗句。也就是说，人们宁愿记住正义的、英勇的、深刻的北岛，而往往忽略了内向的、孤独的、脆弱的振开。

在《今天》发刊期间，北岛在市政公司做挖路工作，也曾一度到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新观察》当临时编辑，但这些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成就。后来北岛在《今天》停刊后不久，就出国定居了。

《今天》的参与者们，曾经在1988年举行过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当时在欧洲的北岛也赶回来参加纪念活动。在会上宣读了给赵一凡的悼词，一凡正是在那一年离开了人世的。作为一种民刊，《今天》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任务，虽然它并不能因此而改变什么，但是对于它的参与者来说，其人生的意义却不寻常。

徐晓在文中提到的《今天》的另一位重要的诗人芒克。芒克本名叫姜世伟，徐晓说，她从来就不叫他姜世伟，而是称他为芒克。这里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于徐晓来说，她从不叫振开的别名北岛，也从不叫芒克的本名姜世伟。我想，这完全出自于一种不自觉的选择，而是完全和两位诗人不同的性情有关。

芒克在70年就开始写诗，芒克是个性格开朗豪爽的诗人，徐晓认识他时，芒克27岁，是造纸厂的工人，一个极富感情色彩，感情又很外露的人，有英俊的外表和浪漫的气质。每个人和他在一起，都会非常的欢乐。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粗扩与豪爽的人，在生活中却是一个近乎有洁癣的人，他的穿着总是那么整洁，家里收拾很干净。徐晓写道：“如果说振开写诗是思想，那么芒克写诗则是呼吸。”

我并无意将两位诗人放在一起比较，只是觉得在他们两个人之间，找到作为诗人共同的平衡点。无疑北岛和芒克都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诗人，也是《今天》的重要发起人和参与者，和徐晓一起见证《今天》曾经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