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父亲和我
1.
我的祖父生于1921年，出生时家境贫寒。更早以前，太祖父曾和他的大哥去城里乞讨，兄弟二人冬天趴在一起取暖，常被过路的人用脚拨开，以此取乐。太祖父的大哥二十八岁病殁，而太祖父为人正直、勤劳，后来改变了乞讨的命运，还负责为本地建起一所学堂，从此本地孩子有了学上，太祖父因此受到地方尊重。大概从那时起，我们家就被当地人称为耕读之家，书香门第。
祖父从六七岁开始放牛，给地主家打短工，后来读了村里的私塾、初小，在永兴镇上了小学。再想继续读书就要到省城上中学。村里到省城兰州八百里路，正是战乱年代，去路何其艰难，祖父却不顾家人反对，无比坚决地背着他的木箱子，里面装着窝窝头玉米面煤油灯毛边纸，还有一件补丁摞着补丁的白麻布衣，穿着一双草鞋，用半月甚至一月的时间，步行去兰州，到洮沙辛店兰州中学求学。
祖父八十多岁时，曾经描述过他初次到达兰州时的情形。头发如毛毡，面色黧黑，原本破烂的衣衫变成一些布条子，挂在身上。腿部浮肿，水桶一样重，再难迈开一步，一双草鞋只剩几截草绳捆绑在脚上，脚趾上脓血模糊。同学们都围着他叫喊，以为校园里来了要饭的。
1944年7月，祖父初中毕业，先去了兰州红泥沟砖瓦场当了两个月小工，再到兰州空军第七总站气象通信训练班学习，结束时，队长训话，参加学习的七十二名学生必须全部参加国民党，不然就不分配工作。在饭碗的逼迫下，大家走投无路，集体填表，祖父被分派到航空部队，在地旷人稀消息闭塞的河西地区嘉峪关空军312电台随军做了三年通信兵。祖父在兰州上学时，有一个老乡是长道乡的赵举贤。赵举贤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国家社会科学院哲学部工作，一直从事党的理论和哲学研究。他们二人毕业时约定，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发展，他俩一定要互相照顾，共同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此后便一别数年。
1949年5月，解放军开始向西北地区进军，祖父所在的部队，所有人员行李已被打包上了飞机，即将集体撤离。这时，他的同学赵举贤出现了。赵举贤的动员和劝导，坚定了祖父回家的打算。他以回家探望为由向部队请假，得到暂时许可。祖父丢下行李，从天水赶回家中。从此，祖父的人生之路便有了新的朝向，投入即将来临的新时代。
在西和县红色革命纪念馆里，有一帧黑白照片。照片注析：“1949年10月中旬，县委书记白云亭在宝泉乡王家斜坡主持召开会议……20余名西进干部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名单里有祖父的名字。此后二十余年时间里，祖父从事过县委宣传部工作，做过文教科长，银行股长，最后在何坝公社离休。那一年，祖父55岁。祖父回到稍峪村后，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重新做起了农民，与乡亲们一起科学种田，开垦荒地，筑渠修路，把30年的光阴献给了家乡的土地。
祖父的遗物，是半屋子的书籍。其中三份散发着霉味的入党申请书底稿显示，祖父离休回家的1975年，才终于如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发黄的纸张，娟秀的字迹，是上世纪的物品了，我在2019年的阳光下，翻看祖父的字迹，辨识近五十年的光阴。
祖父是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一代人，如果健在，已98岁。
2.
我的父亲出生于1949年。
父亲到了上学的年龄，村子里一座古旧的寺庙被改建成学堂，父亲幸运地在家门口读完小学，又去县城，在当时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读书。父亲勤奋好学，受祖父影响，习得一手好字。那时候祖父有一些藏书，父亲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那些书，有着很好的文学功底。直到我少年时期，我还出于好奇时常偷偷爬上柜子，乱翻那些古旧绵软的书，发黄，古旧，很重的霉味。中学时期父亲写了很多诗词，对仗工整，意象恣肆。读父亲的文字，能感觉到那个时代积极昂扬的斗志和热血沸腾的精神。旧照片里的父亲，裹着绑腿，扛着枪，英姿飒爽，直视前方。
中学毕业后，父亲选择了一条非常艰苦的路，到靖远煤矿当了一名井下工人，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吃上了商品粮。那时候，二叔在技校，姑姑在读高中，父亲作为长子，他决心要努力挣钱，让弟弟妹妹都安心上学。后来，一直到他们各自参加了工作，1986年，父亲才调离煤矿，回到县城煤炭运输公司。
2005年，父亲提前退休回家，重新走向土地，做了一个农民。和祖父一样，他们一生都离不开土地，因为他们都知道粮食的重要。父亲一面种庄稼，一面供我们兄妹上学。父亲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让他的四个孩子都通过考学有了自己的一份职业。
近几年，父母随弟弟一起到市里去住，每每回村，他的那些老伙伴们都会调侃父亲：“老了老了，住上了洋楼，成了市上人喽！”父亲摆摆手，指着脚下的土地，笑着说：“根在这搭哩！”
父亲，今年满70岁了。
3.
我出生于1979年，是改革开放的新一代。
幼时最大的幻想是每天能够吃到糖。当时有个当兵的亲戚，每年的某个时刻会带来彩色的水果糖，那种甜味儿，是我对远方的最初向往，圆盖子一样的蓝天和黄土山接连的地方之外，一定有一个很远很远的所在，有许多糖。后来，二叔、姑姑都在外地工作了，每逢过节，屋子里拥挤起来，我在人群中穿梭，眨着眼睛看各种糖果被奶奶码放在那个高高的黑柜子上，等待分发。后来，村里商店的柜台后面，琳琅满目的商品堆放，其中最让人垂涎的就是那个装糖的纸箱子。
此外，我向往小红皮鞋、发夹和连衣裙，因为暑假时村里来了外地的亲戚，他们的小女儿就是这样一身打扮，还在麦场上给全村人展示幼儿园学的歌舞。村子里的小女孩看着她，眼都直了，那时我们都没有漂亮的裙子。外地工作的大人们似乎明白我的心事，在第二年暑假到来时，这一套装备给我配齐了，我像只快乐的蝴蝶，在村子里飞来飞去。
上学后，我迷上了文字。这缘于我的祖父。那时村子里没人愿意为邮递员承担书报杂志信件的代收工作，而我的祖父承担了下来。这样，我们家就成了一个邮政代办点。于是在我们家的八仙桌下面，就堆满了《少年文史报》《教师报》《读者》《飞碟探索》《甘肃农民报》等。我如饥似渴地读着它们，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读完了，再背着小书包把书报信件送到主人手中。我特别感激那一段岁月，让身处大山深处的我，拥有了一双了解世界观照内心的眼睛，也把文学的种子撒在了心里。
现在想想，祖辈父辈们受尽困苦艰难为我们铺平了脚下的路，我们这一代，是幸福的一代，像身边的同龄人一样，在安定和平的年代里，考上大学，走上工作岗位，努力工作，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小窝，我把祖辈父辈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他们听着遥远的故事，眼睛会发红，会有很多“为什么”。生活在小城，工作之余，我努力追寻一种精神的宁静，读点书，写点文字，经营内心的一方田园，努力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我想，我就像是在接力，要传好手中的接力棒，稳稳地交给身后的新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