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归处是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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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是全人类共通的情感，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主题，乡愁情结可谓江河滔滔汪洋无际，从《诗经》《楚辞》，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等诗词名句，这些都是镶嵌在中国人文化基因中的情愫，但传统的“乡愁”大多由于时间、空间的距离或特殊的人生际遇而产生，而现代中国人的乡愁则负载了更多复杂的因素，在鲁迅的《故乡》中，叙述者“我”千里归乡，在家乡感受到的不是久违的亲情，而是一个新知识分子在旧伦理秩序下乡村的“隔膜”，是变化了的“我”与不变的乡村的内在冲突，但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更复杂的是，我们面临的可能是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变化了的“我”与变化更加剧烈的乡村之间的情感矛盾：我们熟悉的乡村与乡土中国已经处于逐渐消失的过程中，那么我们的“乡愁”又该安放在何处呢？

田野调查（Fieldwork），又称田野考察、田野工作，兴起于人类学领域，现已成为人文学科中被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本着田野调查式的求实精神，我的新作《哈达玛尔笔记》最生动的元素仍是人文。我写《野田荒冢梦里迢迢》《木尼乌拉那优美的牧场》《穆纳山下的枪声》《罂粟之祸》《叫魂》《一头多尾蛇》《辫子的记忆》《地痞贾二元》《父亲的春天》《一滴露珠》……我尤其热衷于展示那个久远年代里哈达玛尔乡村以及它辐射周边的生活画卷。我努力用文字恢复这个小地方的尊严，不贬低也不抬高它们的价值，只是体谅、挖掘并呈现出它们本来的价值。

叶芝说过，乡野传说是一个国家最大的文化遗产。严格地讲，我真正开始关注故乡哈达玛尔（今哈达门村）并付诸实施田野调查，是从2009年1月开始的。那时我带领家人开始在父母亲早年留下的老旧的一片山地牧场上筹划、协调、栽植树木、绿化荒山，长达六年的劳动、奔波，乃至无以言说的艰苦付出，我们为家乡献上了一片绿荫。在此期间，我无数次地走访当地老者，我们一起吃饭说话聊天，对村里的姓氏成分、宗族关系、家庭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做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我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河流、桥梁、山川，乃至家族墓地，寻找往日的伙伴、长辈与已经逝去的亲人。当真正走进村庄，尤其是当我不以偶然的归乡者的距离观察，而以一个亲人的距离进入村庄时，才发现，作为一个长期离开了乡村的人，我并不了解它。我感佩于先人们那不竭的创造力，他们的情感、语言、智慧是如此丰富、深刻，许多时候让我震惊不已，因为这些情感、语言、智慧来自于大地及大地的生活。当鲁迅看到，“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时，他看到的并不只是故乡的现实，而是由过去投射而来的“风景”，是每一个回到故乡的人都有的先验风景。《哈达玛尔笔记》是由回忆、祖居之地、先祖的经历、一代又一代先人以不屈的意志同命运抗争的一个多重的存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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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寻故乡密码的一次次行动中，我记录下每一次的田野调查笔记，对于一些历史上解不开、缺乏论证的史实，我广泛地查阅核对史料，特别是对于乌拉特部落在1648年后由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河流域举族迁徙至穆纳山（今乌拉山）南北，三个旗（西公旗、中公旗、东公旗）札萨克衙门全部设在哈达玛尔这一神秘之地长达一百一十七年的漫长历史，再就是我的祖辈在清朝嘉庆年间由陕西米脂“走西口”来哈达玛尔定居繁衍的历史，我反复做了比较深入的调查论证，我坚信历史最高的道德，就是追求真相。回到哈达玛尔，回到村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那些过往时代的人文历史，并努力展示出它独有的生活图景照进现实和当下，它的变与不变，它所经历的欢乐，所遭受的痛苦，所承受的悲伤，慢慢浮出历史的地表。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哈达玛尔的耕耘者，苍天下，厚土上，一代代先人凭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牛”精神，日复一日劳作，开拓千顷良田，不断扩张延展。

我和哈达玛尔那些默默无闻死去的和活着的人一样，不怨天，不怨地，没什么大的奢求，但我们都知道怜惜和疼爱。我们怜惜如今风调雨顺、安泰自然的生活，疼爱每一个贴己的老人和孩子，珍重和尊重每一寸绿了又黄、黄了再绿的光阴。

记得，有一次我回到父母的老院子里去清理和归置仓房。首先进入我的视线的是用散穗的高粱刮去高粱糜子上的壳，做成的笤把靠在墙角；一口箍着铁箍的大缸里装着尚未加工的黍子，四个用混凝土和砖石砌就的相对成正方形的粮仓装满了曾经使用过，耗费过父亲几乎一生心血的被他抚摸过千百次的农具……在这一大堆农具中，我竟找到了童年的美好和无限的感慨。铁锨、锄头、木叉、犁铧、篓、筢子及各式各样的农具承载了差不多农耕时代的全部历史，这些历史勒在父辈乃至先祖的肩头，沉重且冰冷！与簸箕、笸箩、桶、石磨、石碾、磙子、碌碡等碾出的农民的生活，贫瘠、坚硬。我的童年乃至少年，曾经安放在这样的农具和生活用品中，让我尝够了苦涩但值得永远珍藏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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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从来都是怀旧的，伤感的，沉重的，也是温暖的，情绪状态表现各异，但其情感倾向和美学特征，总体指向一个汉语词汇：美丽。乡愁是古已有之的，无论哪个民族，哪个地域，哪个时代，如果说，大地上的庄稼牧群供养了人们的身体，那么乡愁情绪滋养的是人们的精神情怀。乡愁最早获得学术命名时，多少显得有些沉重。早在17世纪，瑞士的一位医生在诊疗一些病患时，发现并总结了这一种病理特征，他将其界定为：乡愁。大意是，一个生病的人因为他并非身处故乡而感觉到的痛苦，或者是，再也无法回到故乡的恐惧。确实，乡愁是一种带有高贵感的怀乡病。人在离开故乡后，不由自主怀恋故乡。因为故乡不仅有亲人，有熟悉的土地风物，更重要的是，故乡承载着自己最初的成长记忆，以现代西方哲学家乌纳穆诺的说法，记忆是一个人最主要的精神资源，这是确定自己是否存在的最重要的载体，记忆失去了，也就失去了自己人生的价值，哪怕这种记忆是苦难的，但也具有不可与他人交换的无上价值。至于再也无法回到故乡的恐惧，更是一种生命失去依靠以后的震荡情绪。

作家张承志在完成《心灵史》的六年时间里，一直没有离开过那片“千山万壑的旱渴荒凉”的西海固。他说：“西海固，若不是因为我，有谁知道你千山万壑的旱渴荒凉，有谁知道你刚烈苦难的内里？”他说：“西海固，若不是因为你，我怎么可能完成蜕变，我怎么可能冲决寄生的学术和虚伪的文章；若不是因为你这约束之地，我怎么可能终于找到了这一滴水般渺小而真纯的意义？”

“木有本，水有源，人有宗，族有祖”。寻根问祖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一个民族无法摆脱的文化情结。美国作家卡尔松·麦克库勒说：“要知道你是谁，你就要有一个来处。”《哈达玛尔笔记》中所有人的面孔，有些是我熟而又熟的（比如说我的祖父、我的父辈们），他们的惆怅与欢喜我看在眼里，装在心中，他们的情绪如我的情绪，表情似我的表情；我会不由自主琢磨他们擦拭农具时的心情想搞明白他们给牛添草时的企望，仿佛已经体会到了他们送女儿出嫁时的不舍和埋葬老人时的哀伤；河谷里的柳树与杨树，我知道它们是如何经历风风雨雨长出来的；从土屋到砖房，我眼瞅着人们如何一步步走过来；入村的小路，我参军出来时走的是土路，再走进去时变成了柏油路乃至水泥硬化路。哈达玛尔的故事便是我的故事。事实就是这样，我的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列祖列宗都埋在穆纳山阿贵沟的向阳坡上，我遥望着穆纳山，我心里装着穆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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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以来中国的一个特殊经验是，我们始终处于飞速发展与剧烈变化之中，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从革命中国到当代中国，我们以一个世纪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数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从乡村的角度来说，我们走过了“土地改革”“合作化”“包产到户”“脱贫攻坚”，如今又走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期间经历了数度天翻地覆的巨变。我们正在逐步推进城镇化，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将告别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农耕文明，但传统中国文化建基于农耕文明之上，我们所熟悉的也是“乡土中国”，一旦“乡土中国”不复存在了，那么何谓中国，何谓中国文化，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还是“中国人”？这些都不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并界定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个时代的乡愁是一种更加复杂难言的情感，其中既有个人对故土的怀念与眷恋，也包含现代主体对旧日时空的隔膜与内在矛盾，更包含身处工业与信息文明时代对农耕文明的遥望、珍惜等复杂的情绪与态度等等。

村里人珍爱脚下的黄土，期盼风调雨顺好年景，不会膨胀的欲望与那土地已结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而世代相安，却支持、怂恿这块土地的“叛逆”：“争口气，有出息的进城去”。你稍有不顺，又会说：“回来吧，还是咱村上的酸粥、酸白菜养人”！这是一种看似相悖却意味深长、专属于那块土地的情怀。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一代代哈达玛尔人在穆纳山脚下的这片土地上生活过，但并不是每一个时期都被书写和记录过，当今的“我辈”自有不同于前人的视野和眼光，以我们的眼光去书写记录每一个时期的人文历史、民俗民风，自然会带有我们的生命气息和我们眼中的美，乃至独有的判断。我是一个有历史情怀和现实关照的人，我是怀着对故乡哈达玛尔的热爱去写作，怀着对这个生我养我的村庄的现实关注去写作，这也恰恰回应了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实质。这样的写作对我既是一次考验（知识），又是一次向历史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的机会。有人说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还乡，写哈达玛尔当然就是我的一次还乡。遗忘是因为无视，铭刻是因为惟一。乡关何处是，此心归处是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