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农村当代课教师

1969年底，因为全家下放，为帮助有“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父亲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和年仅6周岁的弟弟，我从原先作为知青插队的金坛水乡转迁到句容的偏僻山区劳动，协助父母挑起了家庭生活的担子。父亲下放后没有工资，因为不是农村壮劳力，一天只有6分工，我因为不会用牛耕田等技术，每天9.8分工，一年几乎劳动360多天，总算可以冲抵父亲、弟弟和我全年的粮油和烧草。母亲是带薪的公办教师，每个月有44.5元的收入，除了每月寄给外婆10元生活费，其余可以维持她自己的生活费和全家人零用，在当时的农村算是“小康”之家。

母亲作为一名本科毕业的老教师，给农村小学生上课没有什么困难。但母亲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妇科病等多种疾病，很难长年承受农村山区学校上下班路途之苦。狂风暴雨和冰天雪地的日子里，每天上下班都必须有人接送，否则无法到校和回家。到了后来，每到暴雨和冰雪季节，她只好向公社管教育的负责人请病假，并提出让我代课。

一次，这位分管教育的负责人准备到我妈妈上班的学校视察。途中，在我们家吃公家买单的“派饭”，饭后居然同意了这个请求。他大度地说：“徐老师，你就安心地在家养病吧，你儿子很优秀，他代课，我放心！”当时，我是县广播站和公社广播站小有名气的通讯员，全公社家家户户的广播喇叭里，几乎天天播放我写的新闻报道，我还为公社党委书记写过报告，在当地小有名气，他对我也算熟悉。

就这样，上世纪70年代初，我成为一所“五七”学校的公办代课教师。为什么起名“五七“？一是因为毛主席在文革中的5月7日曾发表“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的“最高指示”；二是因为这所学校是小学五年、初中两年的七年制学校。我教四、五年级两个班的数学课和六、七年级两个班的美术课。除了寒暑假，我每月可以领到26元的代课金。这在当时的农村学校中属于高收入。

为了对得起这份工资，更为了这来之不易的临时工作，我教学特别认真。课前，我认真备课；课堂上，我精心讲解；课后，我耐心辅导，确保每一位学生当天的作业全部过关，美术课也是如此。当时农村学校的美术教师都是兼职，且没有美术教材，随便找一幅画让学生临摹就完事了。我上小学时曾经是镇江少年之家美术兴趣小组的学员，有点美术基础，因此我的美术课从素描教起，还常常带学生到校外写生——我自己一边辅导，一边写生，给学生提供参考。为此，我的美术课特别受学生欢迎。我还在学校给学生办起了新闻写作兴趣小组，并就此写了一篇新闻。有关报道被公社和县广播站播出后，当地的高中校长找到我，邀请我星期天到学校给高中学生进行新闻写作的讲座。

正当我春风得意之时，大队革委会主任来到我全家所在的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命令我立即从学校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理由有二：一是我是到外大队学校代课以后才向本大队革委会报告，属于“先斩后奏”，是违反本大队规定的；二是我是“反革命子女”。其实我与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关系不错，去当代课教师也经过书记同意。这位主任对书记职位朝思暮想，处处找那位书记的茬，常常到公社打小报告，我便成了“二虎相争”的牺牲品。当年，我不仅是大队党支部任用的通讯员，还写过入党申请，也因为这位主任反对，没有被批准。无奈之下，我只能离开学校，回生产队参加劳动并继续兼大队业余通讯员。

终于熬到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经新任大队书记提议，我担任了队办企业供销员。在完成三个小厂的创办，供销走上正轨以后，我提出在本大队小学当代课教师的请求，大队党支部同意了。于是，我当上了二、四年级复式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当时的村小只有三个班，除了二、四年级复式班，还有一、三年级复式班和五年级毕业班。课堂上，必须让一个班自学或做作业，同时给另一个班讲课，然后不断轮换。当时的农村小学甚至有五个年级一个班，一位老师同时教的情况，那位老师必须有孙悟空“72变”的本事才能胜任。当然，教学质量也无法与单班教学相比。

1979年初，我终于有了上调回城的机会。那时候，知青也可以在当地安置，安排在当地可以拿工资的单位。我可以在所在公社转正式编制的公办教师。我向公社管教育的负责人提出，因为我当时已经在农村成家并有了孩子，只要同意我在本大队当教师，就不回城了。但是，那位负责人肯定地回答：“不可能！所有公办教师必须在各个村小轮换。”于是，我很快办理了回城手续，为了不影响我所教学班孩子们的学习，也因为回城后的工作单位还没有落实，我继续在那所村小教书，直到放暑假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那些纯朴的农村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