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棍儿

儿时，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天，我也很少能吃到冰棍儿。

那时母亲重病在身，病情发作时，干裂的嘴唇都能揭得下皮来，不时念叨着:“我的心咋这么热呢！脑瓜子也快要崩开了似的。”父亲赶紧请来村医，给母亲打一针，又到村里的深井里挑回凉水，舀一碗，让母亲喝一口润润嗓子，然后把毛巾直接扔进水桶里，捞出后拧干，敷在母亲的脑门上。若是碰巧儿村里来了卖冰棍儿的，父亲无论如何都要给母亲买两根儿去去火。

那些年，家里除去给母亲打针吃药所需的开销，便不剩什么了，父亲就拿鸡蛋去换冰棍儿，若连鸡蛋都没有时，就到处去借。母亲埋怨过父亲：“整天乱花钱。”再看看围坐在自己身边的孩子，那冰棍儿无论如何都吃不下。

有一年，我跟姐姐卖了一堆破烂儿，除去买点儿灯油火柴啥的，还给母亲买了一根冰棍儿。跑到家时，冰棍已经化得不成样子了。

母亲落泪嗔怪道：“你们俩是不是缺心眼儿？”

若是母亲犯病时赶上冬天，父亲就借来冰穿子，到井台上把冰穿碎，挑一些蚌壳大小的冰块拿回家，丢进水缸，待冰块的颜色开始分层时，口感与冰棍儿差不了多少，便捞出来让母亲吃下，退退烧。

那年初冬的一天，我到公社卖麻籽，换回钱来打算给母亲医病。母亲知道自己情况不好，用尽最后一点儿力气喊我的名字，等我跑回家时，母亲再也喊不动了，留下年少的我们，静静地走了。

后来我考上了技校，临行前，父亲把一百元钱缝在我的棉袄里。

我知道，父亲在队里干上一年活也不一定能攒下这些钱，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绝不会拿出来胡乱花，哪怕是用来买根冰棍儿，都是对父爱的亵渎。放寒假时，我把剩下的五十元钱还给了父亲。

那个学期，技校爆发甲肝，校方怕大面积传染，决定下学期分餐，学员每月发放生活费十七元八角。我的手紧着点儿，不发生什么要紧的事儿，就不需要家里贴补了。

毕业前夕，我的扁桃体感染次数越发频繁了，我怕上班后会影响工作，便瞒着父亲，利用毕业之前这段空闲时间做了摘除手术。

术前，我按照医生的要求，奢侈地买来十根冰棍儿，掰碎，装在两个安全套里，捂到枕头底下备用。我从小到大，还是第一次买这么多的冰棍儿。术后，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把装有冰棍儿的安全套拿出来冷敷。我两手托腮，呆呆地盯着天花板。二十出头的我，在孤独无援时极易想家，想一直娇惯我的父亲，想姐姐和弟弟，想天堂里的母亲……想起母亲去世前拼命喊我乳名的场景，眼泪便流了下来。假如母亲还在，我宁愿强忍疼痛，也要把那十根冰棍给母亲退烧。

正在我胡思乱想时，病房门开了，同桌手里拿着两块雪糕跑进来，让我快些吃下止痛。我用手捂着嘴，点头感谢。我将雪糕含融化后吞下，尽管咽部像撕扯一样疼，却感觉这是我从小到大吃过的最甜、最有人情味儿的雪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