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抢
早稻黄熟之时，正当大暑，是一年中最酷热的时节。而此时，稻秧塘里的晚稻秧，也长得绿意盎然，必须赶在立秋之前莳下田去。在这两个节气之间的十几天里，村人每日天尚未大亮就下田劳作，要天黑了，才收工。先是忙于抢收早稻，紧接着是忙于抢插晚稻，忙忙碌碌，一刻不停，全然像打仗一样，这就是所谓的“双抢”。
临近“双抢”的日子，赶圩的村人比以往更多了，他们要为“双抢”做一些物资上的准备：买谷箩，买扁担，买箩绳，买筛子，买撮箕，买竹扫帚，买镰刀，买草帽……甚至还要买一些诸如腐竹、咸鱼之类的干菜。村里的木匠师傅，这段时间也忙碌开了，有的人家要做打禾机，有的要做车谷的风车，有的要整修晒谷用的梳板、刮板……这个时候，学校开始放暑假，在各级各校读书的学生陆续回到家里，远在外地单位上班的半边户，也请假回来了，那些在广东打工的人，正不断地往村里赶，全然是一幅临战状态的乡村图景。
开镰割禾的日子到了，金黄的田野上，挑箩的，抬打禾机的，割禾的，打禾的，送谷的，到处是忙碌的人，打禾机的嗡嗡声远远近近地传来。先前在生产队时，割禾、打禾、挑谷、晒谷、犁田，全队社员各有分工。现在分田到户了，所有的事项全靠自己一家人完成。人多劳动力多的人家，做起事来顺畅多了。劳动力薄弱的家庭，则要艰难得多。
我上中学的前几年，二姐还没有出嫁，那时父亲已是年龄七十上下的老人了，二姐自然就成了我们家最主要的劳动力，尽管她个子矮小。每天一大早，我们全家五口，挑着或新或旧的谷箩，来到稻田里割禾。割禾是一件辛苦活，我们卷着裤腿，赤脚下田，各人手持一把月牙状的镰刀，从稻田的一端割开几个口子，俯首曲背，速速地割着。割时需眼疾手快，左手张开虎口，朝禾蔸处推握过去，右手的镰刀不停地对着左手掌下面的禾蔸割去，刀口略为下斜，嚯嚯有声。每割了一手禾，镰刀一搭，顺势扭腰往侧后一放，重又速速地割着。这时候，禾苗的枯叶和稻穗，不时在光裸的手腕手臂擦过，留下丝丝划痕，成群的稻飞虱和各种飞虫、蚊子，也蜂拥而出，扑叮在脸上、手上、脚上，又痒又痛。只需一阵工夫，身上衣服就要被汗水浸湿。太阳出来之后，背上更如火烤。尽管戴着草帽，脸上的汗水也流得直滴，用衣袖或扯了衣襟一抹，脸色就燥热得红扑扑的。金黄的禾苗陆续被割倒，稻田里摆放了一手手稻禾堆，犹如无数个等于号，排列整齐，间隔匀称。
打禾机并非家家户户都有。分田到户之初，作为原来生产队的大件农具，通常是十户左右的人家共分得一台打禾机。因此，打禾就需要排队。通常情况时，先一户人家刚打完一丘田的稻谷，另一户人家赶紧过来抬打禾机。各家的稻田并不一定相挨着，有的还离开得很远，这样，每天里，同一台打禾机不断地被人抬来抬去，在田埂间穿行。
抬打禾机是件苦力。在我们家，抬打禾机通常是二姐和我，三姐则挑打禾机的侧板和滚子。打禾机又大又沉，尤其是在水浸田里用过的打禾机，就更沉重了。我们姐弟要从别人田里，把打禾机拖上田埂，拆卸下侧板和滚子，翻个底朝天，才能抬上肩膀，并一鼓作气，沿着弯弯曲曲的田埂，抬到自家稻田里，再重新装配好。
我们用手拨动打禾机的滚子，脚踏板在铁连杆的带动下缓缓上升，猛力踩踏，打禾机顿时发出嗡嗡的急促鸣叫，响彻烈日下的田野。我们三姐弟负责打禾，你追我赶，不停地往返于打禾机和附近的稻禾堆之间。每拿来一大手禾，我们左脚立于踏板台，右脚踩着踏板，双手顺势将稻穗伸进打禾机，触着飞速旋转的滚子，并不断扭动稻穗。嗡嗡声里，谷粒飞溅，打得板壁毕毕剥剥直响，有的甚至反射出来，打在我们的手上脸上。
父亲在打禾机后面忙碌着，他的腰差不多弓成了直角。他俯着头，双手伸进打禾机的大方桶里，不停扒拉着被快速转动的滚子打落的稻谷及零碎的稻秆、稻叶、稻穗。这些零碎之物，我们俗称毛芽（方言读音），父亲粗略拣出来，装进他身旁的旧谷箩。方桶里积聚的稻谷，父亲用撮箕撮出来，倒入新谷箩。当我们打禾之时，他几乎难有直立身子的时候，他背上褪了色的蓝布旧衣服，被汗水和太阳共同雕刻出了一大片圆圈状的盐霜花纹。
当一处的稻禾打完了，我们姐弟便拖着打禾机的两个前耳向前方滑行，父亲在后面用力推着，软软的泥面上，留下两道光滑的深泥痕。此时，若是谷箩全都装满了，我和姐姐便挑了稻谷送回家，父亲方可以坐在田埂上，掏出薄膜烟袋和火柴，卷一根喇叭筒子吸着，稍事歇息。有时，父亲也会挑了一担毛芽送回家。毛芽里面混杂着谷粒和细碎的稻穗，以后晒干了，用木杵敲打，过了筛，能得到不少稻谷。
母亲早已将我们屋旁的自家禾场清扫干净，她负责晒谷和全家人的一日三餐。我们将稻谷倒在禾场上，母亲就拿了刮板，将谷堆刮开，再用梳板一遍遍梳理，将稻谷梳得厚薄均匀，如同在禾场上摊开了一块金黄的大烫皮，“烫皮”上是一圈圈清晰的梳齿痕，看起来很是漂亮。
除了吃饭，我们大白天几乎都在烈日下割禾、打禾、送谷、送毛芽，一丘稻田收割完了，再到另一丘稻田。傍晚时分，一家人共同在禾场上收谷，车谷，过秤，计算着稻田里的收成。而后将晒好的稻谷，一箩一箩用手臂粗的麻绳扯到楼上，倒入谷廒存储。
几天过后，村前原本金黄的稻谷，收割得干净而空旷。家家户户又忙着犁田、耙田。在“双抢”之时，耕牛比人还忙碌劳累，这家刚耕完耙完，马上又被驱赶到另一家人的稻田里，一天到晚不得空闲。甚至有外村的犁田人，连牛带犁耙一并被雇请了来。不少人家等不及用牛耕田，就自家人拿了锄头挖田。我的记忆中，每年“双抢”时，我们家的稻田就多数是自己挖。挖好的稻田，铺上前几天刚割下的稻草，全家人一齐在烈日下将稻草一一踩入田泥，我们叫踩秆。我们光裸的腿脚被泥水浸泡得发蔫发白，脚丫间常被禾秆及禾蔸扎得血肉模糊。
接下来自然是扯晚稻秧，将一担担稻秧挑到田里，抛秧，莳田。此时在毒辣的太阳底下俯首弓背莳田，背上晒，田水烫，汗水淋淋，如同受刑，手指脚趾间烂得没一处是完好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村里种植早晚两季水稻的人家越来越少。许多进城务工的家庭，将稻田转包，让人种烟。种烟的人家，上半年种烤烟，下半年作一季晚稻。没有种烟的人家，也多数是作一季水稻了。忙碌的“双抢”景象，从此一去不返。在农耕时代，作为一年中最辛劳、最丰盈、又最富有希望的一段日子的象征和指代，“双抢”一词，日渐走进了人们尘封记忆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