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她的儿女

母亲的娘家在罗文镇西边的鹞雀山上，从村子到小镇有近二十里山路。母亲是外婆的小女儿，在十八岁那年，由亲戚说媒和我父亲结婚，从此，她就将一生交给了父亲和我们这些儿女。

我的大姐出生在1963年的春天，正处在灾荒年里青黄不接的季节，母亲坐月子也和大家一样吃不饱肚子；二姐生在农历五月，当时母亲在山坡上栽红苕，阵痛来了，她才停下手中的农活儿往家里赶；我生在寒冷的冬天，婴儿时期每天到了半夜便啼哭不止，折腾得母亲直掉眼泪；妹妹出生在正月，生下来臀部上就长着鸡蛋般大小的一个疱，需要到地区的大医院去治疗。为了不耽搁孩子的病情，母亲顾不得产后虚弱的身体和晕车的痛苦，跟着父亲一起去搭班车，在寒风中颠簸了100多公里的路程。

母亲是一个善良本分的农家女子。她传统、勤劳、坚韧。我的祖母去世得早，母亲嫁给父亲时就没有公婆。爷爷和父亲都是知书达理的人，没有大男主义思想，但凡是母亲独自能承担的家事，她从来不要他们父子沾手，在每个怀孕期和月子里也是如此。那些年母亲连续生养了我们姐妹兄弟六个孩子，可想她吃的苦和受的累。

我稍微懂事的时候，爷爷已经去世，又增添了两个弟弟，我们家是一个八口人的大家庭。那时，父亲在我们生产队里的砖瓦窑上班，兼任队里的干部，他整天在外奔波，撑持着我们家外所有的事情；母亲每天要按时出工参加集体劳动，家里烧茶煮饭、喂猪饲鸡和经管孩子等家务全靠她打理；母亲淹没在浩繁的家事中，很少顾及自己。

记得上世纪70年代修襄渝铁路时开山放炮，镇上的居民经常要撤离到镇子南边很远的地方去躲避。母亲担心我们饿着，每次出发前她就把罐儿里剩下的锅巴籽籽，包在沾湿的帕子里面勒成一个个饭团，给我们几姊妹一人发一个带着。母亲站在大门口目送父亲用架架车拉着我们远去，然后回屋闩上大门，躲在屋子里给我们洗衣服，收拾床铺。

小镇上演戏或放电影，街坊邻居都欢天喜地地赶去观看，父亲也带着我们姐妹兄弟去。母亲推说看不懂，从未跟我们一起去过，她一个人在家里缝缝补补、洗洗刷刷。

母亲的文化较低，见识浅，却有一个柔顺谦和的好性格。我们家的家风、为人处世的态度以及教育子女的方式，母亲都听从父亲的。我的父亲不仅有文化，还有深深的涵养，他慈爱呵护儿女，从不按照传统的教育方式打骂孩子，从不重男轻女，鼓励孩子们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能力去面对人生的艰难。母亲对孩子们的期望没有父亲那么长远，她最大的愿望是我们身体健康、快点长大。

现在回想起来，因为父母的勤劳和慈爱，我们的童年还是很幸福。虽然那时日子平凡、生活不富裕，却拥有很多的爱和自由，那种轻松和安全感是现在的孩子所无法比拟的。

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的那两三年，是我们家度过的最艰难的时期，使我们家从那艰苦的岁月中走过来的力量，是父亲的豁达勇敢，更是母亲的韧力和耐心。

那时候，我们生产队一个全劳动日10个工分，每10个工分才3毛6分钱，我们家只有父母两个人劳动，到年底分红扣除口粮款，属补钱户。为了能多挣工分，瘦弱的母亲跟几个健壮的妇女加入到男人们的生产小组，从事挑水、担粪等重体力劳动；为了贴补家用，夏日的中午酷暑难耐，人们都待在家里午休，父母却顶着烈日去大河给汽车站的食堂挑水；为了筹备给孩子们买新衣服的钱，天不亮，母亲就和父亲上山砍柴，在早晨出工前赶回，悄悄地卖给街道的小食店。

1977年的冬天，父亲被抽调到离家很远的袁坝子去修水库，照顾家庭的重担压在母亲一个人的肩头。有一回小弟娃病了，好多天也不见好转，母亲忧心如焚。天一擦黑，母亲喊我给她提灯去后面的山坡。我们来到一片荒地，母亲先点燃香烛，然后蹲在地上一边烧纸钱，一边祈求神灵保佑我的小弟娃。漆黑的旷野，青烟氤氲，时明时暗的火焰，映照着母亲那张瘦削、忧虑的脸庞……这一幕影像深刻地印入了我童年的记忆。

八十年代初，我的父亲落实了政策，分配到离家20多公里的乡政府工作，母亲在老家一边耕种，一边陪伴儿女们生活。那些年，母亲把供养子女读书当成最重要的事情，她每天在田间地头劳动，再远再累都要在学生放学前赶回家做饭，没有让我们缺过一顿饭菜，从未让我们上学迟到。

五十多年过去了，一个个爱哭爱闹的稚童都已经长大，成家立业，这是母亲用她的青春，用她大半生的心血抚育儿女的成就。

在“母亲节”到来的那一天，看到朋友圈到处都在发和母亲有关的文字和图像，我默默地坐在窗前，想起日渐苍老的母亲，想着她花白的头发和羸弱的身体，泪水便浸湿了眼睛。我最敬爱的母亲，您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用勤劳为你的儿女创造了幸福的生活，用坚韧应对了生活的沧桑，用行动诠释了一个农村女性伟大的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