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如”

为文，直接描写难以尽意，便乞灵于譬喻。作为修辞之法，譬喻是人造的。但一个不小心，像机器人居然驾驭人一般，人也会反主为客，当了譬喻的奴隶。

古老的例子见于陶渊明的《闲情赋》，他为了讨心爱的女人的欢心，连人也不做了，专心做物：要当她衣服上的领子，围绕她芳香的脖颈；当腰带，束于窈窕的腰身；当她鬓边的秀发，当让她安卧的竹席，当她足上的绣鞋，当她白天的影子……这些可名为“车轮战法”的排比，实际上是高级比喻，比如，“愿在昼而为影”，“愿在夜而为烛”，笨拙一点的表述便是明喻：我多么希望像她白天的影子，像夜晚照耀她的蜡烛。

自然，所有譬喻都是“瘸子”，总夹带着不合用、不适切的一面。当“常依形而西东”的影子够亲密了吧？还是不行——有树荫处就不见了（“悲高树之多荫”）；当蜡烛呢，太阳出来就没戏了。

刚才读书，看到清代书法理论家刘熙载的警句：“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一个“如”字，提纲挈领。书法寄托着人的学问、才华、志向。书法是表，“人”是里。原来，文人一辈子，就活成“如”这一个笔画简单的字。同理，读一个人的作品，可以知道其品格，即文“如”其人。

这个“如”字，放在现代的语境考察，是否成立？换个说法，写得一手好字的，是不是必然饱学，高才，品性端正？答案该是否定的。在分工趋细，专业化严密的现代社会，写字和刻图章，写软件程式，画设计图一样，是一种技术，一般的，并不具备自身以外的价值判断。工书者，当然有优势，如：有相当高的文化程度和对书法及相关艺术的品位。但是，如果没有背景，人事部门不会单凭书法作品，就轻率认定作者道德高尚，或胸有大志，腹有良谋，连文化馆长也未必让他当。

别说当今，即便古代，你说得出多少杰出书法家为优秀文士、官吏、良将、慈善家；也不难找出同样的反证——好字和好人不能画等号。鲁迅说过，挽联写得好无非就是挽联写得好。撰写挽联，寄托哀思和炫耀文采，哪种成分居多，一时难以甄别。但联上“前世典范，后人楷模”之类，并非盖棺论定，对此我们是心照的。

由此类推，“文如其人”一说，对之勉强地附和，也只是部分，如：文章好意味着学问好或有才气，有血性，但多数状况下，是中性。文章和品格二者，存在巨大的距离。有鉴于此，钱锺书在《人生边上的边上》中指出：“‘文如其人’，这话靠不住，许多人作起文章来，尤其是政论或硬性的学术文字，定要装点些文艺辞藻，扭捏出文艺姿态，说不尽的搔首弄姿。他们以为这样才算是‘文’。‘文如其女人’，似乎更切些；只希望女人千万别像这类文章。”（《杂言》）

男性作者以“文”去追女人，并不是杀人越货一般的黑箱作业，尽可光明正大地进行。此“追”有几途径，一曰歌颂“其女人”之美，沉鱼落雁，罗敷洛神，无所不用其极。二曰表达对“其女人”的忠贞，海枯石烂，缠绵悱恻，声泪俱丰。三曰铺陈爱之憧憬。鲁迅笔下的大老粗，愿天下人都死光，只剩下他和情人，还有一个卖大饼的。文人岂会如此低级？生花妙笔所到，尽是鲜花、祥云、天使的歌唱、花园的下午茶、芙蓉帐里的春色。当然，大团圆之前不能没有磨难，决斗，鲜血，阴谋，挫折乃至死亡，写在悲剧之中，但指归是爱的神圣。

文人为“其女人”呈献了尽可能繁缛的文采，尽可能纯洁的情怀，尽可能伟大的抱负。所以，文人之文所能到达的高度，以写“其女人”为基准。文不能如其人，却能从他为女人所耗费的全部心血中，洞见“他的女人”的诸多细节，从面貌、个性到心情。

文如其女人，搞得好，可成文人不朽的爱情佳话；搞不好，也为文人在特定写作阶段（如少年维特时期，乃至梁实秋称为“老房子失火”的老年寻偶时期）留下较为本真和热烈的记录。

一句话，男文人为女人写的剧本，以女人之“形”，赋男文人自身之“神”。女人不要上台照本演戏。从剧本中读懂男人，便算大功告成。

一个“如”字，就这样一代代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