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家变迁

我是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父母是地地道道的渔民。我的家，在淮河岸畔的一个小渔村。

小时候，我的家，是用秣秸扎起来当墙，里外用泥糊起来的，三根碗口粗的竹竿做桁条，芦苇做笆，屋顶用茅草修缮，且只有十几平方米，五尺多高。屋里用旧船板铺在地上当床，墙上挂着渔钩和渔网。一个能移动的泥烧的锅舱，上面放一口铁锅，晴天在门口烧饭，雨天搬进屋里，做饭时屋里烟呛人，眼泪不由得淌下来。

每天天不亮，母亲棹船，父亲蹲在船头上收钩逮鱼。下午把收上来的钩放到河里，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父亲磨钩，母亲补网。每天逮的鱼都卖给县水产公司收购点，不准卖给别人；若偷偷卖鱼被发现，除扣粮票外，还要受罚。有时逮不到鱼，无钱买粮，母亲只有卖几斤粮票（专业渔民吃国家供应粮）再买粮，一日三餐吃稀饭。艰苦的岁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农民分田到户，渔民捕的鱼可到市场销售。不识字的父亲，对国家政策能理解，于是，他从亲戚家借钱买网，进行网箱养鱼，又在荒滩上开塘养小龙虾，还用网、钩逮鱼。父母忙里忙外，干得热火朝天。我家的经济收入逐年增加，先是扒掉旧房，盖起了三间平楼；又造了一只新船，后边安上挂机，到河里捕鱼和看管网箱，再也不用人工棹船了。

父母虽然没有文化，但对我和妹妹的教育非常重视，经常对我们说：“渔民被人看不起，背后人叫渔猫子，就是因为没文化。你们今后上学了，要好好念书，做个有文化的人。”在他们脑海里，“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根深蒂固。我五岁，父亲就送我到学校读书；小学毕业后，我考取县城一中，吃住在学校，直到高中毕业。几年里，父母没有为自己添一件新衣，也没有为家里置办一件新家具。后来，我考取省城一所大学，学电力专业。四年里，大学资助我钱和棉衣，我深深感动，终身难忘，立志报效祖国。毕业后，我到县供电局工作。在工作中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不久入了党。妹妹在省城师范学院毕业，后来到县城中学任教。我们家翻天覆地的变化，同千千万万普通家庭一样，是国家的好政策带来的。

我和妹妹在县城工作几年后，都买上新房，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我要把父母接到县城过。由于长期在水上生活，那里的水，那里的鱼，那里的草，父母都有很深的感情。怎么说，他们都不愿意离开。每年春节等假期，我和妹妹两家六口人都回老家团聚，全家欢欢喜喜，其乐融融。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时，我总是心潮澎湃，强烈的爱国情怀在胸中激荡奔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