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饭记
黄河素有“铜头铁尾豆腐腰”之说，它软硬兼施，它浩荡东流，来到开封兰考东坝头忽然拐头北上，直奔大海。长垣兰考两岸就属这块“豆腐腰”里的一段，是九曲黄河的最后一道弯，这里两岸河床最宽，最易决堤泛滥。多少年里，在这块“豆腐腰”上，蔓延过苍老的白云和鲜嫩的草滩。
我生活在黄河西岸长垣，黄河每年发水，发大水我们这里叫“上水”，上水不同于上茶，“上水”则预示着房屋倒塌，四季度荒的开始。
那些年，两岸村庄里会经常碰到川流不息的要饭者，多以老人为主，有的带着小孩，聪明的还会打一段“莲花落”。他们㧟着柳条编的要饭篮子，篮子是小舟的形状，庞大得似乎要装下一个饥饿的村庄。人们问要饭者，哪儿的？长垣的大爷。又问，哪儿的？兰考的大爷。
尽管两位都是要饭的大爷，幽默里却不乏难言苦涩。这是旧日黄河两岸遗事。
我二大爷也要过饭，他说大凡要饭都有一个规律，很少在自家门口要饭，多到异乡他地，这样既抹开脸面，话也好说“圆泛”。要着要着成一种“无奈的职业”。当年我看电影《焦裕禄》，里面有一个镜头片段，在中原的寒冷冬夜，县委书记焦裕禄来到兰考火车站，站在广场前弥漫的风雪里，他面对着的是一个饥饿寒冷的兰考。那些站着的，蹲着的，依靠着拐杖立着的，黑压压一地，来自全县各个村庄，一个个都是要外出要饭的兰考人，他们携家带口，在大雪的静默里，这是一个对政府怀着何等渴望的群体。我眼睛湿润，如鲠在喉。
黄河人在艰难落魄时没有上策下策，只有听天由命。如今，“要饭”成为一个远逝的词语，需要解释才能理解。
在兰考仪封乡代庄村，年轻的村支书代玉建对我说，自己一家人和要饭也有密切关联，说他爷就要过饭，也是当年兰考要饭大军里的一员，在要饭的家族里，至今还有一位要饭的大伯，因为要饭才到异乡当了倒插门女婿，落户豫西三门峡，过去因为家贫很少走动，如今又续上亲情。
代玉建是一位年轻的“80后”，过去一直在郑州创业，2014年从郑州回到故乡代庄村当支书，他母亲为此事好长时间不理他，埋怨说，好不容易跳出兰考这个穷地方，咋能又折回来？
代支书说有一个事情最触动他，无论在郑州或其他地方，听口音判断，常常能碰到许多同乡，但是兰考人在外地从来不说自己是兰考的，都说是开封的，再问，顶多说开封东。皆内敛不说。甚至两个陌生的兰考人相见，都不会说自己是兰考的，似乎说出来“兰考”二字就会马上被人瞧不起。
他说，别说别人，连我自己说是兰考人都没有底气。那个要饭的名声让兰考人一直携带着。贫穷像一件无形的外衣，在兰考人身上紧紧粘连着。
代玉建当支书第一件事，首先把街道改善得焕然一新，在村里修了11条路，原来村里的道路4米宽，有时村里办红白喜事根本过不了车，现在是8米宽，最宽的14米。没有一个老百姓因为修路上访，家家通情达理，有的人家让出4分地。代庄村街道的名字起得很有“新时代”感：譬如田园路、如意路、文明路、幸福路，即使放到城市里也显得干净分明。
代庄村过去种植结构单一，只有传统的小麦、红薯、玉米，现在产业多样化，种植葡萄、苹果，培植草坪，他说，通过调查，他在代庄村因地制宜，不随大流，只种能让老百姓放心相信的。村里还引进三个项目：洁净煤厂，瑞野灯饰，云台冰菊。今年开展水产养殖，还要在冬天举办一个“捕捞节”！
代支书告诉我，1995年时，他家还吃了一冬天的玉米面，1999年他从兰考上大学时全村没有用上自来水，到了2014年回来当支书时还没有用上自来水，2014年，代庄村人均收入4600元，集体收入为零，到2017年人均收入11600元，集体收入18万元。去年，全县美丽乡村评比中代庄村获第一。2017年，兰考成为河南省首个脱贫县。
代玉建说，终于有一天，在郑州听到人们问一个骑摩托车送外卖的，那小伙子理直气壮地回答“兰考的”。语气里带着底气。
在中国，在中原，“要饭”一词后面能延伸出一部饥饿史，50多年前，焦裕禄在兰考干工作累倒了也没有彻底丢掉兰考人的要饭篮子，在代庄村村委会，我看到柜子里一排红色、绿色、黄色、蓝色、白色不同色彩的档案盒，代支书说那是2014、2015、2016年不同年份的脱贫者的档案。假设焦裕禄活着，他能看到代庄村的脱贫档案也会发出一丝欣慰的感叹。
在中国，在中原，有一天，“要饭”一词将会成为一个语言化石，多年后，也许需要语言学家加上历史学家注释后人们才能懂得。这对于九泉之下的逝者而言，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对于现世的健在者而言，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感。
那一天，在兰考焦裕禄纪念馆，我竟看到了那个用柳条编的篮子，小舟一样的篮子欲言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