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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年初一

作者: 邓长青2020/12/16情感驿站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出生在安徽大别山麓的农村。家中有奶奶、外婆、父母和六个弟妹,共11口人,兄弟姐妹7人中我排行老大。初中毕业升学考试时,我以总分第一名考上了郭沫若先生题写校名的高中“花凉中学”。

那时,农村以家庭劳力出工记工分,年终按人口平均决算“余款户”或“缺款户”,“缺款户”则扣分粮食。我家出工劳力只有父母,父亲因患肺结核病,不能出全勤做工分。我家连续两年成“缺款户”,全家人两个冬天只有喝芥麦地瓜糊。

迫于家庭生活负担,父亲无奈想让我辍学,回家帮他支撑家庭重担,打算让我学一门手艺,或兽医或泥瓦匠,并且师傅都联系好了。而学校老师则鼓励我继续上学,说放弃读高中太可惜,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且还是优秀学生干部。

第一次面临人生抉择,怎么办?我几次独自到屋后山梁上来回走着,想着。老师的期望,自己升学读书的渴望,激发了我的勇气。我决心向父亲请愿。当年升学招生是春季。大年三十年夜饭后,弟妹们都去睡觉了,我陪父亲守岁,当面向他表达了想上高中的愿望,并谈了自己的打算:利用每个周末和寒暑假,回队里挣工分,争取负责连自己在内三口人的工分,以摆脱“缺款户”的困境。父亲终于被我的决心所打动,点了点头。当晚我睡了一个好觉,做了一场梦,梦见了上高中报到时的场景。

梦醒后,已是大年初一早晨。我兴奋地迅速起床,穿衣走出家门,按昨晚睡前想好的方案,挑起粪箕往村子后山走去,捡拾粪肥。大年初一,人们都在过年,我可以捡到比往常多很多的肥料,给生产队可以赚取工分。因此,我高兴至极。

忘我地边捡边走,不经意间来到了邻村村口。突然,一阵清脆的女声喊我的名字。我吃惊地停下脚步,定睛一看,居然是低一年级的同学,也是我老师的女儿。顿时,我感到全身的血液往头上涌,无地自容,一时间答不上话来。同学见状,忙叫老师招呼我到她家坐坐,休息一会。老师用“吃得苦中苦,方得甜中甜”的话语温暖我。带着老师的鞭策,我从失尊中转过神来,继续往其它村子走去。一个早上的收获,可以赚到成人一天出勤的工分。后来,那位女同学与我同班同学在北京结为夫妻。时隔多年,我带着妻儿到北京登门拜访,还谈及那年的“大年初一”,女同学连声说“你真不容易,很励志!”

这个“大年初一”过后,高中期间每个周末和寒暑假,我都全勤出工,基本工分为每天7分。插秧、耘草等体力加技术活,我能与成人一样干的记10分。轮流看守队屋,每晚记工2分。别人轮流,我坚持坐庄。被子每人各自带一床,合睡。冬天,有的人家孩子尿床,被子没干,我也顶着湿冷的被子忍着睡。这样坚持着,我终于兑现了对父亲的承诺,我们家也扭亏为盈,全家人冬天不用再喝糊了。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我十分珍惜。我不但完成了高中学业,所有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

高中毕业,铺就了我的人生之路。那时,大学招生尚未恢复。高中毕业回乡后,我被选为民办教师、大队团支部书记。入伍到部队,先后担任文书、书记、报道员,很快入党提干。部队推荐干部去考试,上地方的全日制大学,我被宁波师院中文系录取,圆了大学梦。撰写的新闻稿件和工作调研文章,被《解放军报》等军内外报刊采用,多次立功受奖。转业安置考试时,笔试面试成绩都是第一。

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孩子们的“大年初一”,可谓丰富多彩。有长辈们发红包的,有父母带着“过年游”的,有的过年期间还到着名高校甚至出国游学……年轻一代,生逢盛世,幸福可嘉。回首我的“大年初一”,虽然苦涩,但也助我迈出了人生奋斗的第一步,至今留给我的仍然是满满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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