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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雨中白花簌簌

作者: 刘昌武2020/10/08情感短文

清明节前,父亲从豫东老家添坟烧纸回来。放假我去看他,字画不作,也不愿出门踏青,怏怏的。

母亲说,这是回家上坟伤着心,丢了魂儿了。

我已经九年没有回过豫东老家。爷爷辞世后,仅有的一次返乡,情绪失控的表现,让父母搪塞了所有我再回家祭祖的行程。我将爷爷的遗照放大冲洗,挂在书房,每每夜半两人对视久久。打小跟他一起生活,爷爷是给我教养最多的人。日月徐徐不堪阻,须发匆匆白镜几,时间洗白我青葱的发际,而记忆永不褪色,越洗越亮。

不让我回,但每年清明节前,父母却早早返乡添坟烧纸。说,那么多老人,都在家等着呢。

那些老人,在坟茔中踞守着家园岁月,他们深邃而悠长的目光,时时都在紧盯并护佑着我们的远行和生活。

其中,就有我的舅爷,芦文彦烈士。

我的舅爷芦文彦,是父亲唯一的舅舅,永城市顺和镇赵庄村人。我听父亲讲述并在《永城县志》中找到了他当年的革命事迹。

舅爷年少时,他的父亲节衣缩食供他读书,这名稍有些文化知识的农村青年,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顺和区委的文书。1948年夏,顺和区委临时驻扎赵庄村展开“剿匪反霸”,驻地就在舅爷家。当年7月6日晚,舅爷芦文彦和徐福良、赵世秀一行带领民兵,在顺和区高门庄村执行剿匪任务,在豫东的高粱地里被土匪的枪弹击中,壮烈牺牲,时年21岁。

他被打中哪儿了?爷爷生前,我曾一再追问。

爷爷说,打中了小腹下部。舅爷中弹后,一干人急忙用架子车拉他送医,途中小肠就颠了出来,等拉到顺和区刘土楼村找到村医刘贵良时,人已经不治了。

新中国成立后,芦文彦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年幼时我去舅爷家走亲戚,印象最深的就是堂屋里中堂正上方一块“光荣烈属”的牌匾,猩红醒目。舅爷牺牲时,已生育两女一男,26岁的舅奶此后一直寡居生活。舅奶曾在檐下午后的阳光里,眯着眼指指点点,让我们看一张破损得黑白斑驳的老照片,一遍遍地摩挲着说:(舅爷)人高高的个儿,有点儿黑,说话高门大嗓;眼大,长得俊,一天到晚笑笑的,可好。

这个清明节假期里,我哪儿也没有去。一股冷空气来袭,大风旋卷着舞动的追忆。我陪父亲坐在远离故乡的家中,谁都不再说话。风紧雨凉,夜灯拂窗,我们彼此听到对方的心里,白花簌簌。

在苏鲁豫皖交界处,我老家的那片土地上,房舍井然,一片阳光。一名21岁的农村青年,笑笑地看着我走过来,很熟稔的样子,似乎有很多话。他比我年轻太多,却像一位可亲可近的朋友,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知道他是我在梦境中从墓碑上扶立起来的舅爷,今年,是他牺牲70周年。

我时常在半梦半醒间设计战斗细节,豫东初夏的高粱地里,人影攒动,一起一伏,剿匪队员们猫着腰包抄迂回,向顽抗的土匪发起进攻。战斗在初夏的庄稼地里越发滚烫,一颗土匪的子弹,慌乱中却精准地击倒一棵正在拔节抽长的青翠高粱。舅爷这名牺牲时只有21岁的农村青年,在高粱地里冒着匪徒的子弹投入战斗时在想些什么?也许,他什么都没来得及想,因为那就是他的职业和工作。

我的伯父一家原来家住永城市烈士陵园,伯母是民政局职工,负责园区的看护和讲解,我曾经随她走进那些烈士事迹展厅。展厅里搜集的都是一些珍贵老照片,有的已经很难看清面孔,他们大多衣着粗陋,表情严峻。那时年幼,我在展厅转了一圈儿,突然冒出一句:这些人怎么都长得这么难看?伯母一下子板下脸来,斥责以后再不许胡说。就是这些来自某个村落的尚很年轻的生命,给我留下了关于烈士最初、最深的印象。

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将9月30日设立为国家烈士纪念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共有约2000万名烈士。

死者长已矣,那些倒下的最最普通的面孔,都是一条条鲜活而年轻的生命,即使身后备享殊荣,对他们又何足宽慰?可对活着的人来说,纪念却是精神世界的映照。一个没有英烈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一个遗忘英烈、漠视英烈甚至淡忘历史的民族,注定会成为精神的侏儒,因为他们忘记了初心和来路。

那么多渐行渐远的面孔,所为者,不正是这块土地的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我们能做的只有一条:建设一个更美更好的国家告慰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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