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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没有那么多华章

作者: 卢惠龙2020/08/11感悟生命

数理化解决生计,哲学关乎生命。我听这话,心里一激灵。

生计,听起来有点嶙峋,有点促狭,它是人生的第一要义,也是人生的第一重负。它像一条忧郁的长河,与人不弃不离。

谁能不为稻粱而谋?不是说,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吗?

鲁迅在教育部当科长那时,薪奉200大洋,这是他写作的保障,他也才能在北京买了大宅子,把一家老小,连同兄弟,迁到北京。丁玲在延安有供给制,这种体制保障,使她一度亢奋,一度入流。冰心家境优裕,父亲为海军司长,衣食无忧,尽可从容注视“繁星”、“春水”,铺开人文思量。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经济窘迫,布衣疏莨,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悲苦的,在写下小说《呼兰河传》不久,贫病交加,英年早逝,她生命长度不及冰心的三分之一。张爱玲从小对世态炎凉就有体验。上海沦陷,她卖文为生。1946年,形势所迫,搁笔一年多,坐吃山空,不得不和姑母搬出居住多年的爱丁顿公寓。在美国,她居无定所,曾经一天只吃半个英国松饼。自己揉面,烤面包,多余的面包拿到集市上卖。她曾接受爱德华·麦克道威尔基金会资助。1956年,嫁给了赖雅,赖雅老年无业,每月只有50元社会福利。张爱玲一直为生计发愁,租不起公寓就搬到黑人区去。为了挣钱,什么都写,昔日撒豆成兵的文学辉煌不再。

贫困的作家,他们那些灵性优雅的文字,情辞俱美的文字,直指人性的文字,一旦在生存的压力下,以千字为单位,换算为房租、水费、食品的时候,文学的神话几近幻灭。

情形更恶劣时,有的人做出违心之事。周作人在上世纪50-60年代,做欧洲古代文学翻译,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预支稿费度日,一月400元,后来减少到200元。他生活拮据,曾经向与他不过张的章士钊写信求救,称自己“日惟忧贫”。早年,他称章为“大虫”,后期又认为章长袖善舞,互不交往。生计所迫,也不得不低三下四,企求一箪食,一壶浆了。谁知,章老先生也只应付而已,周作人实实在在碰了一鼻子灰。法兰西大作家巴尔扎克,1820年,《克伦威尔》创作失败,生计受到了威胁,不得不发表许多“日常消费”小说,这些小说粗制滥造,平庸无奇。相继经营印刷厂、铸字厂,负债累累,债务高达6万多法郎。他痛苦绝望,投身于富裕的,比他大22岁、生了9个孩子的贝尔尼夫人,获得资助,又重新提笔。

作家,并不生活在深林,孤岛,不识人间烟火,和超市收银员、浴室修脚工一样,是一种职业,一门手艺,并无尊卑贵贱之分,都得面对生计。鲁迅在他的小说《伤逝》中,说过类似的意思: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足以让时日得以依附的方式本来不多,一个人本来也不需要更多的东西。于百姓平民而言,生计的期望指数不高,无须美食鲜衣,精舍靓车,华灯烟火,自食其力,粗茶淡饭,可以安顿于城市或大山的一条条皱褶里,这并没有什么不好。芸芸众生,祖祖辈辈,不是这么走过?生命没有那么多华章,旷日持久的庸常和琐碎,才是真实的人生。在这种境况下,男人少了浪漫,多了责任,女人不再羞涩撒娇,撑起家庭。谋自己的生计,过自己的日子,同样有一份尊严和乐趣。为生活奔忙的人,就很少整天把道德箴言挂在嘴上,或者清高到不问饮食男女。

生命当然大于活着。适度的生计压力,能激活一个人的潜能,过重的生计负担,又会扭曲一个人的生命。

设若,汲汲于功名,装扮成英雄或枭雄,企求一种高调生活,这时候,往往遗忘人来到世间的初衷,忽略生命的一次性和片刻性,不知不觉改变了生命,那就有愧生命了。有句名言说,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外在的,附加的一切,本质上与生命无关。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是非成败转头空?古往今来,概莫能外。那个叫费翔的歌手,唱过这样的歌词: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这透露了人世的沧桑。

作家的作品,无非是一张张筏,将作家生命摆渡到彼岸,到那时候,舍筏而登岸,这些作品也要舍去的。

最佳的情形是,无愁生计,洗尽铅华,安祥、自在地做一个带着天地气息的自然人,接近乃至亲近着世界,听得见花的骨朵,轻轻地颤动出季节。窗外的蛙声、蝉声,门前跑过的小猫,会引出五光十色的悬想。这是生存和精神的选择,它最接近生命的本真,是诗意的,充盈的。这时候,哪怕你是住在烟尘小街,臃杂大院,都有地气之根。有了接近生命的选择,哪怕你坐在一条木凳上,饮着烧酒,嚼着黄豆,插科打诨,笑看秋尽,也从容,沉敛,平淡,温情,心静如水,处处悠然。

自然,不愁生计,并非没了苦恼。一位杞人,担忧的是天何时塌下来;哈姆雷特,考虑的是活着还是不活。当今,对多数人而言,生计压力在减退,一种优裕而自闭,高雅而郁闷的情景却又现身,郁闷这词使用频率屡攀新高,这是一种现代富贵病,疗方是看各人的定力、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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