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父亲的散文

父亲的“人情”哲学

文/张耀宗

父亲是个普通的农民，斗大的字也不识几个，更不会口若悬河地讲些大道理。然而，邻居都夸父亲有本事：他一个人支撑着一个家，除了下地种田，每日要服侍行走不便的母亲，供着我和哥哥相继读完了大学。

其实，父亲的本事对有些人来说，还真是不屑一顾呢。由于要照顾我的母亲，他不可能像别人那样，外出打工挣大把的钱。农闲时，他只能在街道帮助一些店铺装卸货物，或者为邻居东家的果园施肥除草，或者为西家建房搬砖运沙。父亲诚实厚道，从不挑肥拣瘦讲价钱，因而找他干活儿的人特别多。

村里喇叭大叔常坐在村头晒太阳，显得无事可做，而父亲天天有做不完的活儿。一次，喇叭大叔找父亲借钱说：“没活儿干，手上零花钱都没有了。以后有啥活儿记得叫老弟一声啊。”父亲说：“只要你愿意干，就有干不完的活！”

去年夏天，我们这里天遇大旱，大部分人家的水井干涸了，生活用水成了问题，上门找父亲挖井的人络绎不绝。父亲就去找喇叭大叔合伙为人挖井。夏天深井里空气稀薄，工作面小，干起活来又累又危险。父亲不让喇叭大叔下井，总是自己下去挖，上来时冻得牙齿咯吱响。人家付工钱时出了200元，父亲说：“别的挖井人挖口井都收200元，我们只收150元。”那人看着浑身湿淋淋的父亲觉得他出了力，一定要付给父亲200元，父亲坚决不多收，说：“都是一个村的，谁不用谁帮个忙啊！收个钱就有点儿不好意思了，咋能一分不少全收呢？”

喇叭大叔埋怨父亲收钱少，父亲说：“钱再多也不够花，什么也没有人情金贵！我们只是出了点儿力。”他接着笑笑，说：“力气是奴才，歇歇就回来了！”

我回味着父亲的话，朴素而富有哲理：人世间，人情永远高于金钱。今天累了歇一晚上，第二天劲儿又回来了，但失去了人情怕是难以再买回来了啊！

父亲的诗书缘

文/段昊

父亲和诗书有不解之缘，他经常提起清人金缨在《格言联璧》中谈家风时说的一句话：“诗书，起家之本。”他把这句话作为对我们全家的要求。

父亲兄妹六个，他们的人生之路虽然各有各的坎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不管是在为生计奔波劳碌之时，还是处生活困顿窘迫之境，他们都没有放松和懈怠过读书学习。最终他们都大学毕业，并事业有成。

我的父亲，36岁前在家乡的大山里过着犁、耧、锄、耙的耕作生涯，他的青春伴着“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撂在了家乡的水库工地、大寨田上、开山凿渠的战斗中和修路架桥、造林种果的火热现场。艰辛、紧张、劳碌和疲惫都没有泯灭他读书学习的嗜好，他用诗书与生活的酸楚和无奈进行着坚定的抗争。

他经常像讲故事一样，讲他和诗书的缘分。在雨天，在夜晚，挤一切闲暇躲进书海，与书中人物一起神游在文学的天空；又有多少个秉烛之夜，他身居陋室如痴如狂，伏案疾书，写出一篇篇文章以抒发内心的情愫和追求。

终于，苦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36岁那年诗书给力、命运垂青，父亲手持勤奋苦读之剑，打开了大学的大门，完成了从农民到干部的身份转换。在以后机关工作的岁月里，猬集的事务也没能消减他读书的嗜好。

父亲退居二线后，愈加嗜书如命。除阅读政治、历史、古典名篇外，他还虔诚地朝圣着文学——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他都要让我网购来逐本研读，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中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他年年订、期期看，连增刊几乎都一本不落，让自己的灵魂游弋于文字之中。他驾驭着文字这条狂傲奔放之船乘风破浪于精神的海洋，用笔抒写着灵魂的真挚独语。父亲已出版了两部小说集，作品多次获奖，也成了省作协会员。

父亲常对我说，读书是一个人升华的门槛，只有爱读书、勤读书、善读书，才能提升气质风范，才能防止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父亲的教导也是我践行“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的动力，多年的读书习惯已经有惠于我。现在我们家里有着浓厚的读书氛围，年幼的女儿也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

“诗书，起家之本”，父亲的诗书缘也激励着我们全家多读书、读好书，将读书尚学作为我们家风的要求，一直传承下去。

思父亲

文/吴增苗

如果要登高，我只想登上那座不知名的小山包——因为那里葬着我的父亲。

我想在那个小小的坟包旁静静地坐着，那里长着两三株颀长秀挺的小桉树。山风吹来，树叶簌簌地晃动，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桉树香。眼前，是蓝蓝的郁江水，头顶是秋天寥廓的天空，偶尔有雀子飞过。我想陪父亲多坐一会，倾诉我对他的思念、歉意和爱。

父亲一生似乎都活在家人的不理解之中，走后，又活在我们无限的追悔与思念之中。

父亲生前，妈妈、哥哥和我都一致认为：父亲很抠！

十余年前，我到武汉读大学，父亲送我到学校。当时，学校里有旧宿舍和新建的现代学生公寓。旧宿舍是500元一学期，学生公寓是1200元一学期。我被安排到了旧宿舍，负责接待的师兄师姐说，如果我们不满意，可以加钱申请调到新公寓。父亲没有说话。我所在的宿舍是一间100平方米左右的大房子，里面靠墙放着五六张上下铺的铁架床，绿色的铁漆已经脱落，裸露出黑色的铁条。没有床板，代之以一张粗铁丝网。每个床位配一张桌面斑驳的办公桌。父亲不知从哪里找来几块硬纸板，铺在床上，当作床板，开始帮我铺被，装蚊帐。他丝毫没有理会我失望的眼神与失落的心情，只淡淡说了一句：爸爸会帮你弄好的！

晚上，吃过饭，他让我回宿舍休息，他去找住宿的地方。我与新结识的来自五湖四海的室友聊天，有位室友提议到校园逛逛。一路上，我们满怀着好奇与欣喜走走看看。当我们走到学校的着名景点之一“九孔桥”时，发现有一些家长坐在桥边休息，旁边堆着行李包。蓦地，我发现一个熟悉的背影特别像父亲。他坐在那里，背对着我，腿往前伸着，一只手搭在行李包上，那个行李包还是他当兵时发的军绿色的帆布包。新开学的校园，笼罩着喜悦的气氛，桥上人来来往，人们欢快地交谈。而我，却没有勇气走过去。

第二天早上，他来找我告别，吃过早饭就去赶火车。他眼睛里布满血丝，眼白浑黄，脸色暗淡，但脸是干净的，额前和两鬓的头发沾了水，有点湿。

我试探地问：“爸，你昨晚在哪睡了？”

他想笑一下，但没有笑出来，张着嘴说：“哦，昨晚我和几个家长在湖边坐，本来想这样熬一晚上。后来有人告诉我们学校附近有些农民房有床铺，只要10块钱一晚。我们去找了。嘿！没想到真找到了，爸爸就在那过夜的。”

我的抠爸爸呀！我心里喊着，泪水挣扎着，强忍着没让自己哭出来。因为我不相信有10块钱一晚的农民房，以他的“抠”，我更相信他在湖边坐了一夜，在这样一个远方的陌生校园的湖边。

走前，爸爸要去学院办一些手续，他的包留在宿舍里。他从学院打电话到宿舍，要我从包里拿一些资料给他。我打开他的包，发现在一个夹层里，满满地塞着各式各样的药盒子。那一刻，我再也控制不住了，伏在他褪色的包上，眼泪汩汩地流。

父亲生病了，但真实的病情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只大概知道他患了胸积水，他自己买一些药来吃。假期回去，晚上听见他一连串一连串的咳嗽声，让人不禁地担心。忧心忡忡的母亲催他去做深度检查，都被他呵斥。有一天，他把所有的存折、银行卡拿出来，交给母亲说：“呐，以后这些都归你管了，这下高兴了吧！”

一个多月之后，父亲在办公室值班时，因心肌梗塞突发去世了。

父亲的出殡仪式，几乎全公司的同事都来了，还有很多乡亲特地从乡下赶来，有些还带着年幼的孩子。从他们对父亲的悼词、挽联中，我发现，在同事和乡亲的眼中，父亲是另外一个人。

有乡亲来县城看病住院，钱不够，父亲二话不说就给垫付了；有乡亲做些小生意，缺乏资金周转，是父亲倾囊相助；有些乡亲去广东打工，车票是父亲买的；有些乡亲的孩子到县城上学，父亲帮着跑前跑后……很多乡亲生了娃，都带来认父亲做干爹，这样的干儿子就有11个。在乡亲朴实的观念里，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作为孩子的干爹，是一件福气事情。在他们眼里，我的抠父亲是个慷慨义士，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而父亲做这些事情，从不让我们知道。

这些年，我们也渐渐地明白，父亲的“抠”是早年贫苦生活与军旅生涯铸就的生活习惯，也是他们那一代人是对节俭的极致恪守。但他对人，对那些比他弱势的乡亲们却有着浓厚的情感与深深的同情，这又是他内心本能的良善。唯独对自己，却是这么地不讲究，甚至让自己很苦，却不以为苦，让人想起来无比地心疼。我们怀念他，继而尊敬他，多么渴望能够再有一次机会，好好地孝敬他！我想把这些都告诉他！

父亲的遗产

文/深谷幽兰

父亲节前回了趟老家，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我忽然发现在他放衣物的木箱底，有个厚厚的牛皮信封，以为是钱，打开一看，原来是两份一模一样的《井冈山报》，日期是1966年2月5日，比我出生还早。报纸早已泛黄，我轻轻捧起报纸，泪如雨下。没想到这两份报纸，父亲居然保存了半个多世纪。

这份报纸一共四版，每版都有如何学习焦裕禄同志的文章。这不禁让我想起父亲生前对我的谆谆教导，做人要胸怀坦荡、一身正气，要诚实、守信、多为别人着想。1966年，父亲也就20出头。老妈回忆说，当时父亲因为思想进步、肯吃苦耐劳，担任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那时举国上下都在学习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作为进步青年，父亲保留这份报纸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父亲葬礼上，听一位伯伯说，有一次，生产队里出售杉木，社员们用板车从山里拉到乡里供销社时，已是半夜了。值班的父亲被社员们的敲门声惊醒，赶忙亮灯、披衣起来，帮大家过秤、办手续。乡亲们很是感激，父亲却嘿嘿一笑，说小事一桩，不足挂齿。

我20出头时，在村里当过小学代课老师。父亲经常教导我为人要爱岗、敬业，要一门心思扑在学生身上。后来，我南下去广东打工，在一家企业里做质检员，每天手里进出的货物有上千件，质量稍有闪失，就会给单位带来损失。所以我每天都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地把好每件货物的质量关，对公司的产品负责也就是对自己负责，得到了大家的赞赏。

以后我又换了工作，在一家店里做收银员，每天要经手好多钱，但我从来没有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父亲在世时曾经说过，自己辛苦得来的钱才是自己的，不属于自己的钱，一分一厘也不能拿不要贪。

父亲一生清贫，没给我们留下什么财物，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他的克己奉公，经常为别人着想，一直影响着我。我也要像父亲一样诚实做人、认真做事、奉公守法，为社会和谐尽一份力量。

父亲的便条

文/章小兵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父亲没有给我写过信。如果勉强把便条也算成信的话，那这样的信，父亲给我写过不少。

父亲没有上过学，稍许识得的几个字，还是很小的时候，随着祖母到庙庵，听祖母诵经时，捡来的。后来，学了理发的这门手艺，并通过这门手艺的掩护，参加了地下党，秘密地为地下党传递着情报。解放后，长期从事着基层的领导工作，瞟学与锻炼，逐渐让父亲能开中医处方，能写书信与材料。

父亲一直对自己要求很严，他上班的地方离家不到五里地的庙前，但却不是朝去暮归，十天半个月才回家一次。后来，他调到离家30里外的木镇，回家的次数更少。他常说的话是，自己是单位的人，把单位当成家是天经地义的事。

1979年，父亲离休了，我顶了父亲的职。我从乡下来到了县城，父亲却从县城回到了乡下。上班没有几天，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信的父亲，却托熟人从乡下给我带了一张便条。这张便条是普通的信纸写就，折叠成一个方块，也没有用信封，内容简洁明了：“兵儿：上班了，就应该以单位为重，回家二个月回家一次为宜。家中一切都好。勿念。”一个17岁的人，拿到现在来说，读书还得家人陪读，当时，父亲却嘱咐已经工作的我，最好二个月回家一次。想家的日子是一种煎熬，但想到父亲的嘱咐，想到父亲自己工作时的情景，我便把想家的念想悄悄地藏在心底。

我工作的第一站，就在县城最大的一家百年老字号的药店汪同和学徒。父亲离休时，单位领导问父亲有什么要求？父亲没有提任何要求，唯独的一个要求就是，儿子顶职后，请组织上安排他到汪同和学徒。当年懵懂的我，并不知道这个要求的深意，以为到单位上班，坐坐办公室，喝喝茶，看看报，就这样一天惬意地过去了。药店学徒的生活是艰辛的，清晨要背“汤头歌”，要背“中药十八反十九畏”口诀，每天要提前来开药店里的那一排沉重、高大的木板门，一趟趟地搬到店堂后面，再洒水清扫店堂，整理药柜药斗，这些碎锁的事情干完后，就到店堂后面锯苏木，煅牡蛎，碾药粉，切丹皮，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冰冻封河的时候，为了赶制丸药，还得顶着漫天飞雪下河敲开冰层，在冰水中洗中药，常常手冻着开裂，鲜血直流。面对这样的情境，我就想打“退堂鼓”。不知道父亲怎么知道我的思想动态，很及时地给我来了一张便条：“兵儿，学中药苦虽苦些，但乐在其中。青年人总得有自己的一技之长，要记住，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家中一切都好。勿念。”便条很短，也没有什么大道理，想到父亲从一个理发匠到地下党，再从地下党到一个基层医药公司的负责人，从未进过学堂、拜过师的他，还时常给病人开中药处方，这背后他付出了多少汗水。

几年之后，我被调到公司总部上班，自己也成了一个中层干部，父亲托人带了一张这样的便条：“兵儿，工作岗位与环境变了，初衷不能变，更要好好地工作。家中一切都好。勿念。”从这之后，我从公司的财务、仓库、办公室，辗转到经营科，这其中面对的挑战多多，诱惑也多多，但我记住了父亲的话，做人的初衷不变，一切都顺风顺水。

随着年龄逐渐增高，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虽然他就医吃药因为是离休实报实销，在我的记忆中他没有住过院，唯独的一次住院，却是人生的诀别。平时吃药，他能省即省。年龄大了，自己不能亲自到单位报销，他怕子女们在报销中揩他的油，沾他的光，他曾托我给单位领导，带过这样的一个便条：“公司领导：我因身体欠佳，今后的医药费报销，由我子女代办，但一定以我盖章签字的为准，其它不予认可。特此相告。”由此可见，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的风范。

2004年，自己所在的医药企业改制买断了，人到中年我成了下岗人员。当时，想想父亲便条上曾经说过的话，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有这句话垫底，不再感到措手不及。渐渐地觉得自己年轻时得亏学了一门手艺，考了药师。自己就张罗着开了一家药店，日子由捉襟见肘，慢慢地变得自如起来。

父亲离开我已经有近二十年了，父亲的便条我珍藏至今，时常翻出看看。虽然父亲的便条，没有曾文公家书那样儒雅，没有傅雷家书那样温情，但却温暖、鞭策着我的一生，让我常读常新。

父亲的味道

文/高晓东

有一天中午，在我儿时小学门口等公交车，忽然看见迎面驶来一辆摩托车，驾驶者浑身粉尘，唯独那一口牙齿洁白耀眼。车子走到校门口放慢速度，缓缓行驶之后停在校门口一侧。

就在看到那个男人的一刹那间，仿佛真的有那种心底升起的亲切。或许因为是春天的缘故吧，好像不知不觉间有一股暖意流遍浑身。感觉就像我小时候放学在校门口看到父亲一样那种安全感，让幼小的自己十分满足。

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学时是十一点四十五。我低头看看了表。刚好十一点半。看着那个男人的神情浑身疲惫但是掩饰不住脸上那种特殊的感觉。此时我也不好形容那种感觉，只记得我父亲也给过我那样的感觉，现在依然清晰的记在心里。这或许就是那种特殊的感觉吧，放在心里才会有他的声音。

没过多久有一个孩子走出校门，跑向那个男人车前，卸掉书包，递到男人手里。只见那男人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铺在胸前，之后把孩子的书包挂在两只手臂上。那孩子个头不大，小心缓慢的爬上摩托车的后座，吃力的往前蹭了蹭。就在那一刻一个动作很让我感动。那一刻我感觉有些东子在我心里强烈的碰撞，这生命里朴实的，简单纯粹的举动怎么能让我无动于衷。孩子用他的小手不停在拍打男人两只肩膀的粉尘，一会歪着脑袋侧着身子拍，一会往后移了一下屁股往下拍。只见那粉尘四起，孩子用手在鼻子前扇了扇。

就这一个画面没有定格多久，只是我看后心里不再那么平静，仿佛校门口花坛里的桃花一样，在一阵风过后花瓣飞舞。

只见那男人和孩子的嘴在动，这时我渴望听见他们的对话，我想那一定是他们俩之间最幸福的声音。

又没过多久公交车来了，上车后我安静的坐在靠车窗的一侧，一直注视这那对父子，直到我的视线所不及才回过头来。我总会被生活中这样简单的看似常见的情景所感动，有时候觉得这就是一场风，吹过之后总会拨动心弦，余音悠长，令我久久回味。

回到家后，父亲刚下班回来。进门后他换下一身锯末面的工作衣。父亲在木料场上班，时间卡的很紧，每天回来都正好是中午十二点。着着急急的吃完午饭还得赶着一点钟去洗煤厂上下午班。看着他一米八二的身高，只有不到一百三十斤，被早已驼了，不到五十的人满头早已全是白发。

每次回家看见父亲总是会心酸，跟着鼻子也酸起来。

吃过午饭父亲匆匆就走了，连个说话的时间都挤不出来。我收拾碗筷，看父亲的工作衣很久没洗了。就在拿起父亲工作衣时在锯末面扑鼻之后是另一种味道，混合这汗渍和那然特殊味道。

这或许就是父亲的味道，而这种味道不知道得历经多少生活的酸甜苦辣才会被形成。

我想那个男孩在坐到他父亲后面应该不单单嗅到是粉尘的味道，一定会有他父亲独有的气味。

父亲的老黄牛

文/毛宗胜

土地承包到户那年，我家从生产队里分得一头老黄牛，我父亲如获至宝，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记得那年他先后为这头牛砌了七个槽。

好健壮的一头黄牛！老粗的四条腿，还腆着个大肚子，那牛头亦大得出奇，尤其是那两只角，角根处足有罐头瓶那么粗。一冬天拉着满当当一车粪上山，四个蹄子一下一下紧趴着山路，走起路来一点也不费力，连喘气声都很少听得出——真是头好牛！

父亲的一生可谓坎坷，风风雨雨里他在家乡的黄土地上刨了一辈子，到如今，手脚完全皲裂了，到冬天流血不止，手掌里有层又黑又厚的茧。一头花白头发，标志着他在黄土地上含辛茹苦的追求历程。庄里的人叫他“苦尽忠”，受这封号他当之无愧。父亲断断续续当过二十年生产队饲养员，故而大小牲畜他都侍弄过来了，他尤其喜欢牛。

站在那头老牛前，他时常发愣：这东西挺怪的，吃的是草，挤出来的却是白生生的奶。面对一片黄土地，它没日没夜地耕耘，从不知道累和苦。想到这些，父亲的鼻子有些发酸，及至有泪花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老眼里滚出来。多少次，在骄阳下，他悉心地为老牛梳理毛发；多少次他起鸡叫睡半夜给老牛添草饮水。一夏天，少不了要去山坡上放牛，到了山上，啥事也不想，只是愣盯着老牛狠劲儿嚼草的嘴巴。说到父亲吆喝着牛儿在田头耕耘，那可真是英姿飒爽。他挺精神地喊着一些只有牛才明白的语言，不时扬一扬手中的鞭子，其实那不过是唬一下罢了，有那个老农不心疼自己的老牛？老牛身上脱下一根老毛，他都要放在手心里瞧半天呢！父亲完全陶醉在一种独特的幸福之中，他满面红光，跟在牛后步履沉稳地走着。

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你可得学着干点庄稼活，你妻儿吃的是庄稼饭，日后倘或我们都去了，谁给你种田啊？再不要一有闲暇就背着手儿满巷道转悠……”

于是我跟着他去犁地，我精心地学着他的每一个细微动作，而他正坐在田边垄坎上，眯着双眼，边吧嗒旱烟边瞅着我的举手投足。犁了半块地，老牛忽然停下了步子，左手那头年轻点的牛也随着停下来，我有些气愤，便扬起鞭子狠抽了几下，而老牛依旧不往前挪步，只是象征性地晃了晃身子。我怒不可遏，手中的鞭子越甩越欢。这时父亲黑着脸走过来，指着我的鼻子说：‘牲口也是肉长的，也是凭力气做活，鞭子打在你身上你是啥滋味儿？“我有点下不来台，耐不住气了，便把犁一撂，索性去歇缓，父亲二话不说，扬起鞭子，扶正犁铧，接着犁了起来……

随着年龄的推移，父亲愈加老态龙钟，那头老黄牛也实在没多少力气了，面对诸多繁重庞杂的农活，它力不从心，干瞪着双眼没奈何。那骨架，那膘肉却还挺不错，有好食牛肉者找上门来，劝父亲卖了它，再换头年轻点的牲畜。起初父亲不肯，后来经我三番五次劝说，他才应允，他说：”也罢，老了，吃不了草了！新老交接可也是规律呀！“

老牛被牵走的那天，父亲老早就起了床，穿戴齐整，然后给老牛添了三倍于往日的好料草。待到日头从东山顶上爬出来，他便像起初往家里接牛时那样，在牛角上缠了一点红布。当牛被买主拉走的那当儿，我发现有泪花从父亲眼里涌出来，再滚下黑瘦的腮，这景致令我惊诧不已。

父亲，一辈子不曾闲过，为了他的土地，为了儿孙们，不停地忙碌着、跋涉着、耕耘着……父亲啊，您恰如一头负重的牛！

父亲的荒原

文/红纱金

那一年我六岁。

那一年我入学才两个多月，母亲说要送大姐去参加工作，顺便到父亲工作的地方住上一段时间，全家都去。哥问那学习怎么办，母亲让办停学，到那边上。

那一年我第一次出远门。

那一年我进了孤岛滩。

总有一种冲动，在我的胸腔中撞击。

没有谁给我说过，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站在荒原上，一眼可望到天边，浩翰无垠，波浪起伏，从天边涌来。未曾驯服的抽油机，豪放地运转在我的心旌上，演绎出不叫童话的童话。

父亲说这叫孤岛滩，敢闯孤岛滩的人就是最勇敢的人。

我们全家把大姐送到河口采油队上班，看到那里简陋的干打垒和周围一人多高的芦苇草，大姐哭着要和我们一起走（那一年大姐14岁）。母亲心疼得也直掉眼泪，但最终还是把姐安置在那里。

我们姊妹三人随母亲一起住进了荒原上的一间活动板房，父亲说那是他们作业队的值班房，条件很艰苦，还没来得及盖房子。

住惯了农村土坯垒起的茅草房，乍一看这间板房还算小巧美观，从心底还很喜欢。当时不知是怎么挤得，一家五口全挤在一张大床上，早上起来满床全是被子。

父亲早起便出去上班，母亲领着我们坐在室内无事可做，想出去玩根本就不可能，出门就是芦苇荡，一人多高，想看外面的世界，只有坐在父亲的肩膀上。傍晚时分，父亲踏着夕阳归来，油腻的工作服在晚霞中泛着红光。小狗阿黄跟在他的左右，发出几声亲切的呼叫，我们姊妹便立刻从室内跑出来，围着父亲问这问那。外面有没有人家？这里的草怎么这么高？上班都做什么？父亲的回答像在给我们讲故事，好像汉武帝的金戈铁马都曾从这里呼啸而过。那时我不敢想象，远古时候，这儿是什么样子。人喧马跃？血溅肉飞？海市蜃楼？奇绝美艳？这么高的荒草，这么广阔的土地，构成了荒原的雄浑。

父亲早出晚归极少在家，做惯了农活的母亲和我们几个在农村成长的姊妹又怎么能在这10平方米小屋内呆得住。于是在阿黄的带领下，我们走出小屋，走进了大荒原。阿黄是父亲刚进孤岛滩时抱进来的一只小狗，跟随父亲在荒滩中度过好几个春秋。它是个捕兔能手，每天都会有不少的收获，大概也是孤岛滩上野兔太多的缘故吧。

初冬的风萧索地吹着，那些青翠欲滴的芦苇早已是枝叶萧条。目极四裔大约走出有两里多路，有一片低矮的茅草地，阿黄领先窜进去，一会儿又钻了出来，嘴里含着一棵豆杆放在我们的面前。母亲便走进茅草地，拨开了被风吹得凌乱的草絮，底下是一层黄豆角，大概是收割时被茅草缠下来的。母亲便让我们捡黄豆，不一会儿一人就装满上衣两个口袋。实在无地方可放了，我们才打道回府。父亲回来后，我们便向他显耀辉煌的战果。他说孤岛滩内到处都是宝，照这样捡下去就能捡成小财主。从此后，我们终于有了事干，早上吃饭，领着阿黄去捡豆子，中午回来就能有几斤的收获，一天下来，捡上七八斤不成问题，本来就不算太大的小屋再堆上几袋黄豆角更显得拥挤狭小了。豆子捡多了，觉得并没有什么用处，母亲便把豆角剥成黄豆粒，放上水生黄豆芽，再用长出的黄豆芽与兔子一起炖，真算是美味佳肴。

这样的生活大约有一个半月，一天父亲告诉我们房子建好了，可以搬家了。来了一辆大解放，没有方向地走出了那片荒野。住进作业队的红砖房，终于见到了外面的天空，见到了稀疏的人。

作业队有两栋红砖瓦房是职工宿舍，里面一栋是队部，总共才20多个人，没有住户，所以也更不会有孩子，我们姊妹三人唯一的乐趣就是到房东边的野地里溜冰。不知是哪里来的水，结了厚厚的一层冰。父亲说那是水库不让我们去溜冰，可不溜冰又没有人跟我们玩。尤其三哥对溜冰又很感兴趣，便撮合着我和二姐偷偷去溜。二姐十分疼爱我们，一般事情都是百依百顺。三人拿着一块木板，三哥坐在木板上，二姐在前面拉，我就在后面推，一不小心便摔一跤，一个小时过后，三个人的裤子上一屁股泥水。这下谁也不敢回家，害怕父亲的斥责，其实挨训是小事，最害怕的是父亲不让我们吃饭。还是哥的主意多，让我们背靠着墙壁，顺着墙根往家挪，只要不让父亲看见就行，哪知还没等挪到家，父亲早已站在门口，威严地瞪着我们，用手一指，让我们站到墙根，面对着墙，谁也不许吃饭。那时家里是贫穷的，连窝头都吃不饱。我们知道父亲说话是算话的，任凭母亲在一边讲情都不管用，好在不一会儿队上来人找父亲去上井干活，临走时还告诉母亲不许给我们吃饭。母亲毕竟是母亲，父亲刚走，她便喊我们进屋换下衣裤，端上了饭菜。嘱咐我们不能再去溜冰了，我们说，就是叫我们去我们也没有那胆量了。

不能溜冰就只有去找队上的职工们玩，他们也非常喜欢我们。那时和父亲关系最好的就是陈叔，他是四川人，说起话来既幽默又婉转。他与父亲相互间称”伙计“。他最疼的是我，每次回来，从值班车上便开始喊我的小名，我会应声而出，撒娇似地跑过去，他和父亲便会一人牵着我一只手回来。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他总是忘不了我，一边给我东西吃，一边用我根本听不懂的四川话对我讲，他的老二也有这么大了，三年没回去了，不知有没有长高，他真想回去看看他们。我便会善解人意地点着头，答应着，因为从他的脸上，我看出了他肯定是在想他的家和孩子。

母亲在队上没事，便帮着队上的那些作业工缝缝补补，他们感激不已，直说”大嫂好，大嫂好，将来娶个媳妇也要像大嫂，“惹得我们捧腹大笑。闲暇之余，他们便会带领我们姊妹到野地里套野兔，砸冰窟捉鱼，每次出去都是满载而归，再由母亲下厨房，大家一齐享用。

冬去春来，我们过惯了孤岛滩内虽寂寥却有趣的生活，但这里没有学校，母亲说不能耽误孩子学习，还是回老家去吧。

在我们临走的那一刻，我终于懂了孤岛滩。荒原的潮水涌进我的眼眶，咸水已说不清是泪还是潮，那一刻，我的情绪变得激昂。黎明是灿烂的，孤岛之夜也是奇生无数遐想的。

吟几声荒原孤烟，看几眼长河落日，广袤和坦荡并不一览无余，雾霭中，涌动着血气与骚动……但愿把自己的心胸也旋成荒原一样宽广。

荒原，把荒凉裸于地表，把富有埋在底下，在荒原中，人活得很顽强。

父亲说得对，敢闯孤岛滩的人是勇敢的人。

如果说挂得勋章，享得荣华，听得颂歌是一种成功，那么熬过寂寞也是一种高尚。

孤岛滩的人，在帐逢里，在风雪中，默默地读着荒芜和冷寂，用行动挺起了不屈的脊梁。

波滚浪翻的大荒原，造就了我心中扬帆的船，我知道，我还会回到孤岛滩。

思念父亲

文/牧石

我的父亲是一个极为普通的矿工，和铜川矿区成千上万来自天南海北的许多老工人一样，当初为养家糊口，撂下贫瘠的土地，投身煤矿，钻入地底下，在险恶的井巷里超强度的劳作，直到干不动了，才拖着疲惫的身躯从井下上来，还没来及好好休息享受生活，就静静地离开了这个由他们创造积累财富已变得美好起来的世界。朴实得像一块煤，无论命运把他送到哪里，都能发出一点热量。

他在陕北一个偏僻的小镇上出生，十一二岁死了爹娘，无法度日，就背起三四岁的小妹妹送了人家，自己到处流浪靠打短工扛长工糊口度日。解放后积攒下了一点土地，娶妻生了子，有了一个家。没料想，刚凑合着过上了像样点的日子，又赶上了农村合作化运动，一年到头不论怎么辛苦，也吃不饱肚子。无奈，一九五八年，在他三十四岁那年腊月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走投无路了，就背井离乡去了千里之外的铜川矿区下井。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一走，不但度过了这一年的年关饥荒，还找到了一家人未来的生活出路。索性，第二年全家人也都去了铜川。

从我记事起，就整天见父亲上班下井从不休息。偶尔看他伤风感冒发烧咳嗽的厉害，也不打针吃药去医院，依旧在家里干这干那还照常上班。母亲经常唠叨：”啊呀！没见过你这号人，有病死活不去医院，可给国家把钱给省下了。“我奇怪，自己稍微有点头疼感冒发烧不舒服就难受得受不了，病在父亲身上怎么就没有一点反应呢？我稍大一点后明白了，他是怕请假去医院耽误上班扣工资，总想多挣点钱使家里的生活能尽量过得好一点儿。

为了能给家里多省点钱，他隔三差五就利用倒班时间去矸石山上捡煤，供家里做饭和取暖用。越是天气恶劣，他越要去，总想着这时人少，能多捡到点儿煤。在矿上生活了三十多年，我们家竟然从没有买过一块煤。

他平生认准了只要劳动就能创造财富，过上好日子，所以就不停的劳动。而且非常节俭，舍不得多花一分钱、多吃一口。每当家里买回水果之类好吃的东西，他总在一旁笑眯眯地望着我们吃的开心，自己动也不动一下。我们推让他吃，他舍不得吃，还总笑着用不屑一顾地口吻说自己不爱吃。

父亲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劳动者，但有时也朴实地让人不可思议。他幼年时上过陕甘宁边区政府办的小学，读书看报没一点问题，拿起笔来还能写信，特别喜欢了解时事政治，剪贴收集有趣的文章。经常看一些长篇小说，谈天说地，对我津津乐道讲述一些古今中外的趣闻故事，然而却对人称自己没文化，在填写个人履历表里的文化程度时，总是写上”文盲“两个字。要知道，在那个文盲比比皆是的年代里，稍有点文化，不说能如何了不得，起码不用辛苦下井了。

我曾纳闷不解地问：”你能看书读报，还能写信，明白那么多的世理，为什么总说自己没文化，是文盲呢？“他望着我哼了声，严肃地说：”认识这么几个字，咋敢就给人说自己有文化？！“

常言，巧者劳矣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父亲既不是巧者，也非智者，但他追求无事无非，祈求世事不乱，有安稳的日子能把儿女养大成人。所以他勤劳厚道，终将四个儿女养大成人，生活充实，一生无憾。

一九九五年，他七十一岁的那个腊月天里，突然病倒了。在家人的强迫下，平生第一次被送进了医院。不知他是有什么预感，还是随意调侃，在去医院的路上，还笑着自嘲说：”这医院，可是包文拯的衙门，好进难出啊。“

我赶到病房，看到父亲鼻孔插着氧气、手臂上扎着吊瓶针头，吃惊不小，心里很难过。但见他一副无所畏平静淡定的样子，又回眸他一生的坚强，觉得此前也从未见他有过任何病痛的征兆，就坚信父亲住几天院就会好起来的。谁知，仅仅过了十一天，父亲在深夜里像睡着了一样悄然走了。我根本不相信父亲会就这样走了，拼命不停在他耳边呼唤，却再怎么也叫不醒他了。

铜川矿区人情浓厚，父亲的遗体一回到生前所在矿上，单位领导和许多人就前来吊唁他这个一辈子默默无闻普普通通的老工人，当场安排搭灵堂、做棺材，第二天就掘好了墓穴。第三天出殡，天气阴沉，随着高亢的唢呐骤然间撕心裂肺的响起，我的心也随摔在地上粉碎了的瓦盆一样彻底碎了，抑制不住悲伤嚎啕大哭，在他魂灵的牵引下跟随灵柩呼喊着父亲，不停哭诉他一生的艰辛上了山。在寒风中跪在冰冷的黄土地上，透过泪水伤心地望着他入土，永远的去了。

我曾经在想，在矿区，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老人能活七八十岁的实在不多，父亲一世辛劳，活了七十余岁，已是不易。不是老人们不想活，也决非儿女们不孝顺，实在是因为他们付出的太多，生活太差，生命透支太严重。

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不由地使人经常想起从前生活的艰辛，思念失去的亲人，以至许多人把哀思寄托在了亲人后事的操办上，将太多的财富和精力用到了修建陵墓和祭祀上。我很不以为然，总感觉哭也徒然、哀也无助，大肆铺张操办后事更是没用。逝者长已矣，生者当勉励。真正的孝道应当是薄葬厚养，遵从亲人的勤劳朴实和坚强，踏踏实实做好自己应做的事，端端正正走好自己的路。

父亲的糖果

文/山静入柏

我家居住的小镇不大，很早以前，镇上一个年轻人写剧本的时候就用过一句夸张的话：”一跤跌倒，两头出来“，只是夸张得有点格列佛到了小人国的味道了。

小镇的主街就是一条街，沿着澧水蜿蜒，乡亲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总是那么些人，谁家的事情别人都有一本清光账。所以东家西家的有了什么事，大家也都会去凑热闹，送上”份子“——人情。父母和别人不一样，因为儿女都在外面工作，两老又有退休金，手头还算宽裕，加上喜欢热闹，所以每家有事必到，而且出手也大都在一般人上。这样一来，两老几乎享受到了接近镇长的礼仪。人多的场合，主人和”支客仕“打招呼不过来，但绝对不会怠慢他俩。

镇子上自然有着吃不完的酒。除了大事之外，什么小孩子的满月酒，娃周（满周岁）、孩子考上大学、参加工作、谁谁谁几十岁大寿之类的，不绝如缕。人们成群结队地东家进西家出，弄得成天跟开两会似的。每到这时，母亲总是两手像划桨那样走在前面，爽朗地跟人打着招呼、贺喜、送上红包，父亲则像一个小媳妇那样跟在后面，谨慎地微笑着。吃完酒，母亲与人还要没完没了地拉呱，父亲就侧着身子，歉意地问母亲：我还是回去吧？母亲把手当空一挥，大声回到：”你去吧。“这样一来，吃酒的人几乎都知道我父亲要回家了，闹得父亲越发不好意思起来。

等到别人开始转移注意力了，父亲才会不慌不忙地起身，然后就像顺手做的那样，把主人搁在他和母亲面前的糖果包揣进口袋，无声无息地离开。

父亲过去在外地工作，镇上的人并不熟，每月只是奉旨交钱，以此在母亲那里获得成就感。尤其是在工资之外又赚了几块稿费的时候，更是有些洋洋自得。大家也就不大了解他的恶习——节俭成病。

父亲本可以不参加类似聚会的，而且母亲也从来对他就没有发出过邀请。参加都是父亲的主动。父亲之所以场场不拉，亦步亦趋跟在母亲身后，是因为他深知母亲的大撒把性格。这样的话，一者他可以参与人情的意见，尽量缩小出手数额；二者可以把对方的回礼——一包糖果带回来，否则母亲是绝对不会捎带回家的。

日积月累，家里这里那里的糖果便开始泛滥成灾了。沙发、书架、灶台、饭桌，举目皆是。有一回，母亲打开衣箱，竟然发现有几包糖果都已经化了，甚至粘住了衣服，让她一气之下归拢了大半篮子送给了邻居。

这事让父亲心疼了许久。大约又过了些日子，家里糖果又开始见多的时候，父亲便主动汇聚起来。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他把所有糖果倒进炒菜的锅里，然后放上水，用火熬成了糖浆，冷却之后当做糖水喝了起来。

不知道，糖与糖尿病到底是不是有紧密关联，反正，到了傍晚，父亲忽感四肢乏力，倒在了床上，邻居把他送到医院，一查，说是血糖达到了20，是典型的糖尿病。就这样，父亲因为舍不得糖果，而从此打上了每天一针的胰岛素。

母亲经常嘲弄父亲，说他是穷怕了。的确，父亲是个孤儿，和家里开米行的母亲比，他确实出身贫苦。在我印象里，父亲从来就没有倒过剩菜剩饭。但凡有剩，基本上都是他一人包圆。实在消化不完，他也会放置一边，到了下顿独享。母亲告诉我，她不知道有多少次偷偷给他倒掉了。

父亲压根就不懂花钱。给他钱，他也只知朝银行里送。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上一辈人的知足，这让我想来神伤不已。节约本是个好理念，但有时就是这样：物极必反。节约摇身一变成了浪费，浪费倒成了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