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文章

父亲是一张美丽的书皮

文/江志强

又逢开学季。孩子背回满满一书包书。接下来的事，就是包书皮。现在包书皮很简单，有现成的塑料透明书皮，美观，适用。然而，传统意义上那份特有的包书皮氛围，如今的孩子却难以体会。

三十年前，我读小学。那时，塑料书皮还没有问世。怎么办呢？拿牛皮纸包，如果没有牛皮纸，就用报纸或者其他纸包。总之，新书发下来之后，必须在第一时间穿上“新衣服”。否则，将面对老师严厉的批评。

年幼的我，笨手笨脚，哪能干得了这种高技术含量的活呢。因此，这个任务便落到了父亲身上。父亲没文化，看不懂书中内容，却有一双巧手，每当接手这项“工程”时，总是一脸幸福。他精心准备好剪刀、浆糊、尺子、纸张等器材，然后开工。他拿起牛皮纸一抖，将之铺于桌上，用双手抹得平平展展。接着，将书放到纸上，拿过铅笔，沿着书的边沿划线。线划好了，将纸剪开，按书的大小，认真折叠。折叠过程中，父亲握着剪刀，将那些不规整的边边角角剪掉。

我呢，老老实实地坐在一边，认真地看着父亲包书皮，情不自禁感叹起来，父亲虽说“大老粗”一个，却很适合干裁缝。父亲似乎没听见，只顾包书皮，所有的心思，都钻进了书皮里。

包书皮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粘贴。这道工序做不好，书皮与书随时都可能分离。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回浆糊不够用，我和母亲急得不行。父亲却微微一笑，满脸淡定，只说了三个字：“有办法！”

说着，父亲走向厨房。小米粥刚刚熬好，他以米粥代替浆糊，将书皮粘得结结实实。我和母亲既诧异又担心。诧异的是，父亲竟然就地取材，想出这么一个怪招。担心的是，就这么将书皮粘上，能行吗？父亲却很有把握地说：“绝对没问题。”

果然，一个学期即将结束时，不少同学的书皮早已开缝，而我的书皮，依然牢牢地跟书粘在一块儿，永不分离。

上了中学，书越来越多，老师们对包书皮已不作要求。可每当发了新书，父亲总是不辞辛苦，给每一本书包书皮。他当初说的一句话，牢牢刻在我心里：“我没文化，也只能为你做这些了，好好学吧！”

瞬间，我被感染。心里装的全是温暖，是爱。捧着一本本包了书皮的书，去学，去拼。

没有文化的父亲，不正像一张坚实而美丽的书皮吗？时刻保护着我，鼓舞着我铿锵前行……

父亲

文/朱国喜

在我的一生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我的父亲。虽然，自16岁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后，我便与他聚少离多，但父亲的音容笑貌我是一辈子铭刻于心的。

父亲今年74岁，每次回去探望，他偶尔流露出人生苦短、来日不多的怅然。父亲的身体虽不如以前，但大的疾病却没有，只要不出现意外，活80多岁应该不成问题。

印象中，青年、中年时的父亲不是这样的，他根本不考虑生与死的问题，只知道一味忙碌。家里田内，白天黑夜，从来没听他叫过一声苦，也没有听到过他对生命的感叹。

在艰苦的日子里，父亲脱砖坯，割怀草，杀荆条，硬是盖起了四间堂屋。后来又多次翻修，才使我们兄妹四人有了遮风挡雨、温暖安稳的家。

前段时间，父亲又在子女的一再催促和资助下，终于完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修房盖屋。

本来，父亲不打算在房子上再有大的动作，然而每逢下雨天，房屋漏得实在厉害，家里所有能盛水的器具都拿出来，也不够接雨水用。滴滴答答的雨声敲打着脸盆，也敲打着做儿女的心。小弟和大哥多次做父亲的思想工作，父亲才终于答应翻修东屋。

我明白父亲的想法，他年事已高，担心百年之后，翻修后的房子无人居住。父亲曾多次劝我：只要你愿意退休后回老家住，我马上推倒老屋，盖成小楼。面对父亲的期许，我回答得模棱两可。不是我不爱老家，实在是因为我明白：等我人到暮年，老家已经无牵挂，我和老伴会这儿疼那儿痒的，住在城里要方便得多。

秋收前后，忙了一个多月，东屋总算翻修一新，室内用品基本备齐：床是崭新的双人大床，电视是壁挂的，装上了闭路，空调和太阳能各安其位，卫生间兼洗澡间实用方便，地锅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被液化气灶取代……

如今，父亲再也不用在数九寒天里围着火堆烤火，熏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只需轻轻一按遥控开关，房间里就冬季如春。一日三餐，父亲再也不用坐在灶台前烟熏火燎地烧锅了。他可以趁母亲做饭的时候，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看电视，也可以到村头的大树下与其他老人聊聊天，或者走三两步，视察一下他的菜地。

父亲的二分菜地就在院门前。面积虽不大，但种的菜很全——韭菜、辣椒、蒜苗、芫荽、苋菜、茄子、番茄、萝卜、白菜、豆角、黄瓜、丝瓜、南瓜、生姜、大葱——要什么有什么。每次回来，我都要光顾父亲的菜园，瞅瞅这，摸摸那，爱不释手。在父亲的菜园里逛一逛，心情格外好，既体会到了父亲的勤劳不辍，又感受到了他老人家的老有所乐。

父亲年轻时就喜欢摆弄菜地，一些家常蔬菜种起来得心应手。晚年的父亲，地越种越少，砍柴犁地的活儿早已脱手，唯有这块菜地成了他的精神寄托。那些肥硕的大葱、亭亭的青萝卜、碧玉般的大白菜，还有散发着好闻气味的芫荽和蒜苗，每一样都是父亲生命的寄托。

在我看来，父亲种菜不只是简单地为了吃，种菜寄托着他对土地的深深热爱。吃着父亲种的新鲜蔬菜，咀嚼出的有苦有乐，有父亲生命的坚强，有他对子女的厚爱，更有对家园的留恋与不舍。

我不知道，将来有一天，等他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我接他进城生活，离开的那一刻，他的眼睛里会流露出怎样的不舍，他那颗饱经沧桑的心会怎样疼痛……

父亲回乡记

文/龙瑞方

父亲常和我们说起一个山青水秀的山寨，那是他魂牵梦萦的故乡。父亲在那里度过了欢乐的童年，少年时他外出求学，后来又成家立业，虽然回去过几次，但都是小住几日又匆匆而别。这些年父亲的身体不太好，就没有再回去了。今年春节，三弟提出开车送父亲回乡看看，父亲高兴地答应了。

我们当日到达县城后，乘车在城里逛了一圈。望着颇具现代气息的高楼、新建的广场，父亲感慨的说“几年没回来，变化太大了。”

次日早晨我们驱车去父亲的家乡河边寨。寨子离县城有数公里远，一位亲戚说看到公路边有两蓬竹蓬的土路拐进去就行。我们就开车沿着公路寻找有竹蓬的岔道。果然，我们看到公路旁有两个竹蓬的土路延伸进山里，但路口没有任何标识。弟弟沿着土路开着车子进山了。山路弯弯曲曲，路面十分颠簸，而且窄得只能一辆车通行，如果对面来一辆车就糟糕了。最惊险的是路的一侧竟是长满草丛的山崖，下面深不见底，若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弟弟凝神静气慢慢开着车，车子在山中蜿蜒前行，一排排树一座座山不断从我们眼前闪到后面去。过了好久，我们还是没有见到一个人，一间房。我有些着急了，说：“会不会走错路啊？如果走错就糟了，到哪都不知道，车子也不好调头。”父亲说：“以前回家要走很远的山路，车子都开不进去，也看不出是不是这条路了。”我们的车子只好又向前行驶。终于，远远的，我望见树林的掩映中露出一间房顶，我惊喜地说：“有人家了，看来有村庄，可是不是河边寨呢？”渐渐地车子驶近了，我看到山下有一座四五十户人家的村庄。大片油菜花地里，有农人在劳作。父亲激动地说：“是河边寨了。”

车子开下山坡，那里有一个篮球场，球场旁还有乒乓球桌，弟弟在球场旁停了车。我们刚下车就听到有人喊，回头一看，是大伯父，他早已等在那里了。他叫着父亲的小名，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父亲笑着，叫了声大哥，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大伯父带着我们沿着石板路走回家，一路上遇到几个寨子里的老人来向父亲打招呼。父亲来到家门口，站着看了看，说：“有些变化了。重新修建了吗？”大伯父说是，说把院子拓宽了，前面留了条小路让寨子里的人走。房子也翻修了。但我看到房子还是有些年头了，白墙黑瓦的二层小楼，院子也很窄。大伯父的孙子走出来，热情地让我们进屋子，里面飘着烟火味。屋子一侧烧着火塘，红红的碳火烧着一口黑黑的锅，锅里煮着饭。大伯父的孙媳妇在一旁忙着，她笑着过来向我们打了个招呼。父亲环视了四周，沉默不语，仿佛想起当年的往事。他又走到里屋一间一间地看了看，和大伯父说起了童年的趣事。大伯父说楼上堆着谷子，自豪地说他还有一台碾米机。我们又都到楼上看了看，果然看到碾米机，一旁还堆着好多的谷子。站在楼上望出去，远处的一座青山给我们带来满目的苍翠。

大伯父的孙子在屋外倒好了茶，说里面烟太薰了。我们就去外面的桌旁坐着聊天儿。父亲和大伯父说起以前的事时而感叹，时而呵呵地笑。我给他俩照了合影。一会儿，大伯父叫我们进屋吃饭，桌上已摆放着香肠、腊肉、清汤鸡、小红尾巴鱼等好多菜。大伯父的孙子说，听说我们要来，昨天晚上他就下河去捞了小红尾巴鱼，现在小红尾巴鱼不太好捞。我们连连道谢。有一道菜是我们没有吃过的，是当地的特色菜，叫冻肉，就是把盛着肉块的肉汤凉了一个晚上，次日早晨汤汁就凝结成果冻的形态。我舀一勺放在口中，又嫩又滑，十分好吃。

大伯父带着父亲去寨子里走走。踏着石板路，绕过一排排乡间民舍。只见狗儿追逐打闹，老母鸡领着小鸡四处找食吃，有人在下象棋。父亲一路和熟人寒喧。我们来到路边，抬头仰望，天空纯净如镜，蓝得没有一丝云彩。一座青山映入我们眼帘，我们与青山之间隔着一条河，我们看得到青山脚下的菜园。雄伟的青山就象城里的高楼，但它没有高楼的单调、呆板，它充满着春天绿色的生机。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的诗句一下就跳入我的脑海。青山与寨子紧紧相邻，村民们晚饭后到山上散步，何等的悠闲。渴望大自然的我，竟然羡慕起这里的人们与山为邻的生活。

一条河水哗啦啦地流淌着，仿佛在迎接这位久别的游子。我们沿着河岸走了很远，父亲告诉我，小时候他常在河里捉鱼摸虾。这条河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父亲和伯父说着笑着，回忆往事，仿佛又回到那快乐的时光里。

从故乡回来，父亲坐在窗旁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看我拍的照片，又会讲起故乡的人和事。那个宁静、质朴地寨子让他忘不了，也让我平添了一份念想。原以为这次回乡能一解父亲的乡愁，然而他的乡愁更浓了。故乡，每个人的梦里都会抵达的地方……

家兄酷似老父亲

文/钟声

一个周末的早晨，我还在熟睡，一阵电话铃声把我惊醒。电话是哥哥打来的。他说他已经到了汽车站，问我把家搬迁到哪里了，他好来找。

我听了睡意全无，连忙起床穿衣。

哥哥今年八十三岁了，怎么突然来看我们呢？我连忙把电话打了过去，询问了他下车所在的位置，让他一点儿也不要走动，定定呆着，我让儿子开车子去接他。

过了一会儿，他被儿子接来了。一看他精神还算不错，穿着也是一身崭新，这才让我放下心了。不过，一看儿子扛着的一蛇皮袋子洋芋，我一下子心中又犯嘀咕了：是啊，这袋子洋芋少说也有七八十斤，一路上上车下车，他是如何扛动的？原以为是侄儿们帮他的，可是一打电话询问，几个侄子竟然不知道。三侄还埋怨说，如果他说要来固原，他会请假开车送他来的，这些洋芋自然会顺便带来的。可是，耋耄之年的他却选择了对子女的“不打扰”。当我带着疑问询问这袋子洋芋怎么从地窖里掏上来，又如何扛到出租车上再扛下车子挪动到路旁时，他似乎有些生气了，说：“这点东西，我总有办法带动的，你操那么多心做什么？”

呵呵。看他有些不高兴，我便岔开了话头，拉起村里的其他事情来了。

“正月里，我还唱了几场戏。”哥哥说得很平静。

哥哥从小喜爱耍社火，那些个小曲小调，他至今耳熟能详，一些发掘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站工作人员，常常找他口述词曲，以便保护传承。我小时候的一些戏剧程式和唱腔便是他教会的。在他担任生产队队长期间，村里办起了秦腔戏班，服装行头达到了八蟒八靠，大戏排了二十多本，折子戏也排了几十个，唱他个一月也不重戏。他唱净角（花脸），呼延赞、包拯是他的拿手角色。

可是，那个时候他正值中年，风华正茂，显山露水的身体遇到了和谐氛围，他如鱼得水。现在，他毕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上了戏台能放开嗓子引吭高歌吗？

其实，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近年来，他多时清唱，有时候也装扮起来演唱折子戏或者小曲。清唱秦腔时，相当多的戏剧选段难不住他，那些高亢的尖板，婉转的慢板、舒缓的二六板，甚至紧促的双锤、带板，他都行腔自如，气不馁，词不忘，会博得一阵阵喝彩。今年春节期间他除了秦腔清唱外，还化妆起来，与小他两岁的外村来访者老陈哥演唱了《小放牛》和《匡胤送妹》。八十三岁的小生和八十一岁的小旦，当时带给观众的惊喜自然不少。尽管他们脸面沟壑纵横，腿脚迟缓，但那婉转的唱腔，加上扭扭捏捏的造型，还是给现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欢乐。因此，鲜艳的彩红一条一条地披挂上了他们的身！演出效果好了，自然清闲不下来，一正月，周围好几个村庄还邀请他们演唱哩。据说他还收益了千把元的红包呢。

二

哥哥来看我们，其实是想我们了。

哥哥比我年长十六岁。我的母亲去世早，在我六岁时就因病离我们而去，我的生活起居便由父亲和哥哥、嫂子照料。儿时，我常常骑在哥哥的脖子上，有时看耍猴，有时看电影，穿着开裆裤的我，最乐意体会哥哥脖子上温暖的感觉。在那个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饥饿常常侵袭着人们的胃口，年幼的我自然首当其冲。可是大人们吃糠咽菜，也要节省面食为我烙馍馍，以便带到学校吃。穿衣穿鞋也是一样，他们冬装改夏衣、补丁摞补丁，却要让我穿上崭新的衣服鞋袜。学生用品，则是有求必买。就在我读五年级时，面对村里伙伴们纷纷辍学的情况，我也不念书了。父亲与哥哥便商量了一个对策，让我每天扫十背斗“毛衣”（烧炕与做饭的柴草），如果完不成任务，就去学校读书。十背斗“毛衣”的任务自然难以完成，我便只好重返学校读书。我是村里唯一坚持上学的学生，这其实是父兄“逼迫”的结果。

后来我参加工作了，家庭承包责任田无力耕种，分家另过的哥哥、嫂子便主动承揽起重要农活，从作物下种、灌水、施肥、收割、打碾、收藏都是他们悉心照料，我才得以放心干公家的事。我的几个孩子出生时，我都在外地，接生与伺候产妇月子，都是嫂子照料，大人与孩子有病时，都是哥哥请医买药。最让人追忆的一件事是伺候照料重病的父亲。天下老，都偏小。也许我从小失却母爱的缘故吧？分家时父亲随我而居，承包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自然也随身带来。就在我脱产上电大时，八十岁的父亲患了重病，多方医治无效。我不得不利用周末回家探望。有时候也请三五天假照顾。既将毕业了，考试又非常严格，稍有懈怠，就会前功尽弃，毕不了业，两年学就白上了。哥哥和嫂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们决定将病重的父亲接到他家，便于照料。这一决定，我和妻子自然不能同意。理由是，父亲身体好能做事干活时，在家为我们操劳，他老人家病重了再被接了他们家，不知内情的人会怎么看呢？有人还会以为是我和妻子不孝敬老人，才被兄嫂接去了——尤其是妻子，她死活不同意。但兄嫂考虑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前途。好不容易有个脱产进修的机会，一旦失去，岂不可惜？至于照顾老人，做子女和儿媳的都有责任和义务。再说了，我们兄弟与她们妯娌之间的关系，村人亲朋皆知，一直非常融洽，不会产生误会的。就这样，父亲被接到了哥哥家。记得接走那天，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大家都流了眼泪。就这样，我回到了学校，坚持考完了毕业试。父亲好像也在坚持，等待我取得成绩归来。就在我领到大学毕业证回到家时的几天后，父亲无牵无挂地与世长辞。这件事至今使我难以忘却，感慨万端！

三

看到哥哥身体还不错，耳不聋，眼不花，行动也不迟顿，谈起往事来，如数家珍、记忆犹新。这使我很是欣慰。

哥哥上学很晚，大约二十岁才上初中。记得他常常在煤油灯下补习课程，辅导他的则是小他好几岁的姨兄文斌。姨兄常常因辅导效果不显着而发脾气。这次我才得知他之所以上学晚的原因。当时土改后转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因父亲得罪了村干部，所以好多重体力活都派给哥哥，哥哥当时也只不过十八九岁的样子。什么在北峡口炸石料，什么开挖水渠，什么外出拉炭，交公粮扛麻袋等等，凡是重体力活他一样也没有躲过。他便经人指点，报名上了初中。原先只读过几天私塾的他，要一下子赶上初中课程，那是够他吃力的。没想到的是，他后来不但赶上了，而且还成为优秀学生，毕业后考入固原师范学校（后来在下放学生运动中，因他年龄偏大被下放回家）。

在校期间，发生了一件事，使哥哥名气大增，受到刮目相看。

大概是1959年春，他所在的兴隆中学与机关单位和街道联合举办体育运动会。其中有个举重项目，全校百十名师生和机关干部无一人能挪动一块柱顶石，二十一岁的哥哥搬起来，举过头顶，绕场一周，全场哗然，掌声雷动。正当哥哥以为再无人举起得意忘形时，街道上一位回族大叔举起柱顶石来了个绕场两圈，超过了绕场一周的哥哥，他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冠军，哥哥屈居亚军。哥哥追悔地说：“其实，我再绕场四五圈都不成问题。我以为再无人超过我了，就……”

然而，哥哥毕竟年轻，他又是中学生，理所当然地被选拔为出席全区体育运动会的运动员，上了一回银川，使同学们和村里人羡慕得要死。不过，因为他没有见过举重杠铃，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加之强手如林，他自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

哥哥的身体健康，状态良好，我想与他从小参加体力劳动、体育锻炼和心情开朗不无关系。

四

哥哥非常看好我。每当别人在他面前夸我，说我肯吃苦、善钻研，写出了很多文学作品，得到社会和组织的器重时，他的脸上总会洋溢出自豪来。在他看来，是我为家庭争了光。而这个光其实与他们当年的悉心照料和艰辛付出不无关系——他们的付出值！

自从嫂子前年去世后，哥哥一直处在孤独状态。这次来到城里，条件方便，我一定要好好陪陪他，用心招待他。白天陪他狂狂古雁岭，看看新修的高楼大厦和广场花园，请他吃暖锅、火锅和烧烤，还有杂粮食品。晚上请他洗洗热水澡。可是每当进饭馆点菜时，他总是嫌我点得太多，念叨着不能浪费的。其他方面倒是听任我们安排，可是洗澡时却碰了“钉子”。当我调好热水，请他洗澡时，好劝歹劝他就是不肯洗。说是脚他在家中洗了，澡就不洗了。

我是想为哥哥亲手搓搓背，抚摸抚摸他干瘦的身体。这个干瘦的身体年轻时可是健壮光滑、充满活力的。

原说好的他在城里多住几天，儿子还打算周末时带他到一些新的景点看看。可是只住宿了一天一夜，他就耐不下心了，要求回家去。他说家里养的牛犊子调皮，会因为草料不及时发脾气撞坏墙；临近播种了，有些准备工作还没有到位。其实，除了这些理由外，还有一个原因他没有说出口，那就是怕我花钱，因为每次进饭馆吃饭时，他总是念叨：“太贵了。在饭馆吃一顿饭，够在家吃十多天的。”再就是怕影响我的工作和创作。

我了解他，硬行留他，肯定是留不住的，那就随他的便吧？不过，我买了他爱吃了荞面和玉米面发糕以及水果，和儿子一道开车一直把他送到熟人的出租车上，强行给他口袋里塞了些钱，给司机做了交代，才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

车子启动了，我突然想起了《北国之春》那首歌里的词：家兄酷似老父亲，一对沉默寡言人……也许，也许在哥哥的眼里，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有了差距。我们在一起因共同话题不多而感觉生涩才匆匆离开？！

父亲的脾气

文/秋阳

父亲去世好多年了，对父亲的怀念依然铭心刻骨，父亲给我留下最深切的怀念是他的脾气。

父亲是个直性子人，脾气很暴躁。我是父母的独生子，但父亲对我非常严厉，我不但挨过父亲的骂，也挨过父亲的打，而且是木棍在我的头上“下冰雹”。在父亲面前我从来不敢说太多的话，更不敢做错事。

在集体合作化时，父亲爱管闲事，该他管的不该他管的他都要管。那时候，家家粮食都很紧张，妇女们到生产队干活，难免偷偷地掐一个谷穗、捋一把豆角，或摘一个苹果。父亲虽然是普通社员，但他对这些事看不过眼，只要被他看见总是瞪着眼睛把人家厉声训斥一顿。虽然父亲吼过了从来不向生产队长报告，可人家还是恨他，明里不敢说，背后却狠狠地骂：“死老爷子，他算老几？”时间久了，父亲得罪了不少人。生产队长安排农活不当，或做事不公，父亲就跟队长粗脖子红脸地干架，生产队长当然也不喜欢父亲。父亲的“不尽人情”，使许多人恨他，又怕他。父亲在生产队里干活最卖力气，但父亲在生产队里日子并不好过。母亲时常劝父亲：“你就好好干你的活，少管别人的事，你把人都惹了，乡里乡亲的以后咋见面？何苦呢？”父亲就是不听，还对母亲骂粗话，完了闲事照样管。父亲就是这么个人，谁也把他没办法。

1966年夏初，五叔去天津做了脾切除手术，住院期间我惦记五叔的病情曾多次写信询问。五叔出院后怕我不放心，回来时专程绕路到青龙县城，当时我在县人民银行工作。叔侄见面自是高兴非常，但五叔见我很瘦，脸色也缺乏青年人的光彩。五叔是医生，便问我是不是有病，应该去医院检查。我说没病，主要是工作累，整天写材料，经常熬夜加班，稍闲时还要看书学习，造成严重失眠……

两天后五叔急着要回家，怕五婶惦记。五叔回家的第三天，父亲骑着毛驴来到县城，我问父亲老远到县城来有什么事，父亲说：“你五叔说你病了……”原来父亲是专程来看我。从我家到县六十多里，除了翻山越岭就是趟河过水，五十多岁的人不知受了多少累，我确实有些心疼。我说我没有病，主要是经常失眠。父亲两眼望着我，似信非信，嘱咐我不要太累……

第二天，父亲要回去，我说老远的既然来了就住两天。父亲说：“你没病家里就放心了，生产队活儿很忙，自家也耽误不起工分，再说还有队里的驴……”父亲执意要回去，我知道留不住。吃过早饭，送父亲到城南的小河边，我对父亲说：“爹，年岁数大了，生产队的事有队干部，你少管吧，生那些闲气划不来，气大伤身……”

父亲沉黙一阵后说：“不用惦着我，往后生产队的事我不管了……”

我听了父亲的话，心里涌上一种莫名的滋味。父亲脾气的确不好，但他一个实实在在的庄稼人，内心里对集体对国家却是那样的忠诚，让他违心的做人无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那一刻，我很想对父亲说几句安慰的话，但我想了许久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话语。父亲骑着毛驴过了河，望着父亲的背影，我的眼泪像泉水般地流了下来：我心里很清楚，父亲决不会因我的两句话改掉多年的老脾气……

父亲依然故我，以后的年月里又跟许多人干过架，虽然跟许多人伤了感情，但他认为自己说的做的都没有错，别人心里也承认父亲所做所为堂堂正正， 毫无一己之私，但碰到谁头上谁都恨他。父亲把全生产队的社员包括原来关系很好的人全得罪了，父亲经常遭人白眼，甚至有人找借口跟父亲吵架，发泄怨恨。在搞集体的几十年里，父亲没过几天顺心的日子。直到生产队解散土地承包到户，年逾七十的父亲才得以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