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长的文章

班长的文章（精选16篇）

青涩的爱情

七岁的时候，我喜欢上了我班上的班长，其实那时候班上的女孩都喜欢他，老师也喜欢他。他是班上最会读书的人，每次“六一”他一个人可以得几张奖状，而我却偶尔才能得一张。小学毕业的时候，奖状把他家的一扇墙壁都贴满了。那时候，老师和家长教育我们时总说一句话：向他学习。因为很喜欢他，反而有一种“近乡情更怯”的感觉，不敢看他的眼睛，不敢和他说一句话，只能在后面偷偷看着他，把自己的喜欢深深埋在心底。心里暗暗对自己说：努力学习，一定要超过他。好像只有成绩超过他，才能轻松面对他。

香是我的同学。一天，她偷偷告诉我：她喜欢班长。我听了呆怔在那里，她推了我一把，我才惊醒。不，她怎么可以喜欢班长呢？班长是我喜欢的人啊！可香是我最好的朋友。在那幼小的心灵，也面临着选择：是要朋友还是班长呢？经过短暂、激烈的的思想斗争。我还是选择了朋友。那时候的我，就是喜欢班长，也没有勇气告诉他。而香是那么勇敢。她拿出一封信，叫我转交给班长。那天回家，我在半路上拦住班长，不敢看他，低着头把香写的那封信塞到他手中，然后像一阵风在他眼前消失了。过了几天班长并没有给香回信，香怪我送信时，没有说清要回信。我心里不高兴，让香自己去要。放学的时候，香真的拉着我找班长要回信。班长看着我和香说：我现在还小，最主要的是学习。呵呵，这都是老师在上课教育我们时说过的话。小学毕业了后，我们各自上了不同的中学，就很少见面了。

长大后，班长成了我的老公。我偶尔会问班长：你怎么不喜欢香呢？班长就这样说：那时候我就喜欢你，可你为什么总爱躲在别人身后呢？我更关注的是故事中的配角，就像你！很多人喜欢红花，我却喜欢衬托红花的绿叶。

香把爱情放在嘴上，我把爱情放在心里。不同表达爱情的方式，得到不同的结果。

水比油贵

文/办办乐乐

那是70年初，我在浪岗列岛上当兵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浪岗列岛位于东海前沿，有着特殊的战略地位。由于小岛上没有淡水，所以没有树木，也没有人居住，唯一的居民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毛头小伙儿。每年新兵一上岛，第一课便是节约用水的教育。因为，离开了淡水官兵们就无法生存，发电机就无法发电，火炮就无法怒吼。岛上的淡水来源主要靠每隔一两个月从大陆供给。

那是我上岛不久后的一个清晨，我把洗完脸的水顺手泼在了山坡上，此举正好让班长撞见，他看了我一眼没言语。晚上班务会开始了，班长以他那不急不燥独特的批评方式向我“开火了”。“……你知道岛上断水会出现什么后果吗？不战自败！岛上淡水最困难的时候，每人每天一茶缸子水的滋味你尝过吗？念你大城市生活惯了，我不怪罪你，可下回要注意哩。”班长几句话说得我无地自容。这天晚上我洗完脸洗脚后，把水倒入回收池。第二天，班长特意叫我同他一起菜地，我们每人从回收池中挑了一担水把水浇到了菜地。

岛上缺淡水是悬在部队首长心上的一块病。为这首长们费尽了心机。先是抽调有经验的工兵上岛打井找水，可一连打了几眼超深井，都未抽出水来；接着便是寻找各种收集雨水的方法，如建筑物采用带牙子的平顶建筑，再在它的一个角上留有一圆孔用来接皮管，通入蓄水池。就连山坡上的雨水也不能白白让它流掉。为此，从山顶到山腰开凿了一条百余米的长沟，雨水从上到下流入人工山洞储备起来。这些措施的运用缓解了岛上淡水紧张状况，但光靠补给和老天爷的恩赐很难适应战备的需要。为备战，上级领导做出购进两台海水淡化仪并成立了淡化班的决定。

淡化仪上岛好几天了，一直没机会目睹这“洋玩意儿”。一天，班长派我去淡化班修电话，我看机会来了便一路小跑来到淡化班。淡化班里人们忙忙碌碌，机器轰鸣，只见海水被抽入一个容器，然后进入机器再经过许多姆指粗细的管子。管子出口有两个，一个流淡化后的净水，另一个流分离完的废水。淡化水流得要比废水慢得多，废水流经的山坡上形成了白花花的一片盐碱。淡化班长热情地递过来一杯刚淡化完的水让我尝尝，我接过杯子咕咚就是一口：“唉呦，好咸呢！”“别看它咸，关键时刻它能救你命啊。这咸水你知道有多贵吗？”我摇摇头。“告诉你吧，一斤油一斤水换来的。”此时，我才真正懂得水比油贵，淡水就是生命的道理。

事隔多年， 早已离开了缺水的小岛，但几年养成的节约用水的习惯却一直陪伴着我，有关岛上淡水的故事也成为我劝告家人及他人节约用水的好教材。

冰山上的雪莲

文/钱龙

1972年夏，作为空司雷达兵部赴藏调查团的一员，我驱车由拉萨往南，跨越奔腾的雅鲁藏布江，向甘巴拉山进发，那里驻守着世界上最高的人控雷达站。甘巴拉，藏语意为：不可逾越的山峰。它是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联袂携手的宠儿，海拔高度5374米，明镜似的羊卓雍湖，倒映着它挺拔的雄姿。汽车依山盘旋，当将标高4500米的碑石甩在身后，就再也见不到迎风摇曳的臧红柳、在山崖上奔跑的野牦牛和矫健的苍鹰了。我们已进入动植物均已绝迹的“生命禁区”了。

转过山口，跳出一段接近360度的险峻弯道，我不禁捏了一把汗。驾驶员小柯沉着稳健地驶过后，将车刹住，侧望幽深的峡谷，缓缓按响三声喇叭。我愣住了，只见他年轻黝黑的脸庞上，淌下两行热泪……他向我讲述了曾在这里发生的悲壮一幕。

那年隆冬，连续一波猛似一波的暴风雪，将崎岖的山路冻成了蜿蜒的冰道，燃料、食物和水都运不上山。每天一杯水，就是战士漱洗饮用的全部配给。一分钟都停不得的柴油发电机，油箱张着饥饿的大口，水箱干得丝丝冒烟。团部汽车班老班长，这位在高原雪域开了五年车的老兵，焦急地连夜带上小柯，在车轮上绑上防滑链，向甘巴拉雷达站运送急需品。老班长屏气凝神，如一位娴熟的舞者，将车从容地开上溜滑的山道。左右灵巧地打着方向，适时地轰油门、踩刹车，抵达山顶后，战士们闪着泪花，与他们拥抱在一起。可在下山时，他们遭遇了突袭的风暴，弹珠大的冰雹“噼里啪啦”砸向车窗玻璃，视野一片迷茫。就是在刚才那个弯道，险情发生了。老班长倾尽全力，仍阻止不了汽车无情地向悬崖边滑去……他叫小柯赶紧跳车，可小柯面对教他开车教他做人的老班长，呼喊着：不！我们生死都要在一起！老班长猛地用力将他推下车去。而自己却和车一道坠下了深谷……喇叭声是为悼念老班长的英灵。

我登上山顶，湛蓝纯净的天幕，似乎伸手可及。举目远眺，群山巍峨，银装素裹，绵延至天际。参天的冰峰玉柱，似水晶般透明亮澈。一缕夕阳，从中穿透辐射开来，给这银色世界镀上一层耀眼的金黄。我正陶醉在这如诗如画的梦境中，暮然，一大团铅灰色的云层汹涌而来，暴风骤起，裹卷着大片的雪花狂舞。我猝不及防，赶紧扶着身旁那座标高石碑。眼前，猛的一亮，脚旁岩缝冰凌中，傲然挺立着一株雪莲花。它粗壮的茎秆上，伸出几片绿叶，簇拥着一团洁白如雪的棉朵。在这雪山之巅，它经受了无数次暴风雪的洗礼，正骄傲地挺直腰杆，高昂着头……

山顶严重缺氧，指战员们每顿吃着半生半熟的面条米饭，常年难见新鲜蔬菜和水果，声音嘶哑，嘴唇燥裂。指导员和我说着话，干裂的嘴唇竟渗出几滴血珠。他提醒我：内地来的人，很快都得趴下吸氧。果然，我的后脑勺开始炸裂般的疼痛，一阵紧似一阵。胸口像压上了一块大石头，喘不上气来。他让我钻进鸭绒睡袋，一根长拉链，从脚底到颈部拉了个严严实实，氧气包的皮管塞进了我的鼻孔……醒来时，已是深夜，月光下，窗玻璃上绽放着璀璨的冰花。哨兵皮靴踩踏冰雪，抵御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依依惜别甘巴拉时，我捧起那株雪莲花，我要把它带回内地，让人们见识它的纯洁壮美。告诉人们：在这冰山雪峰上，日夜驻守着像雪莲花一样纯洁壮美的高原卫士……

上体育课

文/田苡嘉

今天下午我们的第二节课是体育课，我们全班同学都非常的高兴，差一点要跳起来了。

上课铃打响了，全班都飞毛腿的样子冲出教室，到外面站队，班长来到我们面前，所有人没有一位说话。这时班长一喊：“立正”，差一点要把我的耳朵震聋了。最后我们到楼下见老师。

老师首先教了我们几个动作，刚开始我们很不明白，过一会我们学得很熟练。

我们学完动作后，老师很满意，于是老师要带我们玩一游戏，我们全部都要开心死了！老师从办公室里拿了两个篮球，老师再讲游戏规则，最终我们明白了，老师吹口哨说：“开始，女生和男生比赛开始了！”我们女生拼命地喊“加油！加油！”男生也是。一会有一个淘气的男生对我们说：“女生落油！女生落油！”我们女生特别生气。

比赛结束了，最终我们女生赢了！我们都开心地蹦来蹦去。可想而知，男生很难过。

下课铃打响了，这真是一节有趣的体育课。

童年的另类记忆

文/陶安黎

那天，在一家机械企业采访，从他们的宣传册页上，我看到一张合影，其中一个人觉得特别眼熟，脑海中迅速浮出了一个名字。尽管与这个名字相隔了四十年的光阴，但我相信我的第一感觉没错。随后我对企业负责人说出这个名字，得到了证实。

我想，如果我们互换一下角色，他一定不会这么快认出我。况且他现在也是一家大公司的副总，阅人无数，不像我，始终过着一种简单而重复的生活，见到的人，经历的事，能记住的一般都忘不了。

我的这位小学同学似乎天生就是当领导的材料，他比我们这些同龄孩子高半头，从气势上先压倒了我们，不过从照片上分析，他现在的个头应该和差不多了，这让我稍稍找到了一点可怜的平衡。记得小学一年级第一天报到，老师便委任他当了班长。下课后，我悄悄喊他一声“大班长”，他回过头来狠狠瞪了我一眼。那副拒人千里之外的表情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他写作业的时候，我好奇地凑过去看了一眼，写在田字格上字十分工整，令我徒然地羡慕。

我曾写过不少关于童年的记忆，其实仔细想想，我的童年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留恋和炫耀的。谈不上“美好”，更没觉得“天真烂漫”。那个年代工厂的子弟学校，基本就是一个字——乱。而且“熊孩子”特多。像我这样体质弱的孩子是注定要受人欺负的。好在我胆小，不怎么惹事，除了几次我考试成绩比班长好，他的几个“粉丝”为讨好他，用“压摞”的刑罚把我压在地上喘不过气来，其他的一些小打小闹也不在话下。

现在经常在新闻上看到老师体罚学生，我小时候老师是不敢打学生的，倒是学生经常打学生，而且打得很厉害。

有个姓黄的同学，和我们一级，但不在一个班。他个头很矮，蜡黄的脸，倒八字眉下的一对小眼睛很凶。同学们都怕他，因为他打起架来不要命，而且下手特别狠。老师也拿他没办法，顶多把他的家长叫来。他爹对他管教不可谓不严，听说还把他吊起来打过，但他却越打越皮实，越打性情越乖戾了。我很庆幸没和他同在一个班，尽管我们班也有几个捣蛋的，但比起他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然而有一天刚拉了下课铃，他突然出现在我们班。先在门口晃了两圈，然后走进来，好像随机选了坐在前排的一个同学，指了指他，这个同学战战兢兢地站起来，一脸的惶恐。他似乎很喜欢玩味这种惶恐，笑嘻嘻地盯着他。正当这个同学被他盯得不之所错之际，他一拳打过去，这个同学立刻捂住鼻子，血顺着指缝滴滴答答落在课本上，瞬间洇了一片。

这还不算完，他又把流着鼻血的同学拖出了教室。残忍的游戏才刚刚开始。

同学们都松了一口气，知道自己逃过了一劫，纷纷跟出来看热闹，我也是其中之一。后来我在《动物世界》中看到了相似的一幕。猎豹在追踪斑马时，所有的斑马都在狂奔，但只要猎豹咬翻其中一匹，其余的立刻安静下来，该吃草的吃草，该蹭痒的蹭痒。

这位倒霉的同学却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姓黄的同学踢打着。他很会打人，击打的部位都是人体疼感最明显的地方。他好像十分享受打人的过程，一直笑着，不紧不慢，有条不紊，像猫戏耗子般，有时挥拳故意虚晃几下，把对方吓得左闪右躲，他却停下来，对方稍一懈怠，他又重重打过去。

课外活动时间是十分钟，他也整整打了十分钟。同学的脸上凸一块，凹一块，红一块，紫一块，身上全是土。开始还哭，后来麻木了，一声不吭了。整个校园静悄悄的，只听见噼里啪啦打人的声音。

上课的铃声终于响了。姓黄的同学才意犹未尽地住了手，和一旁一个观战的孩子勾肩搭背地离开了。事后我才知道，那个孩子是他的好朋友，是被另一个学校开除的，这天来找他玩，他为了向他的朋友抖抖自己的威风，随便找个同学打给他看。

这事过去了很久，我依然后怕着。如果恰巧我坐在前排，说不定倒霉的就是我。在寓言中，狼吃小羊还要找些理由，而强者欺凌弱者是不需要理由的。我常想，一个年仅十岁的孩子，他的这种残忍从何而来呢？我想这不仅仅是教育上的失败，似乎也无法简单地归结于时代和环境。

三年级的时候，我读了《三字经》，那时不是作为“国学”来诵读，而是充当“反面教材”批判的。我是批得最带劲的一个，尤其对开篇的“人之初，性本善”一句，更让我口诛笔伐。因为我亲眼目睹了一个人天性中的残忍。

童年的记忆是凌乱的。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了照片上的这个现在是企业副总当年是我们班长的人，竟然牵出了这样一段回忆。其实这个事件和班长毫无关系。

及至后来，在书里和电影上看多了“七三一”、南京大屠杀、中美合作所、奥斯维辛以及在当今媒体上时常报道的暴恐组织、极端武装的杀戮和各类刑事案件，然而，这些血腥并没有冲刷掉那个黄同学笑着打人的场景。只要这种人对人的残忍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减少，只要人性还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得到提升与进化，世界的大同依然是一个遥远的乌托邦。

再后来，我和班长分到了同一个学习小组，接触得多了，慢慢地成了好朋友。而那位姓黄的同学也不见了。随着他的消失，校园太平了许多。我就这样安安稳稳的直到小学毕业。

参加工作后，偶然间听说那个姓黄的同学进了监狱。也许，从他打人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这样一种归宿。早晚的事。

新疆的风雪

文/尹广

报名当兵的那一年，正好是新疆部队来征兵。当时，正放映“文革”后解禁的一批优秀电影。其中，《天山的红花》让人眼前一亮，尤其是影片中的新疆风光令人向往。得知我到遥远的新疆当兵，母亲高兴之余，不免担心那里的气候和生活习惯。我想都没想地表示：“爸爸不是教育我好男儿四海为家吗？”

闷罐火车厢从武汉黄埔兵站始发，走走停停，七夜六天才到新疆。一下火车，寒冷就给我们来了一个下马威：血气方刚、活蹦乱跳的小伙子们一个个变得像木偶。以为将到目的地，谁知又爬上搭篷的大卡车，牛车式地“哼哧”了三四个小时，终于到了目的地。带队干部叫我们跳下车集合，叫了几遍没见动静。他火了。一名较抗寒的新兵解释：“首长，大伙快冻成冰块，反应迟钝。”接兵干部乐了：“咱忘了这茬，零下二三十度啦，这鬼天气！”说完，他打开卡车的后墙板，跳上车，将蹲坐的我们一一拉起，然后招呼大伙依次慢慢跳下车，并让司机在下面保护。我僵硬地跳下车，顿觉脚后跟一阵疼痛，脑袋“嗡嗡”作响。

12月中旬，气温一天比一天冷。作为新兵，越冷越是要外出训练。我们炮兵测地班，坐在卡车厢里。风吹在脸上，像刀刮一样的疼。尽管戴着雷锋式军棉帽，有着防风护耳设计，但遮不住的脸还是生疼不已。望着车外，羊背盖满大雪，马浑身披满白霜，嘴角拖着长长的冰凌，牛和骆驼也全都长出了白眉毛和白胡子，一只只显得慈眉善目。

我冷得人一动都不敢动，觉得动弹一下都会让四周的寒冷逮着个空子趁机而入。四肢又沉又硬，唯一的柔软和温暖只在胸腔里，我尽力和战友挤得紧一些，同时蜷着腿，尽量把身子缩成最小程度的一团，眼观鼻，鼻嗅心，默念着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一秒钟一秒钟地忍受。不知不觉，腿麻木，脸麻木，已感觉不到疼了。

终于到了要侦察的目的地，我木偶式地下了车，就是穿着厚厚的外面翻毛里面纯羊毛的“大头鞋”，也跟光脚踩在冰上一样。前额和后脑勺有一种被猛击时的疼痛。两眼被严寒刺激得泪流不止，泪水在铁一样的冷空气中蒸腾。

连队的主食以面食为主，我是吃米饭长大的，自然不习惯。特别是早餐吃窝窝头，第一次见到它，金黄金黄的，以为是家乡武汉那种黏甜的米糕，谁知一口咬下去，就像咬了锯末似的难吃。出发前的早餐，班长就给我们打招呼，说今天冷，执行任务的地方既偏僻又较远，嘱咐大家吃饱些。偏偏这天早餐又是窝窝头，我硬着头皮啃了一口，只喝了一碗玉米糊糊。本想将不愿吃的窝窝头扔掉，又怕食堂人多被发现，只好先塞进衣兜里，再找机会偷偷扔掉。

雪越下越大，地上的积雪越积越厚，突然，汽车的横梁被积雪卡住，把横梁托了起来，后轮胎挨不了地，在原地空转。大家下车推车，可怎么也推不动。几次努力失败后，开始泄气了。班长叫司机放掉水箱里的水，并让我们撤离到不远处一所空闲的房子里。班长和另一位战友找来树枝，点燃起篝火。我感到一阵虚脱，两眼不自觉地半睁半闭。一位战友发现了我的异常：“哇，你脸色不对，怎么啦？”班长把我扶到篝火旁坐下，将水壶烤热后，放在我嘴里让我吮了几口。我长吁了一口气。班长说我是受冻了，并问我早餐是不是没吃？我不好意思地承认只啃了一口。“那剩下的窝窝头呢？扔掉啦？”我这才想起衣兜里有那块还没有扔掉的窝窝头。我一边啃着干硬的窝窝头，一边喝着热水，一股暖流从心里泛起。

我第一次感觉窝窝头格外好吃。

抵抗寒冷，除了注意身体保暖，每天都要吃得饱饱的，以保证身体有足够的热能。这是指一般情况而言的，特殊时刻还要有自救的办法。一次，轮到我站夜岗。半夜，我起床后，踩着半米深的积雪，去几公里外的弹药仓库站夜岗。我是第三岗。一岗两小时。该交岗了，可接岗的人迟迟未来。我背着真枪实弹，不敢擅自离开哨岗回连队叫人。风雪一阵阵击打着岗亭，岗亭外的雪已垒到了一米高。我知道，如果一动不动地站在亭内，我很有可能变成木乃伊。怎么办？我把枪放在岗亭里，先用双手扒开一条道，然后在仓库旁找到一把铁锨，嘴里哼着小曲，把岗亭周围和仓库门前的积雪一锨锨地铲开、铲平。正干得起劲，突然，听到“哧哧”的踩雪声。我警惕地回岗亭端枪，拉动枪栓：“谁？口令？”没有回答，“哧哧”声越来越近。我紧张大叫：“干什么的？再不回答，我就要开枪了。”仍没回答。我定睛一看，原来是附近牧民的黄牛不知怎么溜达出来，它不紧不慢，似乎是在找吃的。又过了约半小时，连长打着手电筒查岗，对上口令后，他惊愕地问：“怎么还是你站岗？”又看了看现场，笑着朝我胸前捶了一下：“真有你的，好样的！”

数十年过去了，如今回想，新疆的风是那样悠长的一种音乐，新疆的雪是那样飘逸的一种花朵。

父亲的歌

文/蒋明华

父亲是一位煤矿工人，却特别喜欢唱歌，所唱曲目都为情歌，唱歌时深情款款特别投入。

“哥在外面学鸟叫，妹在家中把手摇；爹妈问我望什么，风吹头发用手撩。”

每天父亲一睁眼，就坐在床上开始哼唱，温馨快乐瞬间弥漫儿女们心头。母亲一边弄饭一边嗔怪父亲：“该上班了，你的妹妹在井下等着呢！”

父亲下井总是非常准时，喜欢独自背着工具走在前面，一路唱进去。下班又在最后，再一路唱出来。父亲好像很在乎下井的这种感觉，每当这时，父亲的脚下就万分悠闲，头上的矿灯照出巷道的幽深和寂静。父亲一改平日的低吟浅唱，随着兴趣亮嗓，歌声在巷道中传得很长，一种空旷悠长使人的思维发生一种奇妙的延伸。

不过，父亲一般总是唱得十分文雅，矿工累了时更觉得不过瘾，就嚷：“还有快活一点的吗？换一个，换一个！”

于是，父亲就换一个。大家互相调侃，就这样打打闹闹，似乎一切劳累都在歌声中消融了。

父亲还有一种场合也会将歌唱得极富情调。

这就是父亲一个人上山采药，父亲为什么懂一些草药，儿女们也知道，父亲长年在井下采煤，少不了磕磕碰碰，常替人治伤，而且分文不取。到深山密林，父亲就情绪热烈，放开喉咙唱起来。这时，清溪潺潺，百鸟和鸣，山谷回应，情景交融。也只有这时，父亲的歌才充分显示出迷人的魅力！

“高山高岭高顶天，望到哥家炊火烟；何时盼到哥家去，冷水饭泡也清甜。”……

不知不觉天色将晚，唱够了，药也采好了，父亲又一路轻松下山来。第二天不误上班，仍然精神饱满。

早些年，父亲在井下的一次抢险中被矸石砸掉一颗门牙，一笑就露缺口，说话漏风，喷唾沫星子，唱歌也咬不准音节，使父亲的唯一爱好大打折扣；于是下决心补了颗金牙，只要父亲一张口，那颗金牙就会闪闪发光。好多年以后，邻居王大伯还十分郑重地告诉儿女们：“那可是纯金的！那年头就要七块钱，整整七块钱哪！”

父亲如此珍惜口腔的完整，终于使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歌声又响了起来。然而，父亲的歌声再一次沉寂下去，而且再也没有恢复。

父亲替人治伤，一般情况下，就用特制的小木锤将草叶轻轻捣烂。家中还预备有几个粗砂钵，用来磨那种风干的药物根茎。酒也是常备的，为拌药之用。治伤时，先将伤者的伤口清理好，再将捣烂拌匀的药物在酒上加热到一定程度，赶紧敷在伤处，还要盖上一张阔大的绿叶，然后用净布缠住，第三天便能见效。父亲说他治伤有两个与众不同：一是草叶捣烂的方式，二是酒的温度，二者都使用得当，恰到好处，药物才最有效力。

那一年春天，父亲班里的石头班长左脚背被铁器砍伤，仍然坚持上班，后来红肿溃烂，矿医院说必须住院治疗，否则还会恶化。可石头班长不肯住院，怕耽误生产。父亲就与石头班长同进同出，还到他家里给他治疗，每天为他换药，做得特别勤快仔细。奇怪的是，石头的伤总不见好。于是父亲就将最好的酒拿出来用，又大口大口地咀嚼草药，嘴角流出绿色的汁液，不断地打着干呃，眼泪都流出来了。

“师傅，那样难受，就别嚼了！捣烂不一样吗？”石头极力劝阻父亲。

“这样好，嚼得均匀，人的口水也是有药力的。”父亲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这种办法。

整整一个多月，石头班长的脚终于好了，年底还被评为矿里的标兵。到这时，人们才发现父亲许久没有唱歌了！儿女们有一天看到父亲独自坐在镜子面前发呆，镜子里父亲的嘴微微张开，牙齿全都发黄发黑，那颗金牙也变了颜色，不再闪光了。长期咀嚼草药，父亲的口腔受到严重损坏，牙齿就这样慢慢地坏下去。

没有好的牙齿，没有歌声，父亲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

难忘党班长

文/青雪

刚到部队，总听人叫通讯班的班长为“党班长”，以为他是营部的学雷锋标兵、模范党员，大家才尊称他为“党班长”的。时间长了，才知道他的的确确姓党。

党班长中等个儿，身材稍显单薄，生就一张秀才脸，皮肤放到染布缸里也染不黑，说话慢声细气，干事多做少说、身先士卒。

到部队不久，我们几个新兵要求进步，都写了入党申请书。我们的班长是支部委员，就问我们，你们看看咱们营部的兵都谁像党员？我们几个根据观察，各自写出了我们心中的党员，竟然八八九九差不离儿，其中就有党班长。班长告诉我们，党员就在我们这几十号人里面，他要表现突出有闪光点，爱战友，打仗敢拼命，一眼就能看出他的好来。

那时我们部队修盖营房，为了锻炼部队，也为了省点费用，只请了十几个掂瓦刀的大师傅，我们都当小工——后来我也混成了掂瓦刀的大师傅，这是后话——和泥、提灰、搬砖。有一次，供泥灰的兵忙里偷闲去撒尿，大师傅跟前缺“货”了，他才不管你是不是当兵的，站在那里就骂。党班长急了，不等其他兵出手，提了两桶泥灰就先上去了，一桶足有20公斤，他一手掂一桶，如同少林寺和尚练功那样，秀才脸憋得杠红，颤颤巍巍上了架木板。我们在下面看得胆战心惊。我们是真佩服这个姓“党”的党员班长。

不久，我们都喜欢上了党班长。党班长时不时地给我们表演他的绝活——约摸时间。部队除了干部，其他的兵都没有表。跑野外训练，靠的是看日头和问老乡。在施工现场，该不该休息，我们靠的是党班长。党班长说10点了，该休息了。话音刚落，就听到了值班员吹响休息的哨子。党班长说11点40了，该收工了。不一会儿，就听到了收工的哨子。有几个新兵不服，与党班长打赌。党班长瞅瞅天——也许是阴天多云，也许是晴朗大太阳——报出的时间与排长的表只差了两三分钟。真神了！有的兵老实，打赌输了，就欢天喜地去军人服务社买糖买烟分给大家。捣蛋的兵就缠着党班长要秘籍，赖着不兑现赌注。不管兑现不兑现，党班长都是乐呵呵的。

后来我也有了许多年的党龄，但党班长始终是我心中的一面旗帜。

兵之初

文/朱秀坤

又是征兵时节，不觉想起了我的当兵生涯，我的兵之初。

二十多年前那个初春的夜晚，一个瘦小的老兵拎着我的背包，一声不吭地把我领到一间宽大的房间。刚进去，我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七八个光头新兵在那春寒料峭的夜里，只穿个黄裤衩趴在床上龇牙咧嘴吭吭哟哟地做着俯卧撑，头上和脊背冒着缕缕热气。老兵让我脱了衣服加入他们的行列。我知道，老兵就是我的班长了。

相处一段时间后，我对班长有了一些了解。他家在云南的深山老林里，参军前小学都没毕业，写封信咬上大半夜笔头子，才挤牙膏一样挤出两三句。但他在训练场上就不同了，玩单双杠他如晴蜓点水，上战术场他动如脱兔。在我这个高中生的眼里，他其实就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一介武夫而已。

受训于这样一个没文化、只对训练痴迷的班长，我吃尽了苦头。班长似乎对我这个高中生格外“照顾”，别人做上一遍两遍的动作要领，他常常要我做上五六遍。每有一点不合格，他就会不厌其烦地给我示范动作，执著地纠正我的错误，再点上烟站在一边看着我汗流浃背地练，直到他满意为止。对于这些我并不领情，相反总是烦他：为什么别人只做一两遍，我就要做上那么多遍？也许班长也知道我对他的反感，却并不言语，依然一如既往地对我严格要求，剥夺了我宝贵的读书时间，赶跑了我业余写作的灵感。于是我对他的成见越来越深。

大概是三个月后吧，那次他到操场，很是反常地对我笑笑，说：“这次可能有戏。你呀，也该自觉练练。光有文化，没有军事素质也不行，我看你是个好料子，好好压一压，总能行的……”后来我才知道班长说的“有戏”是指他提干有希望了，因为基地准备派人来考察他了。

说完班长一个右手立臂撑，潇洒地上了单杠。也许是心情好，做那组高难动作时讲着动作要领的班长突然双手脱杠，呈弧形腾空甩向地面，仰卧在地上，面部肌肉因痛苦而扭曲。班长的右手粉碎性骨折。原本要提干的他，不久就因残退伍了。

据说班长的右手已形同虚设，在云南的大山里过得并不好。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味道。但我仍然要感谢班长，没有他对我的“照顾”和严格要求，也许我至今也不会走出漂亮的步伐，踢不出整齐的正步。是的，班长说得对，没有良好的军事素质，怎能当好一名军人？

怀念班长

记得你是开学以后一个月才入学到我们班的，我们的同窗友情也由此开始。你高高的个子、亲切的微笑和一身朴素的运动服带给人稳重踏实的感觉，你这个班长成了我们全班同学依赖的大哥。只是万万没有想到，你这位大哥走在全班五十名同学的最前面，与我们四十九人阴阳两隔，听到你去世的消息，我震惊又沉痛，我手机里还保留着你发给我的最后一条短信，日期是你离开我们的前一周，你叮嘱我结交良师益友、鼓励我发挥潜力施展才能，在工作上精益求精。我明知你收不到了，但我还是给你回复了一条消息：“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流星之迅疾，浩气长存于寰宇。”你如果在天有灵，这也算是一丝安慰吧！

班长，追悼会那天我去看你了，我站在人群里独自唏嘘，感到与你从未如此接近，又清晰地感知我们我们渐行渐远，永不再可能一起谈天说地，欢乐如前。你静静地躺在水晶里面，车祸后重新造就的那张脸我已完全陌生，但我依然能感到你那种长兄的气息，在我偷懒的时候，你会严肃地皱皱眉说：“注意收敛，别作妖了。”这些我都记得。你在下雨的时候降下国旗，如同挚爱的珍宝般把那面旗帜拥在胸前，跑进寝室楼的时候全身都浇湿了，这不是作秀，因为除了站在教学楼二楼窗前的我，再没有别人看见。

学校挖排水沟里的垃圾，你干的永远是最脏最累的活，那天你刚从家里秋收回来，我知道秋收的活计是很累人的：收玉米、装袋子、再把袋子扛到车上、运回家、卸车、上玉米栈子，收工的时候往往只有拽猫尾巴上炕的劲了。可你在劳动的时候依然……班长啊……

许成哲同学，我对你的一生总结如下：好学上进、永不服输、长兄风范、令人折服、忠孝两全、正气凛然、七尺男儿、恒存世间！愿长兄走好，师妹哀念！

她这个妮儿不太听话

文/宋延明

今天，是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午饭后，我独自搬了一把椅子，放到办公室所在的二楼走廊上，手拿一本《元曲三百首》，坐在那儿没看几页，就有点昏昏欲睡了。

突然，身后传来很响的一声“老师好”。我吓得一激灵，赶紧坐了起来，扭头看后，心里就跟着烦恼起来。这个问候者，是我们班有名的“愣头青”，那个被我一手扶植起来的大班长——何艳花。

之所以看到她就会烦恼，是因为这段时间以来，她这个妮儿，许多时候不听话，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在班里“为所欲为”。

就拿不久前我撤换一个小组长那件事为例，我在班里已经宣布过了，那个小组长另换他人。可她这个班长呢，竟然说我这一撤换不合理，因此她也就不认账，在班里该怎样用人还怎样用人。

这事儿虽然都过去好多天了，但我不能不说还是耿耿于怀的。

“你有啥事儿快点说，别影响我休息。”我的语气，明显有点冲。我在心里想，就我那语气，她要是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情，肯定会扭头就走的。

可是，她站在我身后，笑声依旧的，开口道：“来与您交流交流，耽误您一会儿，盼您能开开恩，听我讲几句。”

我依然没好气，说：“有什么话快说，别啰嗦！”

她说到了我撤换组长的那件事。她说得头头是道。我虽然靠着椅背，两眼眯着，但听了她的一番解释，也就有些释怀了。因为，她说的很在理儿——那个组长，偶然迟到，作业没完成，问题不在于他，而是他家里那天发生了一点特殊情况，是我没做深入调查研究，错怪了人。

好嘛！最后还得我跟她认错道歉。

她依然一脸的笑。她说：“您是老师，俺咋敢让您认错啊。算了吧，只要以后您不再把俺当愣头青看，俺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说：“哪敢再说啊。你呀，可是咱们班的大班花呀！”

我这么一说，我们的大班长竟然一脸绯红，掉头跑走了。不过，她一边跑，一边还回过头来说：“不是真心话，不是真心话！”

那表情，逗得我哈哈大笑，昏睡的脑瓜也清醒了不少。

爷爷的眼泪

文/顾坚

奶奶离世这两年，爷爷变得很沉默，像霜打的茄子似的，一下子萎顿下来，愈见苍老了。为了缓解老人的孤独，父亲把家里 17英寸的彩电搬进爷爷房间，我们另买了一台更大的。可爷爷并不怎么看，天一黑就睡下了，早上却起得很早，拿个镰刀什么的去庄后垛田上，那里有他亲自种的菜畦，还有奶奶的坟。

自小爷爷就是我心目中的偶像。20岁时，他从朝鲜战场上拖着一条残腿回到了家乡，成了我们这方土地上的英雄。残疾并不妨碍爷爷当劳动模范，当农业社长，也不影响他赢取令人羡慕的爱情。爷爷很牛，24岁那年他娶回了奶奶——一个以手巧和美貌享誉四乡十八村的绣娘。

爷爷很快乐，闲时喜欢给村里的娃儿们讲战斗故事。他经常说起炸伤他右腿的那次战役：美国的飞机撂豆子似的扔炸弹，他耳朵震出了血……一枚榴弹炮弹飞过来，带着尖利的唿哨，他听不见，班长从背后一下子扑倒了他。爷爷的腿中了弹片，而班长他……

每当说到这里，爷爷就停下来，沉默。望天。好长时间。

这几日爷爷挺反常，每晚看电视到很晚，有时白天也看。父亲说，最近为纪念抗美援朝，电视里放了大量老片子，他这是在怀旧呢。昨天半夜里我竟听见爷爷在房间里抽抽噎噎地哭，连忙爬起来，悄悄走进他的房间。见我进来了，爷爷忙用毛巾揩揩脸，示意我坐下，叹了口气说：“人老了，念旧。你奶奶走两年多了，我也快了……我这辈子值呀。可这阵老是寻思着对不起老班长——我比他多活了好几十年啦，老班长可是订了亲上战场的……”爷爷念叨着，眼泪又流下来了。

今天一早，我和爷爷上垛子，烧纸。一叠给奶奶，一叠给老班长——我爷爷终身铭念的战友和恩人，他叫王保男，兴化人氏……

我的初中班长

文/我鑫坚强

我的班长是一个好小伙子，为人直爽，善良，爱帮助他人，而且他还有一个远大而伟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国医大师，还有就是要到西部去，死后把自己的器官捐给需要它的人。你们的初中班长有这么多的理想吗？

他身高175厘米，不胖不瘦，很匀称。如果你们和他在一起玩的话，一定会认为他很好的。虽是脸上有一些点缀，但我还是看的过去，他却认为很难看。天凉的时候总是喜欢戴着个帽子，别人问他为什么老喜欢戴帽子啊。他总说：“怕风吹的头疼，暖和了就不戴了”.

他有几个最好的朋友，其中我就是他的知心朋友，什么事都和我说，当然我也不反感。

他还是个两面人物，在家里，安安稳稳的，偶尔也活跃，但是在同学和朋友面前他总是那么活跃，看不出一点点的斯文来，有时还很抑郁啊。他的性格可以用颜色和天气来形容，红色的他显得很热情；黑色的他显得很冷酷、让人难以捉摸；蓝色的他显得很沉静、很理智。应该说他变脸比翻书还快，很好玩的哎。

我的班长很有自己的个性，总是做一些与别人不同的事。有时，还写一些别人看不懂的东西，他说这样他会很好受的，用笔来诉谈人生嘛，呵呵，很有趣吧。还有些事就说了吧，他交朋友了，在那过程中又变了一个人似的，那段时间学会关心女生了，很不错的，那段时间我看到他很高兴，因为又有一个好的朋友和他玩了，朋友多了好嘛，你们说呢。

他有一个让他很难尽快解脱的病症，那就是胃病了。只要是他的朋友、老师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有胃病的，他疼起来有时候叫一叫，但他总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疼的他那个汗啊啦啦地流，疼的不行了就用拳头猛敲桌子，在座位上打滚，也许这样他会释放一些痛苦。看到他这个样子我都很心疼的，我多么想去替他分担一些痛苦啊，好让他好受一点，可是没人能帮他啊。没办法，只有打电话叫家长了，他的家长不知道来了多少会了，比捣乱的那几个学生家长来的次数都多，同学们都认识了，我都和他家长都已经很熟了，每次走我都替他收拾书包，他家长还说“哎，这个孩子不错”.虽然心里很高兴，但是看见他那么痛苦我就更加难受了，他疼啊。看了好多医生，吃了好多药，还是不能让他的胃好受些啊。他有一次写作文写的就是他的那个胃，你知道什么题目吗，说出来你会笑的，叫“单纯的胃”很可笑吧，他写的他自己也笑了。

我的班长小学、初一到初三是一年一个样啊。小学的时候他很内向的，也很胆小，一句话也不说，都是别人主动给他说，有个女生喜欢他，他都不好意思看她，见了还躲着，你们知道内向了有时候是很不好的。但是上了初中以后就变了个人，变的相当活泼、外向了，有什么说什么，有时候上课时还说话，好像要把小学时的话全说了，总是抢着发言，老师还没有问完呢，他就回答了，更有些时候也搞些笑话出来，同学都笑的人仰马翻的，笑的肚子都疼了。呵呵，现在想想他初一时真可爱啊。初二呢，我们班和另一个班合并在了一起，人数有60个左右，他都管不过来了，他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变的厉害了，说他们要是有不听的就是一顿骂，有时候还气的打他们捣乱的同学呢，我看见他的表情那是相当可怕啊，说笑话，鬼见了都吓跑了，那叫个厉害。上了初三他就又是一个人了，正个人好像变的抑郁了，我看他啊就是有了抑郁症了，心情总不好，吃饭、睡觉都不好，做什么都没有兴趣。有时候他的朋友关心他，他就骂他们，我看到好伤心哦，怎么会这样啊，变的太厉害了，我都不敢认了，他总喜欢一个人在那里发呆，有什么也不和我们说了，我心里也孤单了下来，我们只有默默的看着当年那么活泼可爱的班长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后来他慢慢好了起来，试着和朋友谈开自己的“心”了，把他想说的话说给我们听。他的笑容在他的脸上又展现了出来，那颗温暖的心又动了起来。

我们毕业了，他没有考好，他难过几天，不过他很好的解决了。考完以后他看了很多有关中学生心理教育和发展的书籍，他在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看过了书以后他有变了个人，他不抱怨了，不生气发火了，很好的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开心快乐的过着每一天，直到现在还是那么的开心、快乐。

我期待着能和他在一次一起玩耍。那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了，我想时间不长了，这一天很快就会来的。我永远的祝福他，支持他。

班长加油 come on!

那年当兵到边陲

文/刘昌宇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每当听到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时，不由就会想起曾经在西北边陲当兵的岁月。

十八岁那年的冬季，怀着对绿色军营的向往，我告别父母，踏上西去的列车，来到了祖国的大西北——新疆，成了一名光荣的野战兵。

我所在的连队在奎屯县的大漠深处。这里人迹罕至，气候条件极为恶劣，每年的十月，大雪就会如期而至，直到第二年的三、四月间雪才会融化。更为恶劣的是，这里几乎寸草不生，夏季毒花花的太阳照在戈壁滩上，气温足有四五十度，而到了冬季，室外温度常常至零下三四十度。

刚报到的第一天，正碰上连队野外拉练。虽然在新兵连训练过三个月，但一下连队，15公里的急行军、20公斤重的负荷，还是让我筋疲力尽，浑身像散了架似的痛。晚上，洗过热水澡后，班长一边为我挑着脚底的水泡，一边跟我讲部队的光荣传统，热切地鼓励我扎根边陲，当好祖国的坚强卫士。

部队生活锤炼了我。记得刚下连队，在一次军事素质测试中，3000米长跑，我刚跑了不到400米，就气喘吁吁中途放弃不肯再跑了；在50米手枪速射中，也以零环的成绩，“震动”了全连。于是，连首长连夜开会，专门指定班长带我这个“城市兵”。班长一方面带着我勤练军事业务，另一方面给我找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名著，让我向保尔看齐。看罢全书，保尔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感染了我，那一刻，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迎难而上，苦练军事素质，决不给连队抹黑。此后，我一切从零开始，踏腿、走正步、实弹射击、野外拉练，逐一过关，不断地挑战自我。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我的奋起直追，军事素质突飞猛进，终于在年底的军体比赛中，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被评为“优秀士兵”。

部队生活是艰苦的。每天，当黎明的曙光刚从地平线上升起，我们就会在嘹亮的军歌声中开始一天的晨练。半个小时的晨练之后，吃过早点，战士们又会在班长的带领下，骑上战马，巡逻在辽阔的军戒线上。按部队纪律，巡逻来回40公里，不论风霜雨雪，无论中途发生什么变故，都必须当天赶回连队。记得当兵第二年的夏季，天气出奇的热，那天，和战士们正行进在茫茫戈壁滩上时，我突感不适，猛地从马背上一头栽了下来！想不到的是，随身携带的水壶也被受惊的战马一脚给踏破了。班长一边掐着我的人中，一边脱下军帽，为我扇风。当我吃力地睁开双眼时，班长赶忙拿起自己的水壶，为我一口一口地喂水。一路上，正是靠着班长的那壶水，让我战胜了暑热，并且在子夜时分，与战友们一同赶回了连队。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四年的军旅生涯结束了，在退伍晚会上，当我们这帮老兵深情地唱响“送战友，踏征程……耳旁响起驼铃声……”这首熟悉的旋律时，想起即将挥别祖国的边关，即将与亲爱的战友话别，堂堂七尺男儿，个个都眼含泪花，相拥而泣……

光阴荏苒，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不论生活中是面临顺境还是困境，我还时常会想起那段当兵的历史。它既是一份荣耀，更是一种责任，常常激励着我不甘人后，以兵的勇敢和顽强，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书写着平凡而坚实的人生。

“掌门人”

文/小不点儿

1970年11月深秋，我从武汉来到昆明参加工作，在昆明工程二大队202分队当了一名学徒木工，结识了一位木工班班长。

班长叫陈思华，是个地道的武汉人。陈班长讲着一口留利的武汉话，可能是因为我在武汉生活了多年，听惯了武汉话，初到昆明不会讲昆明话，所以对陈班长的武汉话感到十分的亲切、顺耳。而对昆明话里的一些词语感到很别扭、费解，甚至有些根本就听不懂，譬如，昆明话里总爱带“嘎”的音，我就不知道它到底准确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而陈班长对我们讲“么思、么思”这样的武汉话，我们就知道表达是“什么、什么”的意思。 “你今天做了么思啥？”我们就知道这句话意思是：“你今天做了什么呀？”初来乍到，有陈班长这一口武汉话我们一下子没有了生疏，距离拉近了许多。陈班长个子不高，但显得很墩实、健康。平时穿一身灰蓝的劳动布工作服格外精神，临近五十，已到了天命之年，脸上的皱纹像核桃皮皱皱巴巴的，显得有些苍老，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清澈明亮，当他注视你时，犀利地目光让你根本无法躲闪，甚至有些害怕。每天早上分工时，讲话的声音洪亮高亢，没有一点费话且精准到位，一天的木工活计总是安排的井井有条。

1970年，202分队承担了小石坝机车修理厂的厂房新建以及昆明铁路局党校、技校的房建生产任务。大量的木制门窗和混凝土木摸任务很多，这些工作都由木工班负责完成。班里不到三十个人，都是1966年从武汉、郑州等地调入昆明支援“三线”建设的铁路职工。陈班长就是我们的带头人。当时工人的技术等级实行是八级等级制，陈班长是班里唯一的一个六级木工。这个等级，就是在整个工程二大队的木工班里都是凤毛麟角，技术高、业务精自然是班里的翘首。平时经常见陈班长和工程技术人员在放大样现场摊开图纸指指点点的研究工作，讲的头头是道。木工房里，陈班长在码得高高的木料前，耳朵上夹着一个红色的木工铅笔，用长长的三角尺根据图纸尺寸画线，看着木料上那条垂直细黑的直线，班长就像一个木工“裁缝”，灵巧的双手拨弄的那么娴熟，成批的木制门窗在他的手里描绘、加工、成形，引得我们十分的羡慕和从心底里佩服。陈班长就是我们的“掌门人”。

那个年月，分队木工班的木工机械都是简易的 “土机械”，如土电锯、土电刨、土电钻等，但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没有这些“土机械”还真不行，大量的木门窗制作，单靠手工制作其效率是可想而知的，譬如，圆木成板材必须用电锯，木板的刨光只靠手工是不行的，而那时，由于国家木工机械的制造能力还没有赶上先进发达的国家，在分队这样的最基层现场，基本看不到比较先进、安全、规范的木工机械，必须由广大职工开动脑筋，进行技术创造，制造一些简易的机械工具，借助这些“土机械”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当时，制造一些土机械、土工具，不但在木工班，在其他班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平日里，陈班长热衷技术革新，是一位热心人，班里唯一的一台木工电刨就是班长带领大家搞起来的，有了电刨，工作的效率大幅度提高。

我们刚到木工班伊始，看到木工房里的那个简易电刨，我们对它即充满着好奇，又充满着惧怕。简易机械电刨的刨刃转轴转速飞快，一分钟几千转，电刨平台上面的中央处，有一条大约十公分宽的长长开口，锋利的刨刃就在这个开口处显露出来，就像“老虎”张开的大嘴，闪着渗人的寒光。当木料通过开口时，锋利的刨刃触碰到木料，立马发出“劈啪！劈啪！”的炸耳声，和马达的“隆隆”声混在一起，卓识让人害怕。坚硬的板材只要通过这个开口，即刻被它一层一层如同削皮一样，削的平整光滑，那种场面，即壮观又兴奋，同时内心又恐怖极了。心想：电刨虽然提高了效率，节省了人力，但这危险性也太高了。

也就是这个电刨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给陈班长也带来了一个恶运，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记得那是在1971年的六、七月间，车间里，木制门心板在全体师傅的努力下，经过拼缝粘连工序后，在木工车间堆积如山，就剩下刨光平整工序了，车间里只有一台简易电刨，师傅们每天都在电刨上操作。一天下来，大量的门心板在师傅的手里刨得平平整整，厚薄一致，摆放的整整齐齐，一摞一摞的有一人多高。电刨的上面，锋利的刨刃飞快的高速旋转，电刨下面的刨花堆满了一堆又一堆，堆满了清理，清理了又堆满。

这天，班长布置完一天的工作，带着大家进了木工房，看到胶已经干透的门心板在木工房里横七八竖地堆积成了小山，等待着电刨的加工。心想：今天的工作量比昨天大很多。自己亲自来吧！要加把劲哩！随即，班长走到电闸箱前面，合上了电闸，电刨立刻发出震耳欲聋地吼叫声。班长把一快带着坚硬“木结巴”的门心板平平地放在电刨的台面上，刨刃碰到“木结巴”，门心板在电刨上震动的十分厉害，在台面是上下跳跃，班长两手紧紧压住木板。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木板上的“木结巴”突然被刨刃打飞脱落，露出一个洞，而班长左手的三个手指正处在这个洞中，已经来不及了，下面就是旋转飞快的刨刃，上面就是班长的手指，刹时，“咔嚓”一声，班长的三个手指被电刨“咬”断了。…… 在一声残叫声中人们立刻关闭了电源。只见班长痛苦地从刨刃里抽出左手，强忍着钻心的疼痛，血淋淋的鲜血染红了手掌，滴落在班长的衣服上，人们纷纷地跑到分队办公室电话机旁向120求援。这时，分队医务室的医生也赶到了。混乱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赶快把断指带上！”随即，一群人又赶快朝木工房电刨处跑去，在电刨下面的刨花里翻找断指。……

到医院后，经过医生的紧急处理，没有生命危险，但遗憾的是三根断指因为分离的时间太长未能接上。给班长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这次事故，在我们心里留下了恐怖的阴影，一到木工房，看到那个电刨就发怵，尤其是目賭电刨上那个张着血盆大嘴的刨刃，电刨咬断班长手指的情景就会浮现在眼前，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立，浑身就会起鸡皮疙瘩。

大约三个月后，班长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当我们再次看到班长时，他的左手裹着紧紧的绷带，绷带挎在班长的脖子上，耷拉在胸前，晃来晃去，内心的崇敬之心，悠然而生。在一天的分工会上，班长和以前一样，声音还是那么洪亮高亢，精准、到位。安全意识强调的更加突出。班长操着他那流利武汉话说：“怕么思啥！不要因为我出了安全事故，大家都胆战心惊，不敢使用电刨，灰心丧气。只要大家从我的这次事故中汲取教训。工作中经常想起我的那三根指头是怎样掉得就行了。走干活去！”

阴霾散去，木工房里的电刨声、电锯声、电钻声再次地响了起来。……

2020/11/30

后来，听说

文/清荷淡淡

与伊初相识。

记忆里的小雨，还是那个学习成绩很好，却又很容易脸红的胆小女生，还记得，那时候的小雨总是有事没事都要跟在我的屁股后边，不管是去洗手间还是下课之后回家。我从小就是班长，也是个仗义不欺人的小侠女，而我和小雨的初识，却是源于我少有的欺负他人。

二年级的时候，刚开学那天，班主任破天荒的迟到了，我们班六十几个人都窝在教室门口等待着班主任的钥匙，大部分都是熟悉的面孔，本就在一个镇上，除却新生，其他的都是认识的。齐天跑过来问我：“班长，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去啊，都要升旗了！”,我也无奈，每个学期末都要把钥匙交还给老师的，如今才是第一天我哪里有钥匙开心呐！不理会齐天的取闹，我在教室门前的花圃坐着玩着手上的链子，“咻”,链子飞了出去，“啊，跑了！”红橡叫着，“看，在她那！”红橡手指一指，我便看到手链被一个女孩子拾起，放在手心把玩了一会就看向了我这，我盯着她，心里想着：“那是我的！”

红橡说：“我去帮你拿回来！”小孩子都是这样子的，红橡家和我近，一年级的时候和我同班，自然是亲近些，看到我的手链在别人手上，就嚷着说要帮我拿回来，生怕别人不还似的。我忙拉着她，“不用了，我去拿”。

我走过去，心里想着“她该不会不还了吧？”，嘟着她不肯还的心理，一走到她的面前我就说：“这是我的，还给我。”,她看了看我，又左右看了看，周围的都是老同学，大家看到我冲着小雨走去都瞧了过来，许是她被这阵势吓着了，哆嗦着说：“我又不是不还你！”“喏…”，说完快速递了过来。

我们是最好的姐妹。

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我和小雨会成为曾经最好的姐妹，怎么说呢，在大宝爷山顶上，我们扣天而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只愿此生情谊不变！”,那年我们六年级，临近毕业，我们都伤感着。很久很久之前，我们俩就知道，小学毕业以后我将还是留在这个小村子里，而小雨将随着她的爸爸到另一个城市去，生活和上学。自从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们便是数着日子过，跳绳和打石子是我俩最喜欢的活动，一逮着空隙我们便会玩，而且不变的是，我和小雨必须是一伙的。

曾经我们同塌而眠聊起初次印象的时候，小雨说：“银儿你真的凶极了，那天其实我超级害怕的。”,我取笑：“你怕啥呀，我又不会吃了你！哈哈。”“切，那是因为现在我认识你并且和你那么熟了才知道，那天我哪里知道呀。”“哈哈…”.

同塌而眠，我们唯一仅有的一次同塌而眠是在妈妈带着弟弟妹妹去深圳爸爸那里的时候，我哄着爷爷让小雨在我们家睡的一次，小时候的我们聊的无非就是谁谁谁学习最好，谁谁谁最得老师喜欢，谁谁谁最凶最讨厌，……

朗朗星月下，云儿安静地飘游着，夏虫不叫了，夜归的叔叔阿姨脚步也是轻轻的，我和小雨躺在床上，嬉笑着。

小雨曾经问我：“银儿你说我们会一直好下去吗？”

我使劲点头：“一定会的，你到了惠州之后要给我写信，我也给你写。”

“那你还会是班长吗？一直的班长！”

“那当然，我一直都会是班长的。你相信我。”

“我相信你！”

时间是把杀猪刀。

当我再次收到关于你的消息，钱斌告诉我，：“她在浙江读大学。”

那一刻我哭了，也许说泪流会文雅一点，只是你知道吗？我是哭了，使劲地哭着。

初中之后我们是那么地想念彼此，即便是一个星期一封信也难于满足我们思念，恨不得就像以前那样一起上学一起玩，每个周一一起升旗，一起检查作业。渐渐地，初三了，繁忙的学业让我们不得不暂停写信的频繁，一个月一次的问候，缓解我们的思彼之苦。然后我们终于高中了，因为离家在县城，父亲让我带上了手机，当我开心地把手机号码告诉你的时候你乐得不得了，你说往后我们就可以像以前那样子天天聊天了，我们再也不孤单了。

因为初次离家，因为我们都在一个陌生的新环境里，高中的我们学业紧张却也是活动相对多的，有学生会有英语角有班干竞选，虽有了移动电话，然而我们的联系却是越发的少了，少得有时候我都记不起来上一次聊天的日子是什么时候了。

那天上完体育课，钱斌告诉我，小雨和他拍拖了，小雨考上了浙江农林大学。我乐了，也哭了，原来我们真的好久好久没有谈心了。

时光远去，远到我只能看到我们的从前而不记得如今的你我，可还好，如初？

当我不经意地从别人口中得知关于你的，听着那些不属于我的故事，我会去猜想，亲爱的，你过得还好吗？人群里，我们紧紧相牵的双手骤然分开，渐行渐远，你转角，我绕了一圈，我们都无力，去改变，也唯有适应。

在另一条街道，你是否也听说，关于我的“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