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路上吆喝声

几十年匆匆而逝，童年的记忆已日渐斑驳，然而儿时因好奇、贪玩和嘴馋，至今对乡下生意人的吆喝声还印象深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走村串户做小生意，算是个不错的营生，至少可以贴补家用。

“麻糖——当当，麻糖呃——当当。”响亮的吆喝伴着扁錾与小锤的敲击声。听到这声音，我们嘴里的唾液快速分泌，总会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母亲，拉着母亲的衣角撒娇：“妈，我们要吃麻糖，我们要吃麻糖。”“一个小娃儿家家的哪这么好吃？不行！”母亲开始不同意。“哎呀，妈，就给我们几角钱嘛，我们一定听话，一定听话，快些嘛，不然卖麻糖的走了。”说着，把母亲的衣袖拽得更紧了。“唉，才好吃呃，拿去拿去！”经不起我们的软磨硬泡，母亲向我们乖乖投降。

麻糖呈米黄色，硬硬脆脆的，一遇水就变软，很多人买来放到泡菜坛子里，泡菜就更脆甜了，还能防止泡菜水生白花。

买得美食，我们总是细心品尝，从初入口时的脆硬，到之后的绵软粘牙，再到最后的香糯化渣，那股香味，至今还在唇齿间萦绕。有些孩子没拿到钱，瓜兮兮地守在旁边看敲麻糖，满眼的馋意。小贩忍不下心，也会给他们一小块，“是不是没钱，拿着，去吃吧。”现在街上偶尔还能看见麻糖卖，三四十元一斤，买来尝，却再也找不回童年的那种味道了。

“卖烧腊——卖烧腊哟！”隔三差五，这个诱人的女声就会在乡村的小路上响起，说它诱人，是因为又有牙祭打了。

那时，父亲在工厂三班倒，轮休回家，碰到这个卖烧腊的妇女，都会切点烧腊晚上下酒。一般都是猪头肉，还有卤制的索把肠，耳朵和猪蹄则很少，因为太贵。

晚饭时，父亲总会倒一小玻璃杯白酒，弄点地里的小菜，一碟油酥花生或者泡豇豆、炒胡豆，就着烧腊，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着桌子共享天伦之乐。父亲过世后，那种场景永远不再有了。那时，父亲总爱逗我：“来，幺儿，尝点白酒。”说着用筷子蘸了酒伸到我嘴里，辣得我小脸通红，大家开心大笑，后来我就晕晕乎乎了。

还有一对卖包面的夫妻，也是乡村路上的常客。他俩长着清瘦的瓜子脸，说话温柔，一般穿着褪色的灰白色或蓝色衣裤，但很整洁，女的留短发。母亲不擅厨艺，父亲上倒班很多时候不在家，每次这对卖包面夫妻来了，母亲就会买包面。于是两夫妻边包包面边和母亲摆“龙门阵”，我们就在一旁观看他们上下翻飞的熟练手艺，听他们和母亲摆那些家长里短的事。

乡村路上，少不了收破烂的吆喝声，抑扬顿挫：“有没得破铜烂铁，废书报纸卖哟——有没得旧胶鞋烂凉鞋卖哟——”那时无法修补的铝锅、铁锅，短截截的铝铜线，烂鞋子的塑料底和橡胶底，都可以论斤两换成钱。最贵的是红铜之类，一两块钱一斤，废书报几分钱一斤，铝制牙膏皮一两分一个。记得我们村小还搞过勤工俭学活动，老师叫大家捡废品换钱，因此，家里的破东烂西曾被我们扫荡一空。虽然只能挣到几毛或块把钱，但是我们还是欢喜得手舞足蹈。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些商贩还用瓷碗或高压锅等换购粮票、国库券。他们担着货品，边走边吆喝。碗的品质决定换购的价钱高低。记得用国库券换高压锅，商贩们还要手把手地教村民使用，以免食物装得太满或喷嘴堵塞造成蒸气压力太大而发生安全事故。我家用90元国库券换的“海山牌”压力锅，用了好多年。

那时农村很穷，很多东西烂了修修补补继续用。“修伞补鞋哟”“补锅儿罐儿咯”，这些此起彼伏的声音，在乡间小路上随风飘荡。

修补行业最有趣的要数补铁锅了。补锅匠总是黑黢黢、脏兮兮的，常常戴着袖套，围着围裙。补锅的工具包括一个坩炉、一个长方体木风箱，还有一把火钳。补锅时，先要生火炉，上面放煤块，不停地拉风箱。之后用火钳夹取适当大的生铁块放到炉子内，铁水熔化顺着炭块缝隙漏到炉底，用铁勺接住立即贴到锅底的破洞处，右手飞快地用专用擦布擦拭，一阵青烟过后，铁水与锅底完美结合成铁疤。整个过程不能耽搁久了，不然铁水冷却凝固不好操作。锅补得好坏还得用时间检验，补得好的，可用很多年。

记得有一次看补锅，一个小伙伴觉得新奇好玩：“爷爷，我帮你拉风箱，我力气大，保准得行。”补锅老人说：“你不得行的。”“让我拉，让我拉嘛！”“好，你拉嘛。”补锅老人笑着答应了，结果这调皮蛋没拉几下手就软得不行，败下阵来，惹得大家一阵哄笑。

补锅的价钱最初是几分钱一个铁疤，后来也就两毛左右，再后来补锅的生意就渐渐少了，因为生活条件好了，锅破洞了直接换新。

乡村路上小商贩的叫卖声，乡村手艺人走村串户的身影，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这些早已消失的营生，是童年的记忆、家乡的记忆、时代的记忆，更是普通劳动者勤劳善良的写照。